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宋金战争中的士大夫政治立场

陈康伯在南宋初期的政治史中地位举足轻重，仕途40多年曾因不攀附秦桧党羽被贬，也因崇高的威望与德行身居相位。宋金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到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中陈康伯作为朝中宰执，却在立场分明的南宋朝廷内部政治决策中持“中立”政治立场，在采石之战中积极抗金作为幕后指挥之一立下功劳，又在隆兴北伐后转而相对保守。陈康伯作为南宋初期重要士大夫的代表之一，其政治立场与南宋“绍兴十二年”体制到“乾道淳熙”体制之间南宋政治动态的基调息息相关，而这样的政治基调在宏观上体现为一种内在性。以陈康伯的政治立场为切入点论述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动态联系，有利于理解南宋初期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

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随着史学发展随时代的进步，更多宋代历史研究新成果、新方法、新理念不断涌现，为宋史研究探明了许多新的方向，尤其是在过去已经不是主要研究热点的宋代政治史更是焕发了新的活力，对于宋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新的视角与方法。政治史研究摆脱传统视角、理论、范式的束缚不断推陈出新。例如从政治事件的研究路径上看，“事件史”“事件路径”研究的趋势无疑是基于理论研究中的极大进步，梳理历史事件发展的脉络，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参与者的研究揭示事件本身的作用与影响。近年来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从对单一“静态”独立的文本的研究到“动态”实际执行的分析，如邓小南一直以来所呼吁的“活的制度史”更加为人们所重视。

“政治过程论”是寺地遵在研究南宋高宗时期的政治史所提出的一种研究历史的视角。寺地遵一直认为南宋政治史的研究是有明显的不足的。这种不足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很多时候北宋与南宋的历史都被割裂开来对待，将北宋与南宋作为历史的整体来认知的观点往往不够充分，在研究过程中着重政权以及政权组织类型，忽视其本身是一个连贯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因而当我们面对陈康伯这样一位臣子在宋金合战中的政治立场问题，动态分析便成为认知这一时间段政治史学发展的重要手段。

“绍兴十二年体制”与陈康伯

简述“绍兴十二年体制”。“绍兴十二年（1142年）体制”这一以年代作为重点历史学名词让人联想到黄仁宇所著述的《万历十五年》，而与之不同的是，绍兴十二年体制在寺地遵笔下是一个南宋从建炎元年开始，经历一系列动荡后真正由赵氏继承政权成为掌握国家主权的主体以对外“和议”对内专制为导向的政治动态发展过程，并非只是从这一年本身着眼定义整个南宋初期的政治史。

“绍兴十二年体制”在政治运行的整备中立足南北均衡的地缘状况，其中政治活动的核心是秦桧在参与南宋高宗朝政治决策并作为核心人物并建立起一套奠定南宋基调的政治方针，主要内容是对外少数民族政权和议，对内实现严格残酷的专制，这种向内政的政治基调与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中的论述有共同之处。虞云国谈道：“在传统帝制时代，政治体制是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起着统领作用”。

由此笔者认为，“转向内在论”与“绍兴体制”两相结合，是可以对南宋史作出连贯性动态解释的一种架构。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中这样说道：“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其与《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出的“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史学内涵不谋而合，南宋成为一种偏安一隅的内向型政权，其建立是与高宗朝“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发展所同步。

陈康伯在“绍兴十二年体制”中的立场。秦桧在“绍兴十二年体制”中扮演核心地位，其施政思路是对金的顺从获得外部稳定，对内实现专制与镇压。他与高宗一拍即合可以说是奠定“绍兴十二年体制”的基调。而秦桧的死使得“绍兴十二年体制”产生了动摇。他对反对派的压制在他死后得到了巨大的爆发，反秦桧士大夫们的发声开始被更多朝野人士听到。而秦桧所主导的专制失败绝不只是因为秦桧本人的死亡。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退位前很长一段时间高宗本人显然是不打算否定秦桧宰执时期的政治体系。然而一场必然到来的宋金战争打破了这一切，金皇帝完颜亮欲毁弃绍兴十一年（1141年）和约，而秦桧的支持者集团，以沈该、汤思退为代表的后秦桧时代的桧党全力地维持和约。

