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与中国赤十字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最先筹组医疗队前往武汉战场进行救护的，就是闻讯即时发起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其在当时开展的战地救护工作成效卓著。

仓促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

张竹君（1879—1964），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她从小接触西学，毕业于广州夏葛女医学堂，早年信奉基督教。从医的张竹君思想开放，常常发表演说，批评时政，鼓吹维新思想，遂有“女界梁启超”之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时死伤无数，当时在上海开办医院与女校的张竹君，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为赴前线救援伤员，便发起成立赤十字会。

在赤十字会成立之前，中国已有大清红十字会，即由原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组而成的官办红会，因体制僵化而运转不灵。上海绅商沈敦和非常不满红十字组织的官方化，遂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派出3支救护医疗队奔赴前线，在汉口等战地成立野战医院。这样，除了总部在北京的大清红十字会，1911年10月的上海，出现了两个红十字组织：一是张竹君发起的、成立于10月19日的中国赤十字会；一是沈敦和领衔的、成立于10月24日的中国红十字会。

当时，张竹君已是上海滩知名的西医大夫，广泛的社交网络，为她组建中国赤十字会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仅仅经过两天的动员，就获得成立赤十字会的足够资金。1911年10月19日，赤十字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张竹君报告赤十字会发起缘由、宗旨，宣布草章，并决定先派医疗队至汉口设立总机关，再由上海会董迅速筹款准备后援事宜。

由于“急于出发以救同胞”仓促成立，赤十字会来不及登记注册，甚至连正式的章程也来不及制定，只暂定《中国赤十字会临时章程》。该临时章程共8章21条，对宗旨、会员及入会规则、职员、事务所、经费、出队、装束及记号、输捐及劝募等作了原则规定。宗旨强调，“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充分体现赤十字会的人道精神与中立原则，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赤十字会的成立，在上海滩引起强烈反响，张竹君因此成为令人敬仰的人物。10月20日，《申报》报道张竹君成立中国赤十字会的消息。次日，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茂即在《申报》上刊登致张竹君的公开信，对她的义举大加赞赏，将她誉为“南丁格尔”。张竹君与南丁格尔确有相似经历：出身于富有家庭，献身红十字事业，终生未嫁……从张竹君身上，可看到南丁格尔的影子。项松茂把张竹君视为“南丁格尔”再生，正是对她开创精神的赞赏与折服。在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张竹君之举的确出人意料。

耐人寻味的“赤”“红”口水战

武汉战地救护事宜刻不容缓。1911年10月24日，张竹君召集赤十字会会员男女120多人（其中女会员54人，内有医师14人、看护40人）作为救护团，随即亲自带领救护团从上海出发，坐船赶往武汉前线去救死扶伤。

10月26日，张竹君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张竹君致沈仲礼书》，语气激烈地攻击沈仲礼（即沈敦和）。沈敦和也是上海滩的名人，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就组织了红十字相关机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被普遍看作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改组大清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同样宣称要到武汉前线提供人道救援。没想到，张竹君会对他个人及他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发起凌厉攻击。公开信中，张竹君指责沈敦和一再改组红十字会，无非是为了掩饰私吞善款的贪赃行为，要求他将全部账目公之于世。

这篇激烈的檄文发表时，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成立才两天，见报这天，张竹君本人也已离开上海两天，正率领她的赤十字会救护团开往武汉。此时，武汉起事的革命军与清军正在激战，双方死伤不少，正是最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

面对张竹君的攻击，沈敦和选择在两天后的《申报》上发表题为《沈仲礼驳张竹君女士书》的公开信进行回应。沈敦和驳斥张竹君的指控，声称自红十字会成立以来，他本人一直没有经手任何公款，否定自己搜刮钱财，但也同时承认并未及时向捐款者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张竹君咄咄逼人的发难，并未让红十字会的信誉受损。

吊诡的是，张竹君似乎也无心恋战，在对沈敦和突然发难后，便偃旗息鼓了，这场“赤”“红”口水战几乎迅速烟消云散。

张竹君为什么要突然向沈敦和“开炮”，而后便即刻停止，沈敦和以为是出于私怨：8年前，张竹君曾要求沈敦和领导的万国红十字会派她赴东北救护伤员，但沈敦和最终没有给她任务，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但有研究者认为，张竹君另有大图，通过炮打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树立中国赤十字会的主导权，从而掩护革命党人进入武汉战地。

