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灵石津梁分布初探

津梁是桥梁与渡口的合称，是古代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于古代津梁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于南方，而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地区则较少被提及。灵石县是晋中与晋南交通的重要关口，汾河穿域而过，河流丰富，津梁修建历史悠久。清朝时灵石津梁数量变动较大，总体表现为康熙至嘉庆年间数量剧增，道光之后又几无变动。此外，津梁的分布位置、桥梁形制等也在清朝发生显著变化。故而文章尝试以灵石县现存的津梁碑刻为主要材料，并结合《灵石县志》对清代灵石津梁的基本信息进行梳理，了解清代灵石津梁的基本状况。

山西位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夏季集中降雨使得山西境内出现众多季节性河流，特别是汾河谷地地区，极易出现较大流量的季节性河流。太行山系和吕梁山系于灵石相接的地形使得灵石地区的河流数量较为丰富且集中，津梁数量较多。通过对桥梁、渡口的位置、数量等要素的分析尝试窥探清朝灵石县域内社会的状况。

灵石津梁的基本概况

要了解清代灵石县的津梁修筑状况，首先就要了解清代灵石县津梁的类型。清代灵石县的津梁主要分为三类，季节性桥梁、石桥、渡船。

季节性桥梁是指根据不同的季节来搭建临时性桥梁，通常“冬春木石成桥，夏秋撤去”，其余时间则靠渡船渡河。这种桥梁大多位于河流流量较大，且季节性变动较为明显的河流，例如民国时期《灵石县志》所记季节性桥梁“俱汾水流经处”。

石桥为砌造型桥梁，包括砖砌型、石砌型和石木混合型。例如位于县南二十五里郭家沟的天险桥（旧名惠济桥），在嘉靖年间初建时为石座架木桥，以石墩为座“中空架木为梁”，至万历年间时“去木易砖”，变为砖石桥梁。

渡船为在河流水情复杂不便筑桥或通行人员较少时使用，用途较广，但安全性低。常常会出现“暝遗运者众，混流箭激不可渡之，虽有叶舟，过者怀疑，或覆冲溪人，或驻滞游子，凡经渡者咸有咨愤之词”的情况。

此外还存在部分因特殊考量而存在的其他形式桥梁，例如在天险桥改建为转石桥时，出于军事方面的考量，“仍于桥北傍路中鑿（凿）弔（吊）桥以防兵卫”。

津梁的规模由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天差地别，再加之各地经济条件相差巨大，使得津梁规模上有较大差异，且根据主持修建的主体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桥梁的规模来看，官方主持的津梁修筑规模较大，民间自募经费修建的津梁规模较小。例如夏门镇通济桥由上柱国张谂和地方官员于唐咸通九年主持修建，“桥长一百尺，阔一丈五尺，下去水四十尺”，规模较大。康熙年间民间募化修建的锁瑞桥，则“□广几丈，高一丈一尺”，永济桥“计其纵为步六十有奇，崇如其长三十之三”。桥梁的修建通常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规模不一，但官方主持修建的桥梁往往桥梁规模、深度较大，民间自筹修建的桥梁往往规模较小。

清代津梁总体来说呈现出渡口数量较为稳定，桥梁数量在嘉庆之前增长迅速，嘉庆之后停滞不前。清康熙十一年之前灵石县共有津梁11座，到嘉庆时增长至22座，至民国23年津梁为21座。通过对康熙、嘉庆、民国三个版本《灵石县志》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从康熙十一年到嘉庆二十二年，灵石县新增石桥8座，（其中包括索洲渡桥和南关渡桥由渡船改修石桥）新增季节性桥梁3座，新增浮桥1座，而这个数据一直持续到民国23年再未发生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桥梁数量仅为《灵石县志》中所记载的桥梁数量，其数量与实际情况必然存在较大出入，灵石县现存关于津梁的碑刻中也存在部分县志中未出现的桥梁。但总体来说其能够反映出整个社会桥梁数量的基本状况。

灵石津梁的时空分布

灵石县的津梁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根据位置的重要程度与自然环境来选择合适的津梁方式。汾河两岸由于“汾水贯其中，划而为二，凡居邑右者无虑百数十村坞，辐辏往还均于此焉问渡”。汾水隔断了汾东、汾西之间的联系，致使“赴治者车不能辙，马不可埒，越重山，陟阻道，负载徒步，蚁缘而上，伛偻而下，以涉于汾”。因此汾河两岸的津梁修建最早，数量最多。

通过对康熙《灵石县志》中津梁位置的考证，发现康熙十一年之前灵石县所记载的11座津梁中，位于汾河之上（包括支流入汾河口处）的为7座，其中渡船5座，季节性桥梁2座，可以推测在当时的建造工艺技术的限制下，修建横跨汾河的桥梁并不现实，但是掌握了在枯水期较小水量条件下的桥梁修建技术，可以修建季节性的临时桥梁。同时从这些桥梁的分布位置上来看，其在汾河上从南到北分布较为均匀，分布在县城北门、冷泉镇西北处、夏门村、张村、小水镇西北、南关村、索洲村，都是地形较为平缓、紧靠汾河，且在灵石县主要驿路之上的重要节点处。津梁的用途还是以官方使用为主，汾河两侧百姓交流并不丰富，现有津梁完全可以满足百姓日常需要。

