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人情”淡化问题

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中国社会的人际互动中，人情因素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日常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人情世界，特别是乡村地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正在发生着变化，人际关系发生转变，乡村传统民俗也在逐渐消逝，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

人情的内涵

人情在生活中虽然经常被提及，但其涵盖范围较为广泛且带有一定的歧义。文章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人情”一般指人的情感，是作为人所具有的通常的情感或情理，即人之常情。比如说，某人有“人情味儿”或“不近人情”，就是指人的情感。

其次，“人情”也指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中产生的情谊。人本身带有情感，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一方对另一方付出情感，施以某种恩惠或好处，受方一般会给予回报，这样才显得合情理。中国人讲究“不欠人情”

“礼尚往来”，甚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若只存在一方的付出，另一方则会被认为“不通人情”，日后也难以继续交往。

最后，“人情”还指传统节日或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人们送出的礼物。礼物的赠送具有内在的意义，礼物是古老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礼物的赠送隐含着赠送者的态度及意愿程度，台湾学者黄光国在讨论“人情”内涵时，将此种意义上的人情理解为“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赠送对方的一种资源”。

简要概述人情的诸种含义，使我们对其基本内涵有了初步了解，也认识到人情范畴确实较为广泛。在日常生活中，人情不仅指人们自然感情的交流，更为侧重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具有的情面意识。

乡土人情“淡化”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乡村社会的文化习俗、人际交往方式在这里产生，加上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有意识构建，如对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推广等，经过千年的积淀，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乡土人情。而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广大乡村的面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及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不仅体现在乡村物质层面上，还触及乡村习俗、村民之间的人际交往方式等诸多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在大山顶村，对于大年初一极为重视，在当天，当地人对于饮食、穿衣打扮等活动都十分注意。此外，还有“赶毛狗”活动，清明节扫墓祭祖，七月十五的“中元节”等。在乡土情结强烈的乡村，正因岁时习俗的传统而使乡人的联系更为紧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相互拜年，串门走巷；每遇红白喜事，邻里乡亲都来帮忙；在农忙时期，常常是几家相互搭伙劳作，既省时省力，又增进感情。

其次，人情淡化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山顶村的社会现状与以往相比已有巨大的变化，人情也发生了嬗变。此部分主要从乡村家族、乡村人际关系及乡村习俗等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乡村家族的嬗变。家族关系和意识的淡化。中国乡村的家族是根据单系（父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它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其基本组成单位），是一个“社群的社群”。按照此定义，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家族的淡化。

第一，家族系统。在一个传统家族中，有一定的组织，头人，族规等。而今，在大山顶村，已没有选举产生或“明文规定”的族人，也没有专门的族规，村里需要解决事务时，多以村委会介入为主。第二，家族文化。大山顶村没有特别显赫的家族祠堂，也没有显在文化象征形态和仪式，如祖祠、族谱、祭祖等，又因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少返乡或已经迁出该地，参加祭祖的人数大为减少，足见人们对于祭祖的重视程度降低。第三，家族意识。这是个人对自己家族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如生活互动区域、通婚范围、新生婴儿取名辈分等方面与以往相比已发生诸多变化。在红白喜事、农忙时节搭伙帮忙等事上，邀请“家”人要比“族”人多，“自家人”或“本家人”等字眼已经很少出现；在通婚上，可以同村或同姓结婚，而不必严格遵守传统的异姓外婚制度；对于新生婴儿的取名，除在本地居住的村民外，如在外务工或定居的人们，取名较为新颖，并未遵守传统按辈分取名。

从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该村家族状态处于弱化状态。这必然导致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淡化，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由本该在地缘或血缘上更为亲密的关系而变得疏远。在中国乡村这样一个重视家族和宗族的社会中，家族在物态形式和文化上逐渐弱化，村民的人情意识也随之淡化。

二是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人情在村民人际交往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现代化的乡村中，村民的关系似乎没有之前融洽了。

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中人们的日常交往少了。邻里关系是乡村社会的主要关系，现在其地位也发生转变。现在的年轻人，平时很少在家，或外出打工，或在乡镇企业谋生，难得闲时在家。村民相互之间接触的时间减少，造成村民之间关系的生疏，相互人际关系的冷漠，人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淡化。