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与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沈该、汤思退被弹劾而停职无疑打破宋金间过往维稳的局面，第三次宋金战争不可避免。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浚等人被再次启用，陈康伯在绍兴二十九年（1158年）二月取代原来秦桧的支持者沈该。寺地遵给予陈康伯的评价是：“他当然不是秦桧系官僚，但也不曾拼命地抵挡秦桧，也就是居于中立的位置”。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加以探讨，因为这一政治局势几乎覆盖了整个隆兴和战的全局（时间）。我们往往认为南宋时期朝廷内部士大夫派别是善恶分明的战与和，而少有探讨关于中间派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可忽视的，不论是采石之战的胜利还是符离之战的败退，外部事件与朝野士大夫团体几乎是切肤相关，陈康伯绝非因为中庸不定而居于中间，相反史称“上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无间言。卿静重明敏，一语不妄发。真宰相也。”又称：“高宗叹其长者。康伯既以至诚为高宗所信。”可以见得高宗对陈康伯的信任是无以复加的，陈康伯并没有明确表达一种绝对战和观，而是以天下为己任观察时局而进言表态，这是不可多得的品质，陈康伯视角给予我们的是在南宋最高的政治决策立场上中立者思维的转换与倾向，从而对孝宗后乾道体制转向内政的基调的影响。

陈康伯与宋金第三次战争

陈康伯的“中立”发端。宋金第三次战争的发端到隆兴和议的陈康伯的政治立场已经显然处于派别间的“中立”。为何我要给予他“中立”的定义，笔者认为一个士大夫在当时南宋朝廷上所表达的政治诉求是与其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而诉求的转变也与个人政治立场相关联。例如张浚的立场向来是坚定的主战派，因而其政治诉求也以对金强硬为主，汤思退作为秦桧旧党，也是坚定的主守派，其政治诉求向来以保守的谈和为主，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影响了其对于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政治决策的表述，而为人们所探讨的对金主战或主和的观点只是政治立场的外在政治诉求表现。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士大夫的政治诉求的改变是因为其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主战转变为主和，从而其政治诉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在笔者看来陈康伯的“中立”身份既作为当时不同政党间的争端环境的维稳者，同时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务实主义的体现。当他站在“中立”的立场上面对一个新的政治决策时他能依据时局的状况与自己的诉求相结合做出政治判断。因而作为“中立”者，其政治诉求产生变化并不意味着立场的变化。而把视角回到历史时空中，陈康伯“中立”需要结合动态的政治过程进一步探讨。

一些学者其实并不认为陈康伯是当时士大夫政治集团中的中间派，主要证据之一便是其在完颜亮南侵时采取的坚决抗金的立场。有人认为此时的陈康伯，在朝中已是位高权重，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战派立场不与汤思退等人苟合。张香宁的《虞允文研究》同样也表明了陈康伯的主战派立场。

而绍兴二十九年二月，沈该被弹劾后，陈康伯就任右仆射之时，做了宰相。他没有成为秦桧系官僚，但也不曾拼命抵抗秦桧政权，也就是居于一种政治上的中立位置。笔者认为“未曾拼命抵抗”的评价客观性尚需要进一步商议，但是对于其“中立”地位是十分需要注意的。陈康伯“中立”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不依附秦桧派系，也没有去同张浚、虞允文等人成为秦桧派的政敌从而处于的中立，并非陈康伯本人对南宋与金之间战和的趋向。

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影响了其对于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政治决策的表述。陈康伯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立场的特殊性，假如他是某一士大夫政治集团以及其政治倾向的坚定拥护者，恐怕其不会被经历了秦桧专权的高宗所看重。陈康伯从小生存的环境让他不可能没有光复中兴的愿景，尤其考虑到他生平中所体现的果敢与谋略。因而不能陷入一种非主战便是言和软弱派的善恶逻辑，为了通过其政治过程全面客观地了解高宗末期孝宗初期南宋国家政治的内部逻辑，对于士大夫的政治倾向必须从多角度分析。

寺地遵在著述中对“绍兴十二年体制”与秦桧专权的绑定做了翔实描述，而绍兴体制的核心是在对外方面是一种维稳的求和，以同金屈辱求和的方式位置政权的地位，秦桧死后桧党仍存，其自然维持着秦桧的主和路线，张浚为首的被称为主战的士大夫政治集团在秦桧死后开始发光发亮，除了强烈向上请愿北伐光复，外对秦桧政治的批评同样也占据了主流。而同样的笔者也不能认为反对秦桧的士大夫团体就是天然的主战派，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单一的范围。把“请和”与秦桧集团绑定，而把“战”与张浚集团绑定常常成为一种思维惯性。

