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我父亲唐兆民二三事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长期工作、居住在北京。唐兆民（1906—1981），广西桂林市兴安县人，广西民族历史学者，长期在广西工作。2人的友谊长达40多年，在学术界留下一段佳话。

一次意外 二人相识

这段友谊缘于1935年秋广西省教育厅组织的第二次大瑶山调查。这次调查，肇启于同为广西省教育厅组织的对大瑶山的第一次调查。

大瑶山，历史上也称为大藤瑶山、大藤山，其主体位于广西中部偏东金秀瑶族自治县，延伸到象州、蒙山、平南、桂平等县境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西省政府对大瑶山的各少数民族之社会组织基本情况、各民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教育状况不甚清楚，甚至修仁（后并入荔浦县）、荔浦、蒙山三县交界地区连一张可资了解的地图都没有。为求统一民族意志，促成社会协作，改进百姓生活，广西当局决定以教育方法提高其文化水准，要求广西省教育厅组织人员对大瑶山进行调查，希望通过调查以明了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生活习惯，为推行苗瑶等少数民族教育（后改称“特种教育”）做准备。

我的父亲唐兆民当时是省教育厅科员。1934年11月，他和同事张荫庭会同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成启宇等人，赴桂平、平南、蒙山、荔浦、修仁、象县（今象州县）、武宣等县边境的大瑶山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以采集动植物标本为旗号，取得不少成果，除采集了一定数量的大瑶山地区动植物标本，调查队也熟悉了大瑶山的地理环境和瑶民的生活习俗，掌握了当地语言，尤其是通过与当地瑶胞头领和广大瑶胞友好交往，在瑶区建立了良好人脉，为今后的大瑶山调查奠定了基础。

这次调查结束后不到半年，广西省教育厅准备组织第二次大瑶山调查，目的还是为今后在大瑶山进一步开展特种教育打基础。恰好这时，经广西省政府推荐，清华大学人类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费孝通计划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原来，费孝通在留学之前，需要有一段社会调查的经历，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认为广西苗瑶教育委员会亦有此需要，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苗瑶教育委员会把这两个调查合二为一，派唐兆民和张荫庭会同费孝通、王同惠夫妇一道入山调查。于是，唐兆民、费孝通、王同惠、张荫庭组成了第二次大瑶山调查的调查组。教育厅还派1名工友专职负责照顾费孝通和王同惠的生活。

这次大瑶山调查的主要成员是费孝通。按原来的调查计划，时间为半年，地点是大瑶山、龙胜、三江和融县（今分属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

调查组人员虽已确定，但相关调查则延至1935年10月，费孝通与王同惠从南宁转道柳州辗转到达大瑶山后才开始。此前，唐兆民已于同年6月先期被派遣进入大瑶山。

对这一时期的工作，唐兆民在其《新桂系时期的苗瑶教育》一文中有过详细记述：“当时，我因平南县鹏化里下泽村官僚恶霸地主张春如霸占象县上下古陈村瑶民黄钤田地一事，已于同年六月间到大瑶山工作，故未及与费孝通等人同行。等到费等进入大瑶山西南部六巷时，我已经去大瑶山北部修仁、荔浦、蒙山三县所属地区，跟三县办理划分瑶山界线的事了，故也未及与费等会面。当时我只是同张荫庭通了几次信和一次电话，说明我把修荔等处的工作结束后，即来和他们一道调查。”（《广西文史资料》第16辑，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值得一提的是，因过去三县交界没有地图明晰，在这次划分瑶山界线的工作中，唐兆民手绘了一张地图，填补了该区地图的空白。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与王同惠结束古陈村瑶民的体质测量工作，由古陈村转移到罗运村。在此期间，2人不小心与向导走散，费孝通不慎落入猎户捕虎的陷阱，脚受重伤，不能行走。王同惠独自一人回村报信，又因迷路坠下山崖，落入溪流，不幸遇难。唐兆民接讯匆忙从修仁、荔浦瑶乡赶回古陈，这才与费孝通见上第一面。