另一方面表现为村民互助有所变化。在传统乡村中，村里有人家碰到红白喜事，同村人除了到场做客之外，还会提供无偿的帮忙，如摆宴席，会有人来帮忙准备食材和饭菜，提供桌椅板凳碗筷等。现在，无偿的劳动已经很少见，帮助是以一种“小工”的形式出现，每天要支付一定的劳务费用。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乡村地区村民、亲戚间的走访在频率上也有所减少，并有一定的选择性，多少存有利益的成分，人们之间的交往更为“势利化”。

三是乡村习俗的变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移风易俗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地方文化因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碰撞而发生变迁。在各种重要的节庆时，有些村民难得返乡，但传统的人际交往、商讨村务逐渐减少，人们之间的感情变得淡化，乡村生活的节奏也变得快起来，村民之间原本淳朴融洽的关系现在慢慢变淡。

乡村人情淡化原因之浅探

通过对近几年大山顶村在家族、人际关系和乡村习俗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简要概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乡村人情的变化，而且其变化趋势主要是变得淡化。对于其中缘由，在此进行初步探究。

首先，人际关系变化。一是地缘。过去，因出生和生长于相同地区而具有地缘关系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感。同在一个村里长大的村民，彼此较为了解，往来甚多，庆典节庆都是共同参加，农务活动中也是搭伙完成，相互帮忙，因地缘而产生的关系基础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际关系，较其他关系更具重要性。这种地缘关系特别是在身处异乡时体现得更为明显，外出打工都是跟随同乡一起前往，如果本村有人在云南经营一家建筑公司，那么很多员工甚至管理者都是同村人。

而现如今，地缘对于乡村人际关系的影响减弱了。因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劳动力得到解脱，都常年外出打工，这样致使乡村地区的农民不再是生活于固定的区域，而是分布于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就目前的乡村而言，家乡只是一个概念和寄托，并不是年年月月生活的地方，共同生活在家乡的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对于人情的淡化来说，地缘因素的减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是血缘。中国乡村的宗族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血缘关系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的人际关系。传统乡村社会里，婚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亲对象一般都来自相邻几个乡镇，甚至是同乡的不同村而已，跨出县城娶亲的情况少有发生。所以生活于乡村的人们同乡的亲戚关系比较多，因为离得近，相互走动也是常见的事，人情交往频繁。现在乡村地区的年轻人，都是自由婚恋，由外出打工或者就学相处的对象发展为婚姻的较为普遍，这种血缘的联系在地域上相比过去是绝对扩大的。从这个层面上讲，血缘对于人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地缘因素的延伸。在一个乡镇区域内，因血缘而形成亲戚关系的人数减少，所以因血缘而形成的关系较以往也在减少，彼此不带有血缘关系，因不是亲戚而不熟悉，人情也就变得淡化。

三是姓氏。姓氏同样也是影响人情的一个因素。大山顶村的村民小组基本上都是由不同的姓氏组成，可以轻松地根据姓氏判断出某人生于具体哪个村民小组。姓氏相同的都相互称呼为“本家”，因而带有一层与不同姓氏相比更为亲密的关系。

其次，乡村现代化。根据戴维·波普诺的观点，“现代化指的是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内部社会变革。”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大批学者关注中国现代化对于乡村经济以及乡村家庭的影响，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他们都认识到了乡村在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性。

中国的乡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其凸显的问题也在增多，除了导致环境破坏、发展结构不合理、乡村治理复杂化等情况外，还导致了人情的淡化。村民关系变得复杂，不似以往那般单纯，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本来是乡村民众的标志，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村民因接受外来思想的侵袭，加之乡村社会矛盾的增多，而导致彼此之间的信任降低，相互猜疑，因小事而产生纠纷的情况屡屡发生。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一定程度上可谓是一个“人情”的世界，它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从小跟随家人和长辈学习如何为人处事，做到合情合理，在人际交往中学会保全他人面子。“先学会做人，才能做事。”这是中国父母教育子女的一贯做法。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乡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正如一柄双刃剑，是好是坏不能片面定夺。乡土人情的淡化，是文化变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以长远的眼光客观评价。现在全国的乡村建设已取得不小成绩，对于乡土“人情”的研究，定能对我国乡村的和谐发展提供些许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