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抢渡大渡河失败的原因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被迫出走，率军远征。在辗转数省后，石达开决定在四川建立根据地。1863年石达开企图渡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在紫打地遭到清军、彝兵、藏兵围堵，面对全军覆没的威胁，石达开选择舍命以全三军，最后在成都牺牲。石达开带军入川途中抢渡大渡河失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石达开指挥上的失误；二是太平军与清军在队伍实力、后勤补给等方面差距较大；三是太平军未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艰难的出路选择

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先是杨秀清手握大权，乱杀异己，“逼封万岁”。而后韦昌辉挟令诛杀杨秀清，连带20000多无辜的太平天国军民被杀，对闻讯回京的石达开（如图1所示）也意图谋害，石达开连夜逃往安庆。最后韦昌辉的残暴行为引起公怒，被洪秀全下令诛杀。

1856年底，石达开奉诏回京辅政，深得太平天国军民拥护，但洪秀全却对他心生猜忌。为了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限制和监视石达开，洪秀全提拔了既无才情也无算计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这两人处处设计意图加害石达开，使得石达开心中极为不满，加上与洪秀全的矛盾日益激化，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军独立作战，远征不归。李秀成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被忌挟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由此之由也。”

石达开出走天京后的历程

首先，从天京到四川大渡河边。

石达开决定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出走意图的变化而确立的，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857年6月到1859年2月，这段时期石达开缺乏长远的目标打算，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立即转移。二是从1859年2月到1863年6月，这段时期石达开脱离太平天国主战场，孤军奋战。太平军作战图（如图2所示）。

1857年6月，石达开率领跟随他的太平军精锐，离京前往安庆。1857年10月，离开安庆，南下江西。1858年4月，在江西吉水被阻，东进浙江。1858年7月，在浙江由于衢州久攻不下，于是分兵进入福建。1858年10月，因福建地区贫瘠、连年灾荒、瘟疫流行，不利于太平军长期固守，于是在攻克汀州后不久便分三路进入江西。

1859年2月，石达开在江西南安与部下商议下一步行动，最终决定了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目标，“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1859年5月至8月，太平军和清军在湖南宝庆激战，失利，被迫退入广西。1859年10月，太平军攻占广西庆远府，屯兵驻军，训练士兵。在广西的这段时间里，石达开的个别部下因产生悲观心理，丧失斗争意志，而纷纷率军离去。1861年9月，太平军离开广西，再次进入湖南，沿着西部边境北上，连续一年多在湘鄂、川南、黔北地区作战，经历多次失利后，被迫进入云南。1863年初，太平军决定兵分三路进川。一路由李复猷率领，回攻川东，牵制川东敌军；一路由赖裕新率中旗，先行北上，吸引防守清军，以利主力伺机入川；最后一路由石达开率主力军，从云南昭通出发，抢渡金沙江后入川。1863年4月，石达开率军渡过金沙江，5月进入大渡河边的紫打地。

其次，抢渡大渡河事件（如表1所示）。

一是石达开指挥上的失误。在进入四川前，石达开贸然分兵，他派赖裕新带军先行，派李复猷回攻川东绕道入川，企图让这两路军队牵制清军，给主力军入川铺路，却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机会。赖裕新带领的太平军在渡过大渡河不久后就在越西县中州坝被清军击溃，赖裕新战死，李复猷率领的太平军连续遭遇多次失败后，也退兵云南。而石达开对此一无所知，仍按照原计划进军，最后贸然进入不熟悉的大渡河地区，陷入绝境。

石达开带军抵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时，先派兵渡河侦查情况，在得知当时北岸无清军后，放松了警惕，却未料到，第二天大渡河突然涨水，渡河只能往后延期。又过了两天，清军已到达北岸，其他清军援兵也陆续赶到，对太平军形成包围之势。最后石达开只能在强渡和突围中消耗自己的实力。石达开作为领导者，面对险峻形势未能采取果断措施，致使错失渡河时机。