唐兆民到达古陈后，立即投入对费孝通的抢救和对王同惠的捜寻工作。

在茫茫大山中寻找失踪的王同惠绝非易事。古陈的瑶胞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员，所有16岁以上的瑶胞出动搜寻，经过7天的多方努力，终于寻获王同惠的遗体。动员村民寻找王同惠的过程，温永坚在其《费孝通妻子王同惠殉难记》（原载于1986年《金秀文史资料》）一文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述，我的父亲曾告诉我，该文有两处记述有误，一是把省教育厅科员张荫庭误为象县教育科科员；二是陪同费孝通和王同惠由古陈村到罗运村的两位“省府来的人”是张荫庭和教育厅派遣照顾费孝通和王同惠生活的一位工友，不是我的父亲唐兆民。

当年古陈瑶胞倾全村力量帮助唐兆民等人处理费、王意外事件，现今看似平常，但在80年前，这却是一件非常不易的大事。当年，进入瑶区进行调查或者采集生物标本是很困难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瑶胞对汉人心存疑虑甚至积有仇恨，并不奇怪；汉人在瑶区无食无住、不能进屋的事也屡见不鲜。古陈村的瑶胞能够如此帮助唐兆民等人处理这件意外的不幸事件，与第一次大瑶山调查时釆集队与古陈瑶胞建立的友情有关。当年釆集队到大瑶山釆集动植物标本、进行政治经济教育民俗等调查，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唐兆民、成启宇等人除严格尊重瑶胞的民族习俗，还用瑶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交下很多朋友。另外，古陈村的瑶民为黄钤田地事件曾经派代表去省城，对省政府的人有所了解，有较好印象，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虽然瑶区各村的瑶民与调查队关系好坏不一，但古陈却是关系最好的。唐兆民在其《大瑶山旅行记》中记述，1934年至1935年，采集队第一次到古陈村，完成釆集和调查任务后，按计划前往下一个村即罗运村时，古陈村的瑶民就做了很多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如对来调查的同志非常要好，得知采集队要遄返时，早早就有人准备着为他们担行李，村长还特命其孙子阿根伴他们走。离开古陈村的时候，居然有二三十位男女老少送他们启程，岀了村门，还放鞭炮相送。两个月后，采集队重回古陈，村民听说后，许多比较面熟的都来看他们，和他们攀谈。并且，全村都备了比较丰盛的肴馔宴请队员，以叙阔别的情谊：前一天，上古陈的瑶民刚请客；第二天，下古陈的村民已着人一早等在留宿寓所，前来接他们去饮酒了。唐兆民等人与古陈村瑶民的情谊之深厚，可见一斑。

尤其是唐兆民1935年6月到8月代表省政府与象县县长一同处理古陈黄钤田地一事，得到古陈村瑶族上下的认可和肯定，大家都很感激他。

正是由于与古陈瑶民情感至深，当费孝通和王同惠出了意外，唐兆民赶来处理时，古陈的瑶民能尽全村之力相助，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费孝通与瑶民语言不通，加之脚伤在身，所以给费孝通治伤和寻找王同惠的事，一并要由唐兆民等人与瑶民上下协调。这其中，无论是对具体事务提出的主意，还是对王同惠的遗体安排等方面，唐兆民都反复与费孝通商量，尽力使费孝通满意。在这期间，唐兆民给处于极度悲痛的费孝通予宽慰与鼓励，像大哥哥那样贴心地爱护和安慰他，这对费孝通从悲痛欲绝的精神状态中慢慢解脱出来并在离开瑶山去梧州时基本恢复平静，起到了关键作用，实令费孝通终生难忘。