陈家新主编的《中华女杰》（近代卷）称，10月24日晚，由会长张竹君领队，赤十字会救护团乘坐“瑞和”号轮船，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前往武汉。人们后来才知道，在张竹君率领并开往武汉的赤十字会救护团中，确有4名并无医护执照、使用化名的“男女医生”，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党人，而且其真名个个如雷贯耳：黄兴、宋教仁、陈果夫、徐宗汉（黄兴的夫人）。其中，黄兴乔装成救护团队员，徐宗汉则充当看护妇。

出色护送黄兴等人抵达武汉前线

黄兴等人能平安、迅速赶到武汉前线，尤其是黄兴能顺利接掌武汉革命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归功于张竹君利用赤十字会旗号的出色掩护。

对于10月10日的武昌暴动，革命党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起义军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急需尚在香港养伤的黄兴坐镇指挥；黄兴自己也想尽快赴武汉。不过，在当时，黄兴是被全国通缉的“要犯”，根本无法通过清政府的关卡检查，从陆路和水路均不易直达武汉。徐宗汉知道好友张竹君在上海是有相当信誉的社会活动家，就请她帮忙。张竹君爽快地提供赤十字会通道，便成为黄兴他们赴汉的最佳选择。

根据国际惯例，红十字会在敌对双方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这样才能获得交战双方的安全承诺，在战区获得相对自由的通行权。在张竹君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大运作开始了，时间节点拿捏得恰到好处：10月17日，黄兴等人离开香港，辗转赶往上海；次日，张竹君在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10月19日，召开赤十字会成立大会；10月24日，黄兴等人抵达上海，当天，赤十字会救护团就从上海出发，开往武汉；10月26日，上海《民立报》发表《张竹君致沈仲礼书》；10月28日，在赤十字会旗帜的掩护下，黄兴等人平安地通过了清政府设立的层层封锁，顺利到达武汉。

究竟是为了掩护黄兴前往武汉领导革命而发起成立赤十字会，还是黄兴夫妇正好借赤十字会而得以乔装，其因果关系无法得到确认。一种看法是，张竹君发起邀约中西人士成立赤十字会，并即刻组织救护队前赴武汉服务，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掩护黄兴等革命党骨干开赴前线；同时，张竹君对沈敦和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公开诘问，也只是为了将水搅浑，以便暗渡陈仓。

另一种看法是，张竹君发起成立赤十字会以及相关的所有行为，主要目的是一场人道救援行动。当时，张竹君听闻武汉一带伏尸遍地、江水为赤的惨状后，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医生的天职，所以发起成立赤十字会。这更符合张竹君的性格和她对人道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而张竹君带领赤十字会救护队在武汉前线奋不顾身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奋不顾身的救死扶伤

张竹君率领男女会员百余人于10月28日抵达汉口，此时，两军正激烈交战，街上的行人已逃避一空。正当张竹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红十字会的马医生闻讯赶来，说现在伤者极多，非常欢迎他们的到来。在马医生和一名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张竹君他们找到栖身之处，并以美国圣经书会（圣公会）为事务所，准备治疗事务。

这时，军政分府（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临时地方政权机构）派人前来，请张竹君诊治受伤的某标统，不过伤者在2.5千米之外。张竹君过去在上海出门通常是乘车或坐轿，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但这时她二话没说，拎起药箱就走。沿途疮痍满目，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张竹君边走边为伤员包扎，并让人把受重伤的人送往圣公会医治。光这一路，她就已救治30多人。从军政分府回到寓所，又有50多名伤员在等候诊治。张竹君正在为人疗伤之中，税务司派人来，邀她一行到邮政总局开办临时医院……就这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张竹君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奋力救死扶伤。

在救伤过程中，张竹君几次遇险，险些送命。那时的清军不容许医生治疗革命军人，而且痛恨张竹君的人道主义宣传，严密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多次企图暗算她。11月10日，张竹君在汉口一偏僻码头登船去武昌时，清军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7枪都被她躲过了。

