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陵选址考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典章制度和礼仪制度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样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也是封建皇权意志在地下的延伸，他们亦试图在地下统治人民，过奢华生活，故而消耗大量的资源，建设规模巨大的陵墓，及相应的如地宫、石刻等一系列的相关附属设施。宋代皇陵，由于受到政治与战争的影响，分别修建在今河南省巩义市和浙江省绍兴市，是我国现存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帝后陵寝之一。宋代皇陵在石像雕刻、建筑形状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北宋皇陵概述

北宋陵寝制度是在晚唐、五代的皇陵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宋皇陵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北宋皇陵陵区北依伊洛河，南接少室山，东抵青龙山，南金牛山和白云山，面积约156平方公里。陵区整体上位于黄土岗地北侧，其地势相对平缓，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地形，共埋葬北宋太祖至哲宗的七位皇帝，以及被追封为宋宣祖的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但是并未包括宋徽宗与宋钦宗。主要是由于靖康之变，金朝掳走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被先后囚禁在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及燕京（今北京）等地，最终客死于五国城（黑龙江省依兰县）。宋徽宗最后被南宋以割地为代价取回遗骸，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市）；宋钦宗死后，被金世宗以臣子礼葬回巩洛之地，名为永献陵，因此通常意义上，北宋皇陵不将宋徽宗和宋钦宗算入其中，俗称为“七帝八陵”。

位于巩义市的“七帝八陵”大致上以芝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八陵南达芝田镇八陵村，北至孝义镇。依据帝系先后埋葬顺序及自然环境，“七帝八陵”被划分为西村、蔡庄、孝义和八陵四个陵区。

西村陵区：其位于今巩义市西南部，西村镇的常封村以西。该陵区东南依抵嵩山北麓的金牛山，东接青龙山，共有两条河流流经陵区，其中坞罗河从陵区东侧流过；天坡河从陵区西侧流过，至陵区西北汇合后向北注入伊洛河。此地被称为“龙洼”，主要是因为其包括永安陵、永昌陵两座帝陵、10座皇后陵及140多座子孙墓。

蔡庄陵区：其位于芝田镇蔡庄村北岭上，南距蔡庄村1公里，北距巩义市区5公里，由此向西2.5公里即是宋永安县城（今芝田镇）所在地。这里地处北宋诸陵的中部，南与西村陵区三陵遥遥相望，岗北坡地上有永昭陵和永厚陵。该陵区正南面对少室山主峰，东南部连接青龙山，西北坡下即为东入黄河的伊洛河。主要包括永定陵，以及高怀德墓、蔡齐墓、包拯墓、寇准墓等。永定陵现存地面石刻是宋陵中保存最好的。

孝义陵区：位于巩义市市区内，在巩义市老城区南部，包括永昭陵、永厚陵。两陵东西排列，相距200米左右。

八陵陵区：其位于巩义市西南12公里的芝田镇八陵村南。它南靠嵩山余脉白云山，北接伊洛水，地形开阔。此陵区在北宋皇陵中偏处西南，东与西村陵区隔河相望，两者相距约2.5公里。陵区包括永裕陵、永泰陵。

巩义地理位置以及环境概述

巩义市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巩义市南据中岳嵩山，北濒黄河，造就了巩义市险峻的地势。不仅如此，巩义市东临虎牢关，西据黑石关，南有轩辕关。再加上地扼西京洛阳，受地理位置险要的因素影响，有着“山河四塞、巩固不拔”的称谓。其次，巩义市从整个地形来看在东南方位偏高，在西北方位偏低。东南部被高山地区包围，中部是浅山，北部是邝岭。伊洛河从偃师入巩义境，从而形成东北至西南方向的广阔冲积平原。

北宋皇陵选址因素

风水堪舆的影响。历代皇陵的选址往往受到风水堪舆的影响，以及要考虑政治形势、交通位置、修筑陵墓所需资源和皇帝自身的倾向等等。北宋皇陵的修建亦不能例外，皇陵选址及修建之初便受到了风水因素的影响。

北宋承袭唐末，经历五代十国乱世，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礼仪制度不复存在，因此在北宋立国之后，首要目的在于稳定国内形势。北宋王朝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促使社会变得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同时通过制定新的政策和礼制来干预社会生活，以便进一步规范社会运行。由此丧葬礼仪成为整个社会礼仪制度系统的一部分而被载入国家大典。

而帝王丧葬礼仪是所有丧葬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宋初施行了一系列稳定社会的举措，促使社会秩序渐安，宋太祖为显示其忠孝，同时作为皇帝，出于家天下的需要，为向社会做一个表率，推动社会制度重建，便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闰十二月，将其父亲安葬在巩县，“卜永安陵于巩县”，拉开了北宋皇陵筑于巩县的序幕。