石达开在老鸦漩率军死战，清军竖立“投诚免死”大旗，企图生擒石达开。为了保全部下性命，保存实力，石达开轻信了清军的说辞，要求清军：“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刨，全三军而投安。”结果，石达开前一步押往成都，清军后一步就不讲道义，将驻扎在大树堡的2000人全部杀害，其余的4000人也大多在路上被杀害。石达开对敌人认识不清，缺乏警惕，存有以一命换三军安危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石达开牺牲了，他的“三军”也没能保全。

二是太平军与清军在队伍实力、后勤补给等方面差距较大。太平军在抵达紫打地之前经历了长达6年的远征生涯，其间损失了大量的老兵，而沿途扩充的新兵，缺乏战斗训练，作战经验不足，不善于打仗。在广西有些人带军离开，加上这次入川前的贸然分兵，使得太平军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与清军相比占据弱势地位。远征前期，太平军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辗转多省。远征后期，太平军更是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孤军奋战，既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也没有后方的源源接济，作战耗损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因此太平军在大渡河边被围时，无援兵相互策应，粮食物资供应困难，最后在土司岭承恩占领马鞍山太平军营地，截断太平军粮道后，只能“摘桑叶，掘草根，杀马而食”。

骆秉章在1861年调任四川巡抚，带领湘军入川，这使得四川的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加强，加上他吸取了在湖南对抗石达开的经验，对石达开想要入川的动向早有防备，说：“因石逆窜蜀之谋蓄之已久，自窜踞庆远逼近南川，意将由粤窥黔，黔以窥蜀。”因此，在石达开准备入川前就镇压了川内多起农民起义，这使得石达开入川后没有起义军相互策应。在得知石达开抵达紫打地后，骆秉章加紧部署，统筹全局，调兵遣将，“唐友耕、蔡步钟镇守大渡河北岸；王应元率藏兵斩断铁索桥，把守松林河西岸；王松林直奔筲箕湾、擦罗防守南路；岭承恩率彝兵用千年古木堵山道，切断石军东进、南退之路；刘蓉驻大渡河北岸督运粮饷，策应各军”。从这严密布防中可以看出，紫打地四周都有清军把守，清军兵力充足且训练有素，加上彝兵、藏兵和广大的后方援助，其在队伍实力和后勤补给等方面都优于太平军。

三是太平军未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大渡河地区是彝、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太平军在到达四川之前，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随着斗争越来越残酷，石达开开始怀疑一切，将彝人、藏人看作是满人同类。因此在准备渡大渡河之前，石达开没有选择向松林地土司请求让路，也没有说明路过缘由，反而造成了当地道路桥梁、生态环境和粮食作物等的破坏，最后引起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时，太平军“在冕宁，对前来接头的彝民侮辱、拘囚、杀戮等，使彝民起了反感。”“白沙河之战，赖部受创惨重，余众甚为激怒，因此北上时，所过之地房屋，几乎全部烧毁。”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太平军与彝人、藏人处于对立面。

与太平军不同，清军及时赶到大渡河收买王应元、岭承恩等当地少数民族上层，煽动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敌视和反对石达开，骆秉章还对彝兵、藏兵许诺，将获取的贼物全部用来奖励士兵。两方对比下，当地少数民族自然选择清军，如果石达开在抵达大渡河前能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也许结局会有所不同。

对石达开抢渡大渡河失败的思考

从石达开抢渡大渡河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太平军与清军多次交战，最后失败，石达开虽对这场悲剧负主要责任，但其失败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支队伍既没有先进的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也没有先进的理论武器，这使得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由于这些错误，石达开这个太平天国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出走天京的这6年时间里，没有配合太平天国的斗争，也没有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和民族政策，最终导致兵败大渡河。

尽管石达开及其带领的太平军抢渡大渡河失败，但仍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重要痕迹。勿忘历史，以史为镜。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大渡河边也面临与石达开相同的境地，可是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红军之所以能成功渡过大渡河（如图3所示），是因为吸取了石达开失败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树立了以大局为重的整体观念；结合地形气候，制定了灵活的战略战术，迅速渡河；结合群众，与兄弟友军、少数民族相互配合、相互策应，同时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开展群众工作等，为中共革命积累了火种。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