到嘉庆二十二年时，灵石县共有桥梁22座，其中位于汾河上的桥梁为19座，其中季节性桥梁5座、石桥9座、渡桥5座。从桥梁的分布位置来看，其逐渐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规律，分布于县北的津梁有12座，5座渡口全部位于县城以北，且大都分在索洲桥至两渡桥之间。县南的津梁有7座，且大多集中于夏门村和南关村，其中南关村附近的津梁更为密集。这是由于北部地区的地形较为平坦，适宜人口居住，人口较为稠密，同时北部地区靠近平遥、介休、汾阳、孝义等商业市镇，商业往来密集，渡河的需求量较大，故而出现了许多渡船改修为石桥，新增五处渡船的现象。再者北部地区地形较为平缓，桥梁施工难度相对较低，建设成本较低，故而桥梁建设数量较多。而南部地区山区众多，人口较为稀疏，且山高谷深，津梁修建难度较大，故而其只是在夏门、南关这样的重要交通节点上修建津梁。

汾河的各个支流也修建了津梁，但相比于汾河，其支流的津梁数量较少，且分布较为不均。董醇所撰的《度陇记》中所记：“汾水由介休东南经县境冷泉两渡等地直逼县城，北合小水河，环绕县西，复转而东抵翠峰山下，折而西南经鲁班缠合郭家沟水，至南关镇合仁义河，南入霍州界，计行八十里”。可知小水河、郭家沟水（坡底河）、仁义河是汾河的重要支流（如图1）。

首先是小水河，小水河位于灵石县东北，包括上游的静升河和梧桐河。静升河和梧桐河发源于绵山，河流流域面积较广，且在河流经过处有较大面积的地势平缓区域，在这一区域当中分布有静升村、苏溪村、集广村等较大面积的村落，现存的静升河的津梁碑刻也都集中于这一区域。现存记载桥梁的碑刻中静升河流域的碑刻数量最多，为7通，可知其桥梁数量较为丰富。此外，小水河另一支流梧桐河上现存桥梁碑刻2通，全在蒜峪村，且蒜峪村恰好毗邻南浦村、苏溪村，同属于地势较为平缓地区。通过对9通碑刻碑文的梳理，可知小水河流域共有桥梁8座。

其他支流包括仁义河上桥梁的建造时间较早，康熙《灵石县志》中就提道：“仁义桥在仁义河上，冬春木石搭成，夏秋□撤去”。在现存的仁义河桥梁碑刻中显示仁义河上清代有一座桥梁，民国26年才在金旺村新建了仁义河上的又一座桥梁。双池河建造时间亦在康熙《灵石县志》中记载：“双池桥在县西双池镇”，可知双池河上有双池桥一座。此外，现存的碑刻中显示：峪口河中游辿道窊村有永固桥一座，景家沟河中游尤家山村有桥一座。

由此可知，灵石县的津梁位置基本集中于汾河及其支流入汾河的河口之上，其余支流上并无渡船，都为桥梁形式存在。在汾河及其支流入汾处共有津梁19座，在汾河的支流当中，小水河水系上桥梁较多，共有桥梁8座，而仁义河、景家沟河、双池河、峪口河各有桥梁一座，坡底河上无桥梁，此外郭家沟之上另有因地势而架桥梁一座。通过上述状况可以看出灵石县的津梁数量主要受到官府势力和商业活动的影响，官府主持修建的津梁基本分布于汾河及其两岸，且分布较为均衡。受到商业活动影响而新修的津梁则集中于索洲镇为中心的汾河两岸、以南关村为中心的汾河两岸，以及以静升村为中心的静升河两岸，且相对官府兴修的津梁工程而言规模较小。

灵石县的津梁修建时间也存在差异。灵石县的津梁大规模修建主要集中在嘉庆二十二年之前，具体的桥梁修建时间已无法考证，但就现存的津梁碑刻当中，灵石县的津梁修建时间也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康熙之前的桥梁修建较少，仅为四次，乾隆嘉庆年间修建十次，道光之后桥梁修建次数又有所回落，仅为五次。同时，嘉庆之前的津梁碑刻中几乎全部为重修、新建，而道光之后的五通碑刻当中有三通为对桥梁的修补，其基本与《灵石县志》中记载的桥梁建筑分布规律一致。

灵石县津梁修建数量在嘉庆之后大量减少应当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息息相关。在修建数量上，康熙到嘉庆朝的次数最多，道光朝之后逐渐缩减，且以后期修缮为主，不再新建津梁。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到嘉庆朝时灵石县的津梁建设已然满足官府的日常需要，且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基本满足。