纵观宋陵所选位置，东南方向为青龙山、嵩山，西北部为伊洛河，往西可达伊河。南宋赵彦卫对此有详细描述：“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欑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欑宫正在其下。”这十分符合堪舆学说，因此被北宋皇室确定为皇陵修建地区。由此可见，风水因素在北宋皇陵修建时占据首要因素。

而在整个北宋皇陵修建中，在风水中占据首要因素的是《地理新书》的“五音姓利”。“五音姓利”就是将姓氏与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对照，然后根据五音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之间的对应情况，按照相生相克的关系，按照吉为阴阳相生，寻找到与姓氏相契合的最佳埋葬地理位置。

按照《地理新书》的记载，北宋皇室赵姓属角。角音在五行之中属木行，主东方，阳气位于东侧，在堪舆学说上东高西低为最佳方位，而次一级则属南高北低。“五音经云：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徵羽亦可居之，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

地理位置因素。北宋建立后，以开封（北宋之时为东京）为首都，尚有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然而开封距离巩义一百多公里，相隔甚远，为什么选择在巩义修建陵寝，而不是在开封附近修建？除却风水堪舆因素，还有什么因素影响到了它的修建？

从地理位置上看，北宋京城开封地处豫东大平原，河流众多，无山地少丘陵，再加上开封附近的黄河一直以来有“地上悬河”之称。且北宋时东京开封为王朝都城，东京被数条河流穿过，此时的开封不仅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宋史》记载东京地区地形宽广而平坦依赖水运的通行。北宋东京有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白沟河等多条河流。汴河穿东京城中心而过，每年春冬之时，来自江淮、湖浙等地的税粮及东南各地的珍贵之物均要通过汴河送达京城。蔡河横贯东京城的南部，与闵水、洧水等共同通行舟船。广济河，位于城北部，原名五丈河，开宝六年改此名。广济河宽五丈，每年通过此抵达京城的贡米达百万石。金水河则是流经东京城西北部的一条河流。而巩县地形北近伊洛河与黄河、南靠嵩山，既为险胜之地，又为依山傍水之地，更加符合堪舆学说。

客观上来看，北宋东京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宜建设大型陵墓，尤其是作为帝王陵寝，需要占用很大的面积，不能建于都城之处。而历代定都于开封的皇帝都有葬于外地的传统，如五代时期，后梁太祖朱温的宣陵建于伊川县，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睿陵建于禹州市，后周两代皇帝的嵩陵、庆陵分别建于新郑县和管城县。因此当时开封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因素也使得北宋皇室对陵墓的选址放弃了开封。

宋太祖赵匡胤自身对迁都洛阳的希望。北宋建都开封后，太祖赵匡胤一直希望迁都到西京洛阳，其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其一，他生于西京夹马营，在宋太祖即位后的最后一年，曾到西京举行郊祀活动。“九年（公元976年），太祖将幸西京。正月十三日，诏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坛，国之大事。’”因此宋太祖将帝陵选在西京属地范围内，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

其二，将帝陵确定在巩义内，可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巩义市靠近嵩山，位于天地之中的关系。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二十六日宋太祖诏《宣祖昭武皇帝改卜安陵哀册文》：“洛州南原兮山有嵩，山川王气兮洛阳东。宫阙崔嵬兮形胜通，土圭测景兮天之中。惟帝运之兴隆兮，盛大德而照融。”由此可知，最后将宣祖的陵墓选址在巩县是因为巩县临近嵩山。嵩山位于天地之中，具备帝王气象。而宋太祖作为开国皇帝，自然是希望国运长治久安，皇室绵延不绝。

其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宋太祖赵匡胤选择接近洛阳的巩义并非巧合，而是为后续迁都洛阳做好准备。之所以选择远离开封，是因为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城中所需物资几乎全部依靠水路从外地运送，万一遭遇战事，边境被突破，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无力防守的代价就是朝廷不得不依靠大量军队来守城，这将导致军队规模急剧增加，出现冗兵现象，造成财政压力，由此对百姓的税收就会增加，进一步威胁统治基础；而洛阳固若金汤，关卡林立，可依据山河地势进行防守，军队数量可以被缩减，进一步去冗兵，以安天下，“迁河南（洛阳）未已，久当迁长安。……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是，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皇室内部都反对将首都迁往洛阳，因为此时社会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以南，大量的以粮食为代表的物资要通过运河从南方运来，然后自汴河后北上或是西入洛阳都很困难，因此考虑到汴河经济命脉的因素以及臣子们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大多数大臣都不愿意将首都迁往洛阳。太祖只能寄希望于将帝陵安置在巩义内，以待后世迁都于洛阳。

综上所述，北宋皇陵之所以选择设置在巩义内，原因有三：一是开封地理位置以及环境促使北宋皇家选择巩义；二是受到堪舆以及维持王朝长治久安等因素的影响，三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自身迁都洛阳的愿望。除此之外，还有陵区附近浅山区盛产色青而润泽，质地纯净细腻的石料，便于就近取材建造陵墓和雕刻石像。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