汪孟邹与亚东图书馆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觉醒年代》剧中，“绩溪”和“绩溪人”成为高频词，以胡适、汪孟邹、汪原放、汪静之、章衣萍等为代表的一批绩溪青年才俊，站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中央，成为启蒙引发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亚东图书馆是一个给中国出版界带来新鲜血液的出版社，是一个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惊涛骇浪的阵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策划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是20世纪绩溪人与徽州人的骄傲。

说起亚东图书馆，就不得不提它的创始人——“辛亥老人”汪孟邹。

汪孟邹（1878—1953），出生于绩溪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祖居城内白石鼓，1901年，随胞兄汪希颜到由张之洞创办、旨在培养军事人才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深造，通过胞兄认识章士钊、赵声（赵伯先）、陈仲甫（陈独秀）等人。1903年，在业师胡晋接支持下，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开办芜湖科学图书社，源源不断地往徽州输送新教科书、教学用具和新思想，让一代代学子受益终身，那时徽州六邑城乡的书店和学校，随外可见其代销点，令人赞叹。图书社因努力推销新文化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书刊而声名鹊起，进步人士常到书店交流思想、讨论时局，一时成为传播新文化、交流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为开启民智，陈独秀于1903年来到芜湖，白天在赭山皖江中学和安徽公学任教，晚上在科学图书社小楼潜心编辑。1904年3月31日，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的第一期《安徽俗话报》问世，这是辛亥革命前安徽出版的第一种革命刊物。陈独秀曾为之题写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1922年创社20年之际，胡适、陶行知分别题词“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赈济了二十年学术的饥荒”。令人遗憾的是，芜湖科学图书社于1938年毁于侵华日军之手。

辛亥革命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一些朋友劝说汪孟邹，以他和仲甫先生的关系，何不去找找他，在都督府谋一个差事，也不枉朋友一场。出人意料的是，陈独秀却要汪孟邹到上海开书店。这么做看似有些不近人情，其实，陈独秀心知南北不和、政局动荡之下，为官并不是一件安稳的事。20世纪初，上海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桥头堡，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与传播中心，动员汪孟邹去上海，也是为了拓展一块至关重要的宣传阵地。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1913年春在上海惠福里开办了亚东图书馆（科学图书社申庄），后又迁到棋盘街平和里，1914年春，又从平和里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

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形势急剧变化，袁世凯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将陈独秀列为“要犯”，通缉追捕，并抄了他在安庆的家。陈独秀辗转来到上海，受经营状况、时局等因素制约，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步履维艰，一直离不开狭窄的弄堂，陈独秀多次劝说汪孟邹将书店迁出弄堂：“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走出弄堂上马路！”并与汪孟邹商量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因当时亚东承印章士钊的《甲寅》杂志，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没有力量做，但汪孟邹出面协调，通过自己在业界的关系，向陈独秀推荐同行老友、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由群益书社出版。

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力荐之下，陈独秀北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给亚东图书馆带来新气象：经陈独秀推荐，亚东图书馆经销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和国内一些知名学者杨昌济、钱玄同、梁漱溟等人的著作，《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以及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也都由亚东图书馆经销。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可谓名利双收。特别是《新青年》得到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受景仰的知名人士撰稿，增强了可读性和吸引力，风靡上海，甚至出现青年学生抢购《新青年》的壮观情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藉此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陈独秀是亚东图书馆的常客，甚至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亚东图书馆还首次出版了由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10多部古籍名著，开创了我国标点出版古籍的先河。鲁迅曾说：“我以为许多事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鲁迅：《华盖集续编》）

五四运动后，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如恽代英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等，经陈独秀介绍，许多书社与亚东建立了业务联系。1920年7月，毛泽东继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旨在经销推介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等职，经常往来湘沪之间，通过陈独秀认识了汪孟邹。毛泽东与亚东图书馆有过一些往来，他曾经拿着陈独秀的担保书亲自来到亚东图书馆联系，赊了300元的图书，并立有字据。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革命青年接受了进步思想，如陈乔年逐步抛弃原来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汪原放与陈延年、陈乔年相识、相知后，1925年，经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图书馆中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1927年初，汪原放应民国日报社总编高语罕之约，去武汉任该报编辑，后又秘密接替张太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亚东图书馆也就成了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1936年重印《新青年》合订本（第一至第七卷）。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左起，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一生挚友，相互扶持，陈独秀曾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早年在上海求学期间，按照父亲安排，每月都到亚东领取微薄的生活费。1927年6月，因叛徒告密，陈延年被捕后给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汪孟邹找到胡适等人，尽管设法营救但以失败告终，7月4日，陈延年被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杀害。次日，汪孟邹得知噩耗后如五雷轰顶，晕厥瘫倒在椅子上。1927年底，陈乔年出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6月6日被杀害。

1922年4月，芜湖科学图书社创设20周年之际，陈独秀这样评价：“二十年前，孟邹以毫无商业经验的秀才，跑到芜湖开书店，实是盲目的行动……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思想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无人格的事，还可以对得起死友，书此以志芜湖科学图书社廿周年纪念。”（汪无奇：《亚东六录》）办《新青年》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可陈独秀拿来和亚东图书馆相提并论，可见汪孟邹在陈独秀心中的分量。

历史的天空中，群星璀璨，其中也有亚东先贤闪过的光芒。1953年2月13日，亚东图书馆停业，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在存续的40年间，亚东出版过300多种书刊，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独秀文存》和高语罕的《白话书信》最为畅销。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写道，1934年，亚东图书馆在国内大部分省份和美国纽约、日本东京及新加坡等城市有180多处代售处。除了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章士钊和陈延年、陈乔年等名士，亚东图书馆与当时为数不少的革命家以及文化界的一些著名人士都有着频繁的接触与往来：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领导人，1922年，翻译了《国际歌》，将自己的《文存》编好后一包一包交由亚东出版发行的瞿秋白；《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翻译者陈望道；留学美国回国后积极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教育家陶行知；参加过广州起义、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朱执信；在新文化运动中因反封建专制与陈独秀齐名的英勇斗士吴虞，等等。

1950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时，特邀代表汪孟邹因年老体弱，不堪旅途劳顿未能成行。1953年，汪孟邹病逝于上海。历史没有忘记他。2011年版《绩溪县志》介绍了汪孟邹一生的业绩；2021年热播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更是重现了“亚东图书馆”的招牌，再现了汪孟邹的“形象”，这或许正是对汪孟邹为中国出版事业奋斗一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