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地区台州会馆的历史溯源与文化价值

台州会馆作为清代京师中一处重要的同乡会馆，承载着台州籍士人的精神寄托与文化传承。文章旨在通过对台州会馆的历史沿革、筹建背景及其文化意义的深入探究，揭示其在古代科举制度及地域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台州会馆不仅为台州籍士人提供了在京的临时居所，更成为地域文化交流与情感维系的重要场所。

台州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府城，文脉悠悠。灵江的水滋润了两岸人民重文好学的传统，自古读书之风气盛行。自南宋时期开始，台州和临海的科举便盛极一时，不仅应考者众多，而且成就斐然。据不完全统计，台州历代共有进士907人（不含武进士184人），其中临海文进士更是高达358人，涵盖了宋代217人、元代7人、明代125人和清代9人。在这些进士中，宋代王会龙、元代泰不华和明代秦鸣雷更是以状元之才脱颖而出，成为台州科举史上的佼佼者。台州会馆便是在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科举成就下应运而生的同乡会馆，文章将对台州会馆的科举制度与会馆建筑关系、历史沿革、现状与保护、文化意义等方面进行详细探讨。

科举制度与会馆建筑

科举制度与进京赶考的历程。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结构。科举考试一般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阶段，学子需先通过乡试成为秀才，再通过州县考试成为举人，方有资格进京参加进士考试。由于进士考试时间固定，且地点多在京城，所以学子们需长途跋涉至京城参加考试，这一过程被称为“进京赶考”。

对于台州籍学子来说，北上京城少则1～2个月，多则3～4个月。为了赶“春闱”，他们常在寒冬腊月出发，背上行囊书匣，历经风霜雨雪，翻山越岭、舟车劳顿。同时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这一路上，他们需要面对各种安全风险，以及身体状况是否良好、盘缠是否够用等问题。正是这份对科举的执着与追求，使得会馆成为学子们重要的精神寄托与情感维系之地。

会馆建筑的兴起与衰败。北京在明清之际是中国的首都，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成千上万的举子赴京参加考试，同乡官绅为接待这些举子，建立了众多会馆，又称“试馆”。北京会馆起源于明代，至清代尤为盛行，主要分布在外城宣南地区。

这些会馆不仅为举子提供了住宿之地，也是他们交流学术、准备考试的重要场所。

清末至民国时期，会馆走向衰败。受科举制度的废除、时代更迭等因素影响，在京会馆进入转型期，或演变为同乡会，或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后期受北京降为北平特别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众多在京会馆或毁于战火，或疏于管理，以至荒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台州会馆的历史沿革

台州会馆的筹建、兴盛和衰败。现今可考证的在京台州会馆有两处：一处为位于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10号的台州会馆，兴建于乾隆年间；另一处位于西城区下斜街7号，据猜测为清代晚期设立，又称“台州分馆”。

北京市档案馆编撰的北京会馆档案史料中收录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台州会馆登记表，其记载了会馆的历史沿革概况和当时的惨淡经营状况。“本馆于逊清乾隆间由同乡集资购买，以备进京同乡居住，并资连络而及于今。”由此可知台州会馆可追溯至乾隆年间，具体时间和筹建人暂不可考。

在清乾隆京城全图的今台州会馆位置，我们看到此处尚只有前院格局。

同治年间，台州知府刘璈会同临海官员陈一鹤等人扩建台州会馆，规模宏大，专供台州赴京投考者旅宿之用。早期台州会馆只有1～2进院落，后刘璈等人购置了原台州会馆及周边土地（主要为南侧空地），进行了扩建。

在筹建过程中，台州会馆得到了众多同乡官绅的支持与资助。他们共同出资购置房产、扩建会馆建筑，“购置了内外前后共5院计大小房屋35间”，并设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来确保会馆的正常运行。

台州会馆馆址占地面积较大，又毗邻安徽会馆，所以不少浙人都到过台州会馆。在晚清会馆承担着祀神、居住、社交等重要功用，此外还有读书、娱乐等灵活作用。清人李慈铭在《郇学斋日记》中数次记述了他到台州会馆招饮赴宴之事。

民国时台州会馆走向衰败。台州会馆登记表上提到了当时（1936年后）台州会馆的情况：“事变时，同乡在京日少，房客出租。今胜利后，同乡来平日众，先收回租房，已备同乡来平居住，并登记连络同乡事宜”“本馆于沦陷后，由一二同乡私行出租，房租甚微，现在每间仅一万元，最近交涉收回，尚无结果”……此处提到的事变，应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至同月29号，北平沦陷。此时台州会馆更是萧条，被某些同乡私行出租至后来难以收回。自此后，台州会馆的不动产“仅有下斜街七号房一所”，即后孙公园的35间房已被侵占或买卖。或许自那时起，台州会馆便开始没落。

