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山与“汉中密约”

王宗山（1897—1977），国民党早期骨干人物。20世纪30年代初，王宗山作为陕军第三十八军高级参议，辅助军长孙蔚如，代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通过密谈，签订了“汉中密约”，约定“互不侵犯，反蒋抗日”。“汉中密约”是国共两党首次达成的局部合作，为日后双方再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追随孙中山 筹建黄埔军校

王宗山出生于清末陕西省礼泉县一个富商家庭，幼时受教于舅父韩承修门下。韩承修是有名的关中大儒，王宗山因此打下扎实的国学底子。

20世纪初的中国，民国初创，内忧外患。国内军阀林立，国外列强环伺。王宗山立志投笔从戎，曾报考保定军校，因眼睛近视未被录取，遂改考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预科。

1919年5月，王宗山在北京踊跃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同学们一起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险遭军警抓捕。

1919年10月，王宗山赴美国留学，先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后入华盛顿乔治亚城大学就读。其间，王宗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主动追随，积极参与中国国民党在美国总支部工作。他还经常发表政论文章于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等华文报刊，宣扬“三民主义”，唤醒沉睡国人，宣传欧美政体，鼓吹民主自由。

1921年，王宗山大学毕业后，被聘为中国国民党加拿大支部主办的华文报纸《醒华日报》编辑及主笔，撰写了不少号召欧美华人支持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文章。同年12月，王宗山应孙中山邀请回国，任广州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参与国民党高层的机要，和国民党大佬交往甚密，后奉命再次前往美国，任特派员，参加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

1922年，王宗山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被派任广东革命政府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马素的秘书，兼职加拿大《醒华日报》主笔。

1923年夏，经广州大总统府秘书长谢持的推荐，王宗山奉调回国，出任国民党派赴苏联军事考察团团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后参与黄埔军校筹建，担任筹备委员，处理军校各项筹备事宜。

从1924年2月8日至5月初，第一期学生入校，王宗山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事无巨细地操办着，先后参加筹备会议32次，起草了大量的文稿。因此，他与王柏龄被誉为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文武二王”。王宗山还参与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考选，负责出数学试卷。因为要和军校聘请的苏联顾问打交道，王宗山被任命为校长办公室中校英文秘书兼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4年10月18日，王宗山被任命为教导团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团的组织和训练采用苏联红军制度，强调政治领导，实行党代表制。王宗山仿效苏联红军模式，先后起草了党代表工作条例和政治工作规则等，参与组建黄埔校军。

处事缜密 签订“汉中密约”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一路西征，翻越秦岭，涉水汉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2月下旬穿越巴山进入川北。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委任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划拨20万元军费、100万发子弹，“清剿”立足未稳的红四方面军。

巴山北麓的陕西汉中，隶属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西北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四方面军会西进甘肃，所以将第十七路军主力第三十八军调往甘肃防范，将汉中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按理说，夹击川北红军应由第一师承担。但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令第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的第一师调防，拟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接到命令的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军法处置，可能被取消第三十八军番号；倘若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之前，他的部队与入陕的红四方面军在户县、周至多次交手，损失惨重。杨虎城深知第三十八军此去将飞蛾扑火，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十八军来到汉中后，王宗山出任陕南民团干部训练所所长，兼任陕南团练总团长、陕南国民兵团团长等职，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出谋划策、决断大事，被视为心腹。

此时，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朱德代表中国工农红军于1933年1月17日联合发布了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3个条件下，愿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史称“一月宣言”。

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根据中共“一月宣言”精神，向杨虎城建言献策：“联络红军，互不侵犯。”（王文礼、张正新：《汉中抗战纪实（1931—1945）》）杨虎城非常赞同，当即让杜斌丞秘密建立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管道，并由换防汉中的孙蔚如军长具体负责。

在第三十八军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少校参谋武志平受命出使川北。他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辗转抵达红四方面军设在南江县的总部，见到了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张琴秋等人，说明杨虎城愿与红军谈判，结束敌对状态。经过双方商议，红四方面军决定派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

见红军特使已到，心细的孙蔚如即给西安的杨虎城发出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杨虎城迅即回电：“举酒杯。”孙蔚如心领神会，即安排自己的高级参议王宗山全权负责同红军的谈判。（李伶：《西安事变的序曲》）

1933年6月1日上午，在汉中古城建设巷王宗山家中，双方正式会谈。为绝对保密，参加者仅为4人：陕军方面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红四方面军特使徐以新。这其中还有个插曲，为防止汉中的特务头子胡抱一（戴笠、胡宗南的拜把弟兄）觉察，王宗山还特地安排第三十八军上校科长、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邀约胡抱一去勉县武侯祠观赏旱莲，可见王宗山处事之缜密。

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王宗山示意“饭菜齐备”而催促进餐时，武志平生怕议而无决，立刻拿起记录稿，既像总结又似请示地说：“今天上午所议，据我领会是这样的四条：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日常用品；四是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斗争史》）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对汉中会谈的4条初步协议表示同意。于是，复派徐以新赴汉中正式谈判。同年6月24日，仍在汉中建设巷王宗山的府邸，双方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史称“巴山协定”，又名“汉中密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以新撰文回忆这次谈判：“1933年春夏之际，我任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受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委派，与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代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高级参议王宗山，进行了汉中谈判。事在5月中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受杨虎城、孙蔚如的派遣，来到川北苦草坝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张国焘、傅钟、曾中生等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首长接待了他。随后，我受命随武志平前往汉中，与十七路军谈判。杨虎城授权孙蔚如为全权代表，并派自己的秘书王宗山参加谈判。初次谈判，双方互相摸底，十七路军希望我们不要向陕西方向发展，并建立一个经常往来的交通线，同时向我们提供了胡宗南军队的行动情报，还给我们一部分军用地图。6月下旬，我第二次去汉中，与王宗山进行了实质性谈判，经协商确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我们可以设立交通线，他们可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物资。因为有了这一协定，川陕根据地不致腹背受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斗争史》）

奔赴抗日 晚年致力办学

1936年12月，王宗山任西安警察局长兼禁烟局长，参与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9年2月，王宗山随孙蔚如率领的第三十八军奔赴抗日前线，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衔高级参谋。陕军因为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缘故，遭蒋介石痛恨，被克扣军费和武器装备。为了打通关系，孙蔚如派王宗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王宗山在重庆频频拜会军政要员和各界名流，宣传陕军中条山苦战御敌事迹，多次发起抗日募捐，缓解第三十八军经费拮据和后勤保障的困境。

1949年春，王宗山出任西安“绥靖”主任公署党政人员训练班负责人，兼任该公署中国国民党党务改造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戡乱”委员会主任。

同年5月，王宗山随胡宗南部撤离西安，退守汉中及四川成都等地。12月，王宗山一家退逃台湾，后逐渐淡出政坛，致力于办学育才。

晚年的王宗山著述颇丰，先后著有《七十述怀》《黄埔军校之历史回忆》《王宗山先生述略》《我的回忆》等。1977年3月5日，王宗山因病在台北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