唐兆民与费孝通虽然同在一个调查组，却未一同调查过一天，没有在工作中建立友谊，却在处理这次意外事件中从彼此了解到建立起深厚友谊。45年后的1980年，费孝通在所带的研究生前往广西龙胜调查前，要求他在途经桂林时必须拜见唐兆民，请唐兆民在业务上指导一下自己的这位学生。费孝通对他的研究生介绍唐兆民时说，“他曾经救过我的命”。可见这次瑶山救助在费孝通心里的分量。此为后话。

一别经年 彼此关注

此后，费孝通伤好便出国留学。1940年后，唐兆民因为身体的原因辞去广西教育厅的工作，受聘于广西博物馆；不及半年，身体仍不能胜任，又辞去工作，返回家乡兴安县，一边治病，一边教书养家糊口。此后虽然做其他工作，他还是关心大瑶山，关心大瑶山的特种教育。唐兆民曾系统整理了自己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瑶山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加上自己研究的成果，写成《瑶山散记》，先是连载于1939年后的桂林《救亡日报》，后于1948年结集成《瑶山散记》一书，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

这段时间的费孝通，完成了出国留学、回国研究的历程，逐渐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成为国内知名大家。

虽然在学术地位上2人有极大差距，但他们彼此关注，相当熟悉对方的学术研究情况。

学术交流 互学互鉴

为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1951年，中央成立了民族访问团，深入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目的是进行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知道我的父亲唐兆民对广西民族历史比较熟悉了解，当时就指定将他调至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在广西分团的工作中，2人不仅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有了更直接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的机会，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发展。

早在1950年，中央安排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和民族识别工作时，费孝通深感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知识太少，因此倡议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调查。他的这个观点与唐兆民崇尚实地调查、强调民族研究要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理念完全一致。这段时间2人讨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广西大瑶山的状况。对唐兆民在《瑶山散记》中提出的“瑶族五大支系”观点，费孝通是首肯的。唐兆民在《广西大藤山瑶族名类之探索》一文中，从瑶族语言的角度出发划分5个瑶族支系的研究方法，对费孝通也很有启发。费孝通在其后的研究中，提出由研究瑶族语言来源确定瑶族是“5个集团”组成的“瑶族统一体”，就是在唐兆民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1952年，费孝通在参与筹建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时，建议聘请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的专家到学院执教和从事民族研究。费孝通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并从事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后，曾力邀观念相同、学术观点相似的唐兆民到北京工作。遗憾的是，我的父亲当时因无法筹措全家近10人的“巨额”交通费用而无奈作罢。

倾心指导 扶持后辈

1972年，唐兆民退休，回到桂林居住。

1980年3月，费孝通荣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在去美国丹佛领奖前，费孝通却决定先到广西，再从广西转机昆明去欧洲（当时去美国的行程一般是从北京直飞欧洲，然后从欧洲转飞美国）。行前，他请广西区政协代为寻找唐兆民。此时我的父亲已经退休回到桂林。广西区政协通过桂林市政协和统战部门等层层打听，寻找到我父亲的具体住址。费孝通得知后非常高兴，决定直飞桂林。桂林市委统战部安排2人见了面。

1980年3月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一对已经45年未见面的老朋友，终于在桂林漓江饭店见面了。2人畅谈一夜，尽欢而散。这也是2人最后一次见面。事后我父亲告诉我们几个子女，费孝通委托我的父亲在他的研究生到广西调查时，请代为指点一下。

大约在当年的夏秋间，费孝通的这位研究生如期而至，该生（可惜姓名已忘了）要到广西的龙胜各族自治县调查瑶族的社会历史。当时我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与这名学生的交谈只能是卧床进行。对于老朋友的学生，我父亲除了勉励，更多的是向他介绍广西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和习俗，提醒他除了要吃苦，还一定要尊重瑶胞的习俗，方可达到调查之目的，拳拳挚爱心溢于言表。月余后，该生完成调查任务，返京前又来看望我父亲。此时因为有了调查实践，老少俩人畅谈甚欢。

1981年11月，我父亲仙逝于家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