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独具一格的史学思想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就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言，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史学从梁启超新史学的滥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这一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五大史学家”之一的翦伯赞，不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现从探讨中国社会形势发展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致力于中国史学新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对翦伯赞的史学思想加以探究，以期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国史学的蓬勃发展。

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史

中国社会发展史是自梁启超提出其“新史学”论断后，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前期一直争论不休的重要课题，也是史学界在20世纪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至今没有自己真正的历史，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官修史书体系，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王侯将相的“家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史”。因此，梁启超就中国“古史”提出尖锐的批判，指出中国“古史”的弊病——“四弊二病”，从而引发了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和“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讨论。

1927年在经历“四一二”和“七一五”事变之后，革命的失败有力地激励了当时的先进分子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此后，以“社会史论战”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史理论斗争在史学界展开。1930年，翦伯赞《中国农村社会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一文的刊发，标志着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参加“社会史论战”，开始登上史学界的舞台。

在论战的过程中，翦伯赞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提出批判。翦伯赞认为，顾颉刚和胡适打着“疑古”的幌子否定中国古史，因而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时，翦伯赞肯定了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打破“疑古主义”的历史意义。但是，郭沫若在他的历史研究当中脱离中国实际，生搬硬套西方所谓的历史经验，导致其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忽视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进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深渊。在谈到吕振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论断时，翦伯赞称其“过于着重个别阶段的特质之说明，而没有以同样的精力注意到阶段与阶段间的关联”，同时“反复着几个类似的规律”，这样在历史研究中“多少带有一点形式化的危险”。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上，翦伯赞认为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在东方社会是不存在的，而是作为“相当于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时代之‘东方的奴隶制’的变种”的历史存在。在翦伯赞看来，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判定我国的社会性质。对此，翦伯赞坚持认为，中国自周至清都是封建社会。虽然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停滞且无法被阻挡的。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革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产物。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从一开始就以研究中国历史及社会发展为切入点，进而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翦伯赞便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杰出代表。抗日战争期间，翦伯赞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用实际行动书写历史研究为抗战服务的铁血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研究为阵地，批判传统史学和资本主义史学，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依旧奋战在历史教学和研究的第一线。翦伯赞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发展，在坚定捍卫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中有着卓越的贡献和崇高的地位。

纵观翦伯赞的一生，其史学成就以及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基础和导向的。作为中国第一批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历史研究的史学先驱，当时众多史家认为翦伯赞治史的鲜明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翦伯赞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致力于中国史学新体系建设

重新定义历史学：具体性学科

历史学的本质特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中国史学界未曾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翦伯赞认为“历史科学是具体性的科学”。翦伯赞所说的“具体性”是对历史学本质的规定，即“历史是具体的，我们不能专凭理论去武断事实。要承认客观事实，不能以主观的爱憎，涂改历史的事实”。翦伯赞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历史的具体性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历史学是一门具体性的科学，历史研究与考证不能仅从概念着手，而是必须重视史实，因为基于史实研究得出的结论才是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历史研究不能把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史实，否则便是本末倒置，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高度重视实证的观念基础是历史作为具体性科学的另一表征。关于这一点，翦伯赞认为历史的功能在于真实地记录史实，而历史的价值在于基于史实的科学批判。因此，历史学的任务在于基于史实记录的史实说明。它在告诉我们过去的史实“怎么样”的同时，也要向我们阐释“为什么”。所以，翦伯赞曾郑重地指出：如果要知道“为什么”，必须要先知道“怎么样”。因此，翦伯赞认为，具体性是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是建立在资料分析之上的科学。

在翦伯赞的理论中，历史学的具体性是以特殊性、偶然性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的具体性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从特殊性和偶然性着手，只有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才能达到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这是由历史的客观性决定的。翦伯赞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被称为“一般法则”；同时，历史的发展演变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偶然性或特殊性。在历史研究中，单纯从历史的“一般法则”入手研究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翦伯赞亦有精彩的阐述：“着重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对的，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过程揭示它的客观规律性，或整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实现出来的。”

翦伯赞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学的性质是什么的疑问，他认为历史学的性质在于历史的具体性，对此他并未详尽地阐述具体性的内容。但是，肇始于翦伯赞的对历史具体性的探求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和相关研究，毫无疑问是翦伯赞对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巨大贡献和强有力的推动。