台州会馆的前世。位于后孙公园胡同10号的台州会馆，从所在地胡同名称便可猜测此前可能是个公园——“孙公园”，据考证与清初学者孙承泽有关。

孙承泽（1593—1676年）是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清顺治元年（1644年）被起用，历任吏科给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富收藏，精鉴别书、画。著有《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庚子消夏记》《九州山水考》等四十余种，多传于世。

孙承泽故宅即今后孙公园25号，寓号“研山堂”，内有“万卷楼”。两朝为官的孙先生，藏书万卷，古物罗陈。这也是清初宣南的一大特景，士绅官员多在此地居所构筑园林亭榭，以为宾朋雅集之用，名园唱和一时成为风尚。李临淮先生编著的《北京古典园林史》中介绍，“园中有晚红堂、兰韵堂、研山堂、戏楼等建筑”，花园占地数亩，叠石为山，开沟为池，花竹扶苏，佳树遮阴，有诗曰“匝地清阴三伏候，参天老树百年余”。

孙承泽卒年八十五，其去世后，此处故宅相继建立许多会馆，如锡金会馆、泉郡会馆、台州会馆、安徽会馆等。

台州会馆的现状和保护

台州会馆的现状。《临海县志（1975年）》上载：刘璈同陈一鹤等人“拨款购置内外前后共五院计大小房屋三十五间”。五进院落空间尺度差别较大，布局松散自由。而从现状地形图上不难分辨，原来的五进院落格局基本上得以保存。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受产权变更及大量居民迁入的影响，会馆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功能，且其建筑格局经历了显著变化。当前院内状况堪忧，私自搭建的房屋和各式构筑物充斥其间，严重破坏了传统四合院的格局。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原先连贯的前三进院落与后二进院落之间的连通已被阻断，导致无法通行。院内环境显得破败，私搭乱建现象普遍，杂物堆积问题严重，这些因素均对会馆的历史风貌和结构完整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相较之下，下斜街台州分馆为传统的坐北朝南一进院落，院落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建筑质量良好。

台州会馆的保护利用策略。依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北京老城内的四合院建筑及其周边胡同不得拆除，以保护北京传统四合院建筑的历史风貌。台州会馆作为北京四合院的典型实例，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水平，也是北京城市特色的重要体现。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应加强文物的合理利用，扩大开放，并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以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据文物古建筑保护措施的规定，对会馆建筑的保护应根据其等级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台州会馆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现状为基础，应重点维修大门、一进院的正房及二进院的正房和东西厢房，保留原有的木构架基础，全面修缮墙体和门窗，以恢复原有建筑风貌。同时，对院落内部后期加建的违建建筑进行拆除清理，因为这些建筑不仅与会馆的原始功能无关，而且对原有建筑的历史风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必须予以拆除，以恢复会馆的历史风貌。

研究会馆文化价值，也是更有效保护和科学利用会馆的前提。未来可以联动台州当地政府，通过将部分会馆改造为纪念馆、交流空间或教育基地等形式，向公众更好地传播会馆文化，同时实现对会馆建筑的有效保护。

台州会馆的文化意义

台州会馆不仅是一座建筑实体，更是一条精神的纽带，联结漂泊他乡的游子。

自清顺治年间台州地区爆发“两庠退学案”起，临海县在科举考试中遭遇了长达43年的乡试空白期。继乾隆四十年（1775年）之后，临海县更是经历了长达102年的进士荒。在这一时期，学术氛围一度陷入低迷，读书士子数量锐减。同治年间，刘知府对文教事业进行了一系列复兴与改革努力，至光绪朝台州出现了显著的学术复兴。在这一时期，台州地区共有17人荣登进士榜（其中临海县占8人），占整个清代台州地区进士总数38人的近一半。这有力地证明了刘知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绩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编纂的《台州府志》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由此台州的文教事业得到了空前的振兴”。

刘璈、陈一鹤等人在京建会馆，承载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声乡音、一壶老酒、几盘家乡点心，在远离家乡的京师形成一片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空间，承托乡情并组合成一个色彩纷呈的新文化场。通过对台州会馆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科举制度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及会馆在促进文化交流和维系地方联系中的重要作用。

会馆作为旅京士人的聚集地，将旅居乡仕的精神世界与原籍的文化连接起来。台州会馆的保护和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会馆建筑曾经辉煌，又一度蒙尘废弃，近年来通过腾退再利用，北京许多会馆以文化空间、茶空间、交流空间等形式重焕新生。对于台州会馆，我们也期待它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临海市于至楼庭院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