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内涵探微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始建于公元前486年，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组成，全长3200多千米，通达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延绵不绝的运河背后是百姓亘古不变的乡愁、千年闪烁的文化遗产和中华民族融合交织的经济命脉、情感血脉与历史文脉。在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时代背景下，现就大运河文化内涵展开深入探析。

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14年6月22日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纵观华夏历史，流淌千载的大运河横贯南北，跨越多个省份，是一项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更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化系统。“千年人工开凿，沟通人文脉络”是大运河区别于长江、黄河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若深究运河文化特质，当前学者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应从水利工程及65处文化遗产点出发，以科学、客观、公正的角度研究其漕粮运输、市场构建的物质性和经济性；有些学者则认为应着重探究大运河脉络源头和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精神价值，并逐步拓展至理论学说。种种纷争论述，无外乎学术立场、学科背景以及研究角度不同，归根结底都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详细解读。

大运河文化的概念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在数千年发展中与河流产生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互动。回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但凡在人类文明史中璀璨生辉过的文化，或多或少都与河流存在一定联系。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大河文明”为例，在中国，黄河与长江孕育了中华文明。无论是在夏商周这样的初始阶段，还是汉唐宋明这样的强盛时期，其核心区域始终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而长江更在滚滚浪潮中养育了中华儿女。大运河虽非天然河流，但身为“南北大动脉”，它在推动沿岸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后人带来了延绵不绝的文脉。作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外国人观察、体验中国文明的窗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它们都是商业兴盛的地方……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流经过这里，这给运输大量的商品，如丝、药材和其他有价值的货物提供了便利。”

对于大运河文化的概念，学者多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从广义来看，大运河文化是指以黄河流域文化为中心，与海河、长江、淮河共同融合的独特人工运河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开展沿线水事及相关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看，大运河文化多指自开凿以来形成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及价值思维模式。

从空间维度来看，大运河文化从南至北划分为多个片区，31条河段总体可归结为上游吴越文化、中游齐鲁文化、下游燕赵文化，仅在江苏省内就途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城市，贯穿了苏北、苏中与苏南，包括运河七段中的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大运河遗产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形成的文化类型较为丰富，但无论区域文化存在何种差异，大运河文化都可被视为凝结在水利工程、物质特征之中且能够代代传承的社会规范、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血缘关系、文学艺术、价值理念以及民间信仰等。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开凿于春秋时期，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被称为“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千百年来，这条贯穿数十个地、县的人工运河促进了沿线城市经济发展、文化理念的传播与社会变革，更让南北方打破了西方部分地缘政治学者的固有学说，即古罗马、俄国等强国若想持续发展，都是向生产劳作方式近似的同纬度扩展，这是中华文明繁荣千载的一大原因与进步之处。作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水利工程，大运河的贯通、繁荣、衰败、重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更向世人表明，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是新时期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与责任。为了有效守护世界公认的文化符号与财富，笔者认为应结合大运河人工开挖的水利属性、政治制度的战略属性以及纵贯南北的地理区域与经济文化属性对其蕴含的内涵进行详细阐述与说明。

蕴含“人定胜天”的工匠精神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吴荣顺指出：“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与河流永恒互动的特殊景观升华了对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情感和信念，成为文化符号、精神特征、时代烙印和集体记忆，运河作为一种特殊的河流也是如此。”不同于长江、黄河的天然属性，大运河发端于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体系之下，为了满足农耕需求，解决水陆交通不便带来的经贸与文化交流限制，公元前5世纪，各诸侯国君主带领百姓克服施工器具、地形条件等种种困难，在国境内修建通渠，奠定了大运河各段基础。隋朝时期，大运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建设与发展。隋文帝统一南北后，他的高瞻远瞩令其作出造渠决定，实现了“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炀帝即位后，更是开通济渠，打通了洛阳城下至黄河的水运路线，并逐步完成了修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的首要水利任务。而唐宋时期，两代皇帝多次疏通河道、修筑堤防，实现了“通使纲运，民旅皆利”的盛世愿景。此后元、明、清三代驻守在运河沿岸的重臣不惜耗费巨资和大量人力全力修筑河脉，繁荣了当地经济、文化，造就了众多的文化名城、运河名镇。

回首历朝修渠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国运系于河运，而河运之根本在于“人”。一方面，“疏堵结合，综合治理”的方式解决了大运河的泥沙淤积问题，体现出历代水利工匠“以河治河”“束水攻沙”的变通治水思想，“涓涓不塞，将为江河”等治水名言更是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经验；另一方面，“人定胜天”的积极思想也成为大运河开挖、疏通、整治过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环。在隋唐时期等社会繁荣时期，我国修渠技术虽走在世界前列，但因没有技术、设备支撑，运河沿岸的朝廷官员、水利专家和工匠劳力仍面临着许多治水困境。然而他们在探索治水发展的道路上，结合儒、道“遵循自然规律，逐步改造自然”等理论思想，积累了大量经验与教训。如利用土地勘测技术为水利工程提供前期技术支撑，在尊重“省钱、省工、省料”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渠道，减少巨大工程量所带来的施工、财政方面的困难，以及各地官员建章立制，以誓约为据，保障了大运河的后勤供应、堤修费用收缴，有效处理了修渠、治水过程中的纠纷。

在当代的河道疏浚、挖掘、夯筑、修固、维护等水利工程中，古代匠人“疏、导、蓄、泄”相结合的治水理念一直影响着一代代水利人，大运河上至今还有很多古代修建的堤坝、闸口在发挥作用，这一件件水利设施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人定胜天”到“天人和谐”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工匠精神。