基于《历史哲学教程》的史学理论建构

诞生于1938年的《历史哲学教程》是被誉为“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翦伯赞的代表作，也是集中体现翦伯赞史学思想的名著之一，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翦伯赞写作《历史哲学教程》的初衷有以下两点。

一、通过历史研究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对此，翦伯赞认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史学界应当奉献一丝绵薄之力，那就是关于抗战的史学理论研究不能滞后于中国人民的抗战实践。实践证明，历史研究必须在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只有如此才可以做到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在抗战年代写作《历史哲学教程》时，翦伯赞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批判了民族统一战线与行动阵营中出现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有害倾向。

二、主张“历史科学的拓荒运动”以正确的方法进行。对此，翦伯赞进一步指出，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和总结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规律是哲学的基本任务，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作为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

翦伯赞在他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基于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以及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致力于构建中国史学新体系的尝试。《历史哲学教程》表明，翦伯赞在吸取东西方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历程，敏锐地指出“科学是带有社会各集团之阶级局限性的科学”，不能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相反，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改变历史。

在谈到历史的合法则性时，翦伯赞认为，历史在哲学层面是一般和特殊的对立统一。对于历史的关联性，翦伯赞认为，基于时间、空间的历史事件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创造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因此，翦伯赞主张在对机械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的同时，着重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对于历史的实践性，翦伯赞着重强调实践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进而对基于历史发展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意识的辩证关系展开全面、深入的阐释。对于历史的适应性，翦伯赞在探讨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战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意识形态。

第二，对“社会史论战”进行批判和总结。20世纪30年代伊始，《中国农村社会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一文的发表，标志着翦伯赞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姿态登上“社会史论战”的舞台。在整个论战期间，翦伯赞先后发表数篇佳作参与论战。也正是经历论战的洗礼之后，才奠定了翦伯赞“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崇高地位。在此期间，翦伯赞批判了当时盲目引用马恩经典文句，忽视具体历史研究的错误风气。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斗争的基础上，翦伯赞肯定了郭沫若先生对于冲破“历史怀疑主义”所做出的贡献，并称其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纪元。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史学界也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独具特色的通史研究

20世纪初，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思想时，中国的传统史学还基本停留在“帝王将相”家史的阶段。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诞生，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还未产生，中国史学界的通史编修工作才刚刚起步。经过史学界的不断努力，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通史编纂进入了一个璀璨的时代，尤其是马克思主义通史编纂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和《中国史纲要》为主要代表。翦伯赞在1943—1946年期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要》一、二卷，即后来的《先秦史》和《秦汉史》。

《先秦史》是一部有关秦代以前的历史专著，翦伯赞在研究和分析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最新考古成果，力求把先秦史从神话传说的泥沼中解救出来，使先秦史“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达到把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的目的。在这本专著中，翦伯赞在充分论证先秦时期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做出论断：西周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在第二卷，即《秦汉史》中，翦伯赞在研究现存文献著作和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基于“西周封建论”的“中期封建社会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通史编纂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翦伯赞也迎来了他在通史编著上集大成的作品——《中国史纲要》。

《中国史纲要》是一部涵盖中国社会发展全部形态的通史专著。翦伯赞在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巧妙地贯彻“通史”的特点，采用“西周封建论”的观点，不仅详尽论述了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就中国历史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所有这些方面，比五十年代出版的通史著作都更趋完善”。

注重少数民族史的研究

翦伯赞注重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一方面和他出身于少数民族有关；另一方面则在于翦伯赞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主张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为此，他在抗战期间撰写了《我的氏姓，我的故乡》一文，主张民族平等，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积极从事民族事务工作，积极主持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史料丛刊》，筹备组建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翦伯赞曾多次前往全国民族地区考察、访问，时常与各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学术科研机构以研讨会、座谈会以及发表主旨讲演的形式进行沟通与交流。翦伯赞十分重视和鼓励全国各民族地区的学校、单位大力培养研究当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专门人才，有计划地加强对当地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此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发表了《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文成公主说了话》等多篇文章，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视和对少数民族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