“请和”这一政治倾向的内核不仅是一种屈辱的苟延残喘，同样也可以解释为暂时积蓄力量恢复民力的同时转向未来的复兴。根据南宋所面临的现状做出考虑经济情况、军事力量、百姓生活状况等多方面的决断，回顾秦桧的议论和之策“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与“然后知今日之和，乃所以为他日之恢复也”其类似的思路无疑也满足了高宗对安全的向往。陈康伯的政治诉求也为当时朝野上下许多士大夫所认可，除去其本身地位所带来的支持，认识到这一点的士大夫不在少数。

陈康伯的“中立”是扮演在秦桧支持者势力与张浚强烈主战反对“胜而后和”势力的中立者与调停者的“中立”，同样也是依据情况在需要战争时能施展谋略带军反击与在面对像符离之战的惨败后认清局面寻求休养生息谋求未来中兴的一种“中立”。其政治立场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南宋初期政治局势动态发展中的产物。以此为视角的分析在面对南宋以至于其他朝代时期的士大夫与国家政治发展的关系时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从而对于这一过程的政治行为做出更加客观的撰述与判断。

陈康伯对战争开始前“金将渝盟”的态度。“绍兴和议”后的南宋在偏安一隅的南方得到了暂时安定，而完颜亮图谋南侵的野心却在秦桧死后得到了施展的理由。金正隆三年即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正月，金皇帝亮对宋之贺正旦使孙道夫问道：“闻秦桧已死，果否？”“尔国比来行事，殊不似秦桧之时，何也？”又说：“且我不取尔国则已，如欲取之，固非难事也。”“绍兴十二年体制”中的主心骨秦桧，作为维系当时“宋金绍兴和议”最重要的铆钉轰然崩塌，动荡的局面再一次降临在宋金脆弱的外交关系上，完颜亮的野心便是最好的体现。

完颜亮的态度让“金将渝盟”的消息在南宋朝廷传播。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二月，孙道夫归国后，便向高宗上疏禀告金将南侵的消息“金人叛盟有端”，但是一些大臣并未给予其足够重视，其中也包括高宗本人，但陈康伯敏锐的政治嗅觉使得他给予了重视“自孙道夫北还，已闻金以买马非约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与同知枢密院事王纶白发其端。”而后哪怕在王纶出使金朝带回“邻国恭顺，和好无他”的消息，陈康伯依然没有动摇“康伯持初论不变”。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政治局势清晰的判断，为了实现其政治立场下的政治诉求，作为当时士大夫的领军人物之一，陈康伯无疑展现了其果决的判断力与敏锐的思维，如果士大夫不能辨明时局，那么任何政治决策、政治诉求的提出只能沦为空谈，从历史宏观上看，陈康伯此次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陈康伯在采石之战中的抗金态度与幕后指挥。面对来势汹汹的金人成康伯展现了他坚定的抗金态度，他作为老练成熟臣子的代表坚定地站在了主战派的一方并建言献策，同时参与幕后的一系列指挥，展现了他的政治才能与军事经略头脑，成为采石之战胜利的功臣之一。此时内省都知张去为、侍医王继先等开始对高宗南下躲避的劝说，“时朝论汹汹，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之议，且陈退避之策，或因妄传有幸闽蜀之计。”“边鄙本无事，盖缘新晋用主兵官好弗静，喜于用兵，意欲邀功耳，若斩一二人，则和议复固。”陈康伯坚定上言鼓励高宗抗战。陈康伯奏曰：“闻有劝陛下幸越及闽者，诚用其言，大事去矣。”“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若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气自倍。”在军事作战中，陈康伯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经略才能与战略大局观念。两淮作战失利后，高宗惶惶不安退缩放弃的想法与一些软弱大臣的上书使高宗传出圣旨道：“更一日虏骑未退，且令放散百官”，陈康伯闻讯后将此诏书烧毁，“公取焚之”，并说道：“審如圣训，百官散遣，主势孤矣。”陈康伯焚毁诏书的做法，斩断了高宗欲放散百官，浮海避敌之退路。有学者评价此举。

借助这个历史事件分析，陈康伯虽然在南宋初期政局派系中处于“中立”，但所有政治立场都有其对应的诉求，而这种诉求对于陈康伯而言就是一种面对任何突发事件的维稳，此时的陈康伯明白若一退再退，南宋恐怕有覆亡之灾，只有维稳君主才能推动上下臣子坚守朝廷从而维稳政局。这样的行为逻辑正是其“中立”立场的核心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