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蝗旱灾害研究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50余年间有23个年份出现了蝗、旱灾害的记载。在时间分布上，旱灾以春季旱灾发生最频，冬季次之；蝗灾在各个季节均有发生，春季较频。旱灾与蝗灾时常相伴发生，灾情过重时会产生更为深远的不利影响。通过分析整理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发生的蝗灾、旱灾，希冀探寻该地区部分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

中原地区作为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始于东晋南北朝时期。《辞源》中对中原一词解释为：“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本文所指中原地区主要包括今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和河北等地，在五代时期，这里是当时统治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

五代时期共历50余年（公元907年—公元960年），先后建立了后梁（公元907年—公元923年）、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6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7年）、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50年）和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60年）五个政权，各政权统治的时间皆很短暂。

文章主要关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旱灾、蝗灾。自然灾害是指“一种或数种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通过非正常的、非一般的方式释放出来，在一定范围内，危害和破坏了人类正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管仲认为，种种常见自然灾害中，有五大灾害最为严重：“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疠，一害也。虫，一害也。”五代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较为频繁。文章选取这一时期史料记载相对翔实的旱灾、蝗灾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整理，希冀探寻该地区部分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资料来源为《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正史中的相关记载。

旱灾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旱灾记录共37次，其中后梁2次，后唐9次，后晋20次，后汉5次，后周1次。

旱灾概况与特点。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旱灾年表（如下页表1所示）。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旱灾总计37次记载中，有明确月份记载的31次，总体上以春季旱灾发生最频，冬季次之。后唐9次旱灾记载中，仅1次未有明确月份，其余旱灾记录中3次发生在春季，3次发生在夏季，1次发生在秋季，1次发生在冬季。后晋17次旱灾记载中，15次有明确月份记载，其余两次分别在春、秋两季。可见，旱灾在春季发生最为频繁，冬季次之，夏、秋两季相对较少。除此之外，天福七年还有春夏连旱的情况发生。后汉旱灾则集中在春、夏两季。后梁、后周记载较少，难以探寻其旱灾发生规律，仅有的两次明确记载均在春季。

旱灾的影响与救治。土地干旱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旱灾往往会引起饥荒。如开运三年，“天下旱、蝗，民饿死者百万计。”灾情严重时，由此产生的流民问题时常危及社会稳定与王朝统治。如天福八年春正月，“时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饿死者千万计。”更有甚者，天福六年冬，“镇州大旱、蝗。重荣聚饥民数万，驱以向邺，声言入觐”，饥民成为发动叛乱的工具。

五代时期，旱灾的应对手段主要包括祭祀祈雨、减免赋税、发放粮食、安置流民、裁减闲官、减少皇室开支等。

祭祀为最常用的应对策略之一，即使同时采用多种手段，也往往首先记录祭祀的情况。与祭祀类似的方法还有大赦天下、施行善政等。如天福七年六月“遇旱，高祖遣祈雨于白龙潭”；后梁时，汉宾“临平阳遇旱，亲斋洁祷龙子祠，逾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为善政之所致也”；同光时，“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亲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但此种方法预后效果不佳，基本无明确反馈效果记录。

旱灾发生后，为应对粮食减产、大范围饥荒等问题，中央及地方官员多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同时中央也会根据灾情裁减闲官，减少皇室开支。如天福二年四月，后晋高祖“行至郑州荥阳县界，路旁见有虫食及旱损桑麦处，委所司差人检覆，量与蠲免租税”；而后北京、邺都、徐、兖二州又上报旱情，于是诏曰：“今后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余从令式处分。”

蝗灾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蝗灾记录共17次，其中后梁1次，后唐2次，后晋16次，后汉4次，后周1次。

蝗灾概况与特点。五代时期中原地区蝗灾年表（如表2所示）。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蝗灾总计24次记载中，有明确月份记载的17次，其中春季9次，夏季4次，秋季3次，冬季4次，总体上季节分布较旱灾更为均衡，各个季节均有发生，以春季最频，蝗灾记载最多的后晋时期也符合此规律。根据记载，蝗灾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如天福七年三、四、六月先后在各地出现蝗灾，乾祐元年五月、六月、七月蝗灾也接连出现，后唐的2次蝗灾记载也连续出现在同光三年的八月和九月夏秋之交。后梁、后周各有一次蝗灾记载，皆发生在春季。

蝗灾的预防与救治。对比旱灾难以预测、一旦发生往往致害的情况，蝗灾则时有“有灾无害”的情况出现。如“行袭性严烈，为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内有大蝗，寻有群鸟啄食，不为害”，即是发生蝗虫群聚但未损害农业生产的事例。

除天幸外，还可通过预判灾害提前剪扑虫卵、禁捕天敌等手段，减轻蝗灾灾情。如开平二年五月，“令下诸州，去年有蝗虫下子处，盖前冬无雪，至今春亢阳，致为灾沴，实伤陇亩。必虑今秋重困稼穑，自知多在荒陂榛芜之内，所在长吏各须分配地界，精加剪扑，以绝根本”，通过扑杀虫卵，防患于未然。又如乾祐元年五月，“鱼池旱、蝗。鸜鹆食蝗。丙辰，禁捕鸜鹆”，利用天敌对抗蝗灾。蝗灾发生时，中央、地方或派遣专人抓捕蝗虫，或令百姓捕捉蝗虫，以所捕蝗虫换取粮食等奖励。如“乾祐中，淄、青大蝗，铢下令捕蝗，略无遗漏，田苗无害”，在消灾减灾时赈济灾民，一举两得。

除此之外，还有地方官员偶然性地采用一些特殊手段以应对灾情。开运年间，值天下飞蝗为害，赵在礼“使比户张幡帜，鸣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

将旱灾、蝗灾比对可见，旱灾波及范围广，而蝗灾在地域、时间上常有连续性，且蝗灾、旱灾的发生时有相伴，如天福三年二月旱、蝗，天福七年五月，先后十八个州郡上奏发生蝗、旱灾害。其中，蝗灾、旱灾同时发生的情况占旱灾记录的34%，占蝗灾记录的35%。

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蝗虫更适宜在干旱的环境下生存繁殖。长期干旱导致水环境面积减小，地面露出增加，为蝗虫提供了更好的繁殖环境。同时，旱地长成的植物、农作物干重更高，蝗虫以此为食，生长较快，繁殖能力也更强。因此，长期的旱灾为蝗灾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蝗虫在干旱地区大批繁殖后，导致农作物减少，蝗虫转而向潮湿环境大规模迁徙，从而引发周围地区的蝗灾。

蝗、旱灾害一旦同时发生，饥荒与社会动荡的程度更甚。天福八年，“时蝗旱相继，人民流移，饥者盈路，关西饿殍尤甚，死者十七八”，但是朝廷以军粮匮乏为理由，“分命使臣诸道括粟麦”，最终导致“晋祚自兹衰矣”。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