更惊险的事发生在11月15日，当时张竹君率赤十字会人员去汉阳救护伤员。因连日过度劳累，张竹君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往。虽然队员们佩戴着赤十字臂章，队列前后都有赤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浮桥时，清军向他们的队伍开枪，甚至朝着张竹君乘坐的轿子开炮。幸亏轿子旁一位姓温的医生在炮弹呼啸声中猛然将轿子推倒在地，张竹君才幸免于难。

11月23日，清军突破革命军防线，直逼汉阳，那里的医护人员仓促撤回汉口。当得知尚有百余伤员未转移时，张竹君当即赶赴汉阳，设法借到一小火轮，将伤员撤到船上，往汉口运送。此时战争仍在继续，沿途炮火纷飞，险象环生，当船抵达汉口码头时，岸上聚满了迎接的中外人士，对张竹君冒死救伤的英勇行为一致表示钦佩，甚至为之动容。

值得称颂的是，在武汉救护行动中，赤十字、红十字虽分属不同机构，但两家救护队却相互协助，不分彼此。大家目标一致，心愿相同：尽可能多地救治伤员，共纾国难。在行动中，双方互相配合，绝不因张竹君、沈敦和之争而相互推诿，共同谱写了一曲人道主义赞歌。事实上，红十字、赤十字在伤兵病民眼中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样的“红”十字。张竹君深有感触地说：“一见到‘十字会’三字，频送受伤者来。”（《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载《申报》1911年12月30日）

功成身退

在武汉救治伤员的近两个月里，张竹君每天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赤十字会的男女医士及看护员也任劳任怨地救治和看护伤病员，常忙得顾不上喝水吃饭。武昌起义期间，赤十字会在汉口、汉阳两地救护受伤战士1300多人，受到人们交口称赞。事后，《民立报》专门刊文评述赤十字会在武汉战地的救护业绩。这一时期，《申报》《神州日报》《妇女时报》等报刊，也对赤十字会壮举进行连续报道，称赞张竹君“热心办事，可为中国四万万人模范”。

值得一提的是，张竹君的救护团一共有队员123人，其中女队员多达54人。在那个年代，她们敢于抛头露面参加救助伤员的行动，堪称开创了男女平等的先河。救护团队员以救人报国为己任，皆不支付薪水，就连伙食费等都是由队员自理。医疗物品、药品等都是在张竹君筹来的2500元善款中支付，从中可见他们的觉悟和为革命效力的决心。

11月30日，在一次手术中，张竹君的左手被划破，伤口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再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因两手尽肿，两军适又停战，12月初，张竹君在好友劝说下，决定先行回到上海，一方面因自己力不能支需要休养，另一方面也要采买冬装和药材等物品。

12月14日，张竹君到达上海。听说张竹君回来，上海各界人士以对待英雄凯旋的隆重仪式，在张园举行盛大欢迎会。张竹君身着革命军军装，就组织救护队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之事发表演说。最后，她声称自己决心投身革命军，不日再到武昌，随营出征。不过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南北停战议和，张竹君中止此行。

回上海后的张竹君，与新闻界的互动十分顺畅、娴熟，各报纷纷连载她有关前线战况和伤病救助的演讲。意味深长的是，张竹君除了大谈前线，再没有提起对于沈敦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任何指责。

战争的疮痍让张竹君更体会到救助、看护的价值。1912年3月1日，她在上海倡设女子看护学校，学制3年，招考16岁至25岁的学生，通习最新看护理法，兼学产科。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27日，历时半年的赤十字会功成身退。《申报》报道说，“上海医院为取消临时赤十字会事，特开大会，由院长张竹君女士报告临时赤十字会经过之历史，又由院董李平书君略述筹措经费之不易”（《上海医院开会记》，载《申报》1912年4月28日）。赤十字会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其善举弥补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力量的不足，扩大了救护范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张竹君在武昌首义的关键时刻立下汗马功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授予她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荣誉之下，她选择继续在上海重操旧业，从事医疗、慈善事业，并且此后韬光韫玉。1964年，88岁的张竹君在上海走完了她充满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