蕴含“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康有为指出：“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南起余杭、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途经多省，工程量巨大，在千年的流淌中逐渐成为我国的“国之瑰宝”与各城经济、人文发展的命脉。但在看到运河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笔者认为有关学者更应重视运河背后蕴藏的“大一统”政治理念。自秦以来，漕运及运河治理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制度文化，大致可从两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行政管理制度。魏晋以后，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水利官员逐步形成双轨制。隋唐时期更是设六部，其中工部又下设水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掌管全国水利工程，特别是大运河的渡桥、漕运、水渠、筑堤、水磨等水利政令。特别在隋朝时期，中央为巩固政权，减少大运河在修筑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专门设立了“运河差使”“行运司”等管理机构来统一调度运河事项，协助太守处理日常事务，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不仅令“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社会共识，更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政治理念贯穿始终；其二是民族交融、经济文化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纵览大运河全局，南北贯通的“一字型”河道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两岸群众的出行，让不同区域的人文资源、文化底蕴、风土人情不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逐渐融入“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之中。南北百姓也不再拘泥于本地区政令，而是形成了“四海即一家”的利益共同体与家国概念。如今大运河仍然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河道依然保持着繁忙的运输活动，承载着航道运输的重要功能，为物流供应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蕴含“开放包容”的社会属性

在中国版图上，大运河呈现出一个巨大的“人”字形，连通南北地区城市间的商贸、文化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大运河沿岸形成的文化、艺术相较于其他天然河流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两千多年岁月的冲刷，两岸历经诸侯割据、军事战乱，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多年来的民族碰撞、交流使大运河沿线人民取各家之精华，并在运河开凿、通航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社会属性。从物质层面来看，大运河使南北经贸不再拘泥于本地区所产商品，大规模的南粮北运成为时代经济往来的象征，金银铜铁、绫罗绸缎、砖瓦木材甚至海外货物开阔了百姓视野，使其商业文化愈发开明。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运河社会属性的内核便在于其开放性、交汇性与商业性；从精神文明层面来看，大运河文脉让当地的古宅、古镇、古村相聚相融，形成了兼具南北文化特质的曲艺、民俗、工艺等丰富多样、形制多元、璀璨夺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流传至今。

大运河的文化功能

成为文化相聚、交融的载体

明朝时期，朝鲜济州推刷敬差官崔溥在《漂海录》中对大运河沿岸城市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述，再现了明代中后期南北方城镇特别是江南地区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盛景。岁月更迭，运河沿岸城市不仅未曾衰败，反而随着运河的变迁不断发扬、更新原有文化。大运河开通后，从隋唐的洛阳，到北宋的开封，到南宋的杭州，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北京，王朝更替，但是都城始终建在运河附近，以北京为例，建设故宫所需的砖石、木料等大多是通过运河被运至京城的。“世界运河之都”扬州为响应国家“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的号召，以运河文化规划者的身份，将园林、饮食、戏曲文化汇集于此，建设了三湾湿地公园、运河博物馆、扬州文汇阁等一系列富含运河文化内核的公共活动场所，让群众在这些以运河文化为载体的场所中感受运河的魅力。

促进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时期，大运河发挥其交通要线作用，使京津冀与长三角连成一个整体，全新发展的经济走廊正在逐步形成。封建时期，大运河是连接南北甚至东西发展的“黄金水道”，它让诸多徽商、浙商从绵延群山中走出来，在百舸争流的大运河中开辟出一条商贸发展水路，至此两地商贾无业不营、无商不经，在长三角基础上沿着运河将活动范围逐步拓展到山东、河北一带；进入21世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大运河展现出非凡的经济潜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使得众多企业依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优化调整。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近年来，大运河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行。在2023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上，贺云翱教授表示：“大运河沿线是水的空间，活着的大运河就是一个生态空间。”回看十八大以来运河城市发展，各地政府多秉持“运河是经济动脉亦是生态动脉”的原则，纷纷探索建立大运河生态保护联动机制。如2017年4月，徐州、宿迁、淮安、泰州、扬州等5市共同成立了江淮生态大走廊运河城市生态合作组织，达成共建共享江淮生态大走廊共识。大力推进运河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地从水生态修复、园林绿化、湿地保护、景观营造等多方面着手，统筹大运河两岸的公共空间、交通组织和滨水景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运河景观带。

寻求文旅融合契机

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创新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带动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公园等系统工程是新时代赋予运河沿线城市的重要使命，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深入了解运河段周边村镇的历史源流、民风民俗、运河传说故事、传统技艺等历史文化，提炼出地域符号，总结出能够发展地方经济的手段与方法，寻求文旅融合的契机，在改善运河周边民居环境，提升沿线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同时，结合近年来较为热门的文旅融合旅游产业发展策略，以文旅融合与村镇建设为载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深挖与运河相关的地域文化，整合各类文化旅游资源，对不同段的运河根据地理区位再次进行细分，利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观点，对重要节点进行设计，点连贯成线，线辐射面，最终建成高质量的运河文化示范带，形成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京、津、苏、皖等八大省市。作为古代劳动人民举历朝历国之力造就的水利工程，如今的大运河承担着华东地区的电煤运输任务与淮河等农业产区的灌溉重任，更承担着传承其沿岸文化血脉，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任务。因此，如何深入探析大运河文化内涵和外延，并在此基础上将积淀已久的文化底蕴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是亟待社会各界思考的问题，也是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利用的必然举措。

202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品质推进江苏段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3SJYB1860）。

（作者单位：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