从灵石县桥梁碑刻中所记的修建时间来看，顺治朝并未有桥梁修建碑刻存世，与顺治朝姜瓖之乱有关。顺治五年（1648年）大同总兵姜瓖因清廷未兑现承诺而举兵反清复明，山西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先后攻占山西70%的府州县。平定叛乱后，顺治帝忙于稳定社会秩序，无暇顾及津梁修建。康雍时期数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使得朝廷财政紧张，无力工程建设，灵石的津梁修建活动仍然较少。且当时山西人民较为贫苦，商业活动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民间与官方的津梁修建条件尚不成熟。乾嘉时期是灵石县津梁修建的高峰，且全部集中于乾隆三十年之后，时间间隔较短，大多桥梁的修建间隔为三年。灵石县桥梁的集中修建应当与乾隆朝山西自然灾害频繁相关。从乾隆十年到二十六年，山西水灾十分严重，且呈现连年不断的趋势，乾隆二十六年山西更是高达三十八县遭遇水灾。乾隆二十五年，平遥、介休、文水等地发生水灾波及灵石；乾隆十九年、二十六年，灵石发生水灾致使桥梁受损严重，百姓出行受到严重影响，且乾隆时期国力到达顶峰，财政富裕，有财力对公共设施进行改造，故而桥梁在这一时期大量修建。道光之后由于津梁已满足百姓基本需求，再加之国力渐衰，津梁的修建数量逐渐降低，至光绪时已无暇顾及修建津梁。

灵石津梁的配套设施

灵石县在建造津梁的同时，还建立了众多适应往来行人的配套设施，包括栏杆等装饰、实用性设施及关王祠等。

津梁的基础配套设施主要为便利行人的设施、装饰性设施和对于桥梁的保护性设施。便利行人和装饰性津梁配套设施的修建由来已久。早在唐咸通年间，在营造通济桥时就已经“创置门屋，立锁钥，安华表柱”。形成了“自华亭，斗虹梁，飞鹊脚，架云栈，回朱槛，化螮蝀于洪波，腾华鹳于朱户，炳焕方面，盖以壮皇家天外北门之咽扼耳”的恢宏气势。清朝时期兴建的桥梁上也特别注重修建既实用又富有装饰性的配套建筑，例如静升村的锁瑞桥，“桥上增重楼称制，盘错延袤，绝险横包，经途者宁方轨□逸矣。”。永济桥“又增修两端蹬道、左右槛柱”。

此外，津梁的配套设施还包括对桥梁本身的保护建筑的修建，由于桥梁是百姓出行必不可少的重要场所，故而桥梁的畅通性需要长久的保证，故而在修筑桥梁时，就要想办法应对河水对桥梁的破坏。特别是清朝时期兴建的桥梁多数为石桥，建造成本也更为高昂，因此保障石桥的长久安全更为重要。前文提到，汾河的流量季节变动性强，“每夏秋之间，时雨暴至，则奔流汹怒足战神眩，淫雨连日”“山水冲突，基址动摇，难免倾记之患”，短时间内暴增的水流致使河底泥沙被冲走，桥墩地基受到冲击，这对桥梁质量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障桥梁的安全，工匠们在修筑桥梁时，常常会加固桥墩，例如在修建永济桥时，“但河心多沙粒，潦水伏冲善掀，欲以砺石甃其底为保固计”。尤家山桥则将地基“易砖以石，根基较前深三尺、宽四尺，用配灰实压”。

综上可知桥梁的基础性配套设施包括桥梁两侧的槛柱、蹬道等保护百姓安全的建筑物，供行人乘凉避雨的“华亭”“重楼”“门屋”等建筑，“华表”等装饰性建筑，还包括保护桥梁基础的护墩石构件。

除去基础配套设施外，还包括其他建筑设施。明清时期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关帝庙或会馆，成为晋商关公信仰的物质载体，以关帝庙或会馆为依托的关公信仰成为晋商的精神家园。因此作为重要商路的津梁也成为关帝信仰的重要场所。例如郭家沟桥“旁则防以短橑，窦以泄泄而制略备矣。既而，于北厓南面构关王祠两楹，所以报神休而资默相也”。形成桥梁与庙宇相配套的建筑形式，将关公信仰置于桥梁附近，在祈求桥梁的安全、风调雨顺的同时，给予通过桥梁者关公保佑一方安定的心理安慰。

清代灵石县的津梁分布根据时间、空间不同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从建造时间分布来看，官方主持修建的津梁大多数分布于清前期，且数量相对较少；乡绅主持修建的津梁则分布时间较长，数量最为丰富；民间自建的津梁则多分布于清中后期。从津梁分布空间来看，清朝官修、绅修津梁主要分布在汾河之上或汾河主要支流靠近汾河处，民间自建的津梁则主要分布于村落之内。从津梁的数量和建造形式来看，清朝的津梁在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一个爆发期，这一时期不仅新增了很多津梁，而且还将很多季节性桥梁、渡口等改建为石桥，道光之后则津梁修建较少，存在的津梁修建行为也为已有津梁的修复工作。从津梁的建造形式来看，灵石县津梁大多经历一个先修建季节性桥梁、渡口，并逐渐将季节性桥梁、渡口改修为石桥。且津梁已经与社会信仰相结合，反映出商业的发展推动了桥梁的兴建，商人对桥梁的修建采取支持态度，商人群体已经开始参与到地方事务的建设之中，津梁的修建主体身份开始逐渐发生转变。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