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清白寒素”家风略考

梁启超多次教育子女要继承“清白寒素”家风。“清白”“寒素”本为品评人物之语，后逐渐演化为士人品格及家风观念。从家书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清白寒素”的定义包括涵养品格、磨炼人格以及求学上进等理念，这对理解梁启超利用“寒士家风”培养子女成才具有深刻意义。

梁启超首次提及“清白寒素”家风是在1916年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当时蛰居上海统筹护国运动的梁启超，在家书中谈及“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计划此后不再为官，要让子女们“长育于寒士之家庭”。此后，梁氏家书中屡次提到寒士家风，并将其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原则，培养出梁家子女“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成才”。了解梁氏家庭教育中“清白寒素”的理念，对学习并传承梁启超所倡导的“寒士家风”具有重要意义。

“清白寒素”源流

东汉桓帝、灵帝之时，童谣中就有“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说法。在汉代，“清白”与“寒素”均为考评人物的术语。《现代汉语词典》将“清白”和“寒素”分别收录，因此文章对两者分开进行讨论。

“清白”与品正纯洁

东汉文学家蔡邕之父蔡棱，因为“有清白行”，死后被赐予“贞定”的谥号。根据《谥法解》的记载，“清白守节曰贞”与屈原的诗句“伏清白以死直兮”的意思相吻合。由此可知，东汉时期“清白”是对品行纯洁、忠诚守节之人的评价。

“清白”成为品评人物的术语也与选官制度的变化有关。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诏取士，要求“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童谣“清白寒素浊如泥”中的“清白”，即为选官科目。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人物之风大盛，并且沿用了汉代品评人物的术语。“清白”在《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多次出现，“操节清白”“治身清白”“清白节操”等都用来评价人物操行。《现代汉语词典》对“清白”的解释为“纯洁，没有污点”，也是对“品格纯洁”之意的沿袭。

“寒素”词义之流变

《现代汉语词典》对“寒素”的解释是“清贫”，其多作形容词使用。《华阳国志》中记载了一则东汉时期的故事：出身“寒素”的杨姬替蒙冤入狱的父亲申冤，得到尚书郎杨涣的赞赏。杨涣将她纳为儿媳，杨姬“遂世为宦门”。此处“寒素”与“宦门”相对，也印证了东汉时“寒素”为“出身平民、无权势可依”之意，强调社会地位低下。

西晋时期，“寒素”则和“清白”一样是当时的察举科目，朝廷常有征召“寒素”之举。“寒素”包括门寒与身素两个条件，门寒为“无世祚之资”，身素为“有德礼可闻”。根据《晋书·范乔传》，范乔因为“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尚书郎王琨荐其为“寒素”。据此可知，举“寒素”的对象，必须兼具高尚品德和精深学识。因此“寒素”者虽出身平民，但学识渊博，品行高洁，因自身学行道德获得时人的敬重。受此影响，“寒素”的意义也渐向学行与道德转移。

与晋朝相比，南朝时期“寒素”一词更强调人物出身低下，不再代表学行与道德并存的文人士大夫。如《宋书》中记载了南朝宋名将颜师伯出身寒微，尽管因为平叛有功被孝武帝重用，却仍被士族出身的宰相宋粲“以寒素凌之”。南朝社会更加注重士庶之别，社会风气亦从两晋时注重品德修养的“素”，转变为强调社会地位的“寒”。

综上所述，所谓“寒士”，一般指中国传统社会出身低微、地位卑下的读书人，“寒”为家世门第，“素”为修身目标。梁启超家书中对家族“清白寒素”的定义，可以理解为政治经济状况“寒素”，道德风貌“清白”。梁启超自述“吾家自始迁新会，十世为农”“余自顾一山野鄙人……祖宗累代数百年，皆山居谷汲耳”，其耕读之家的身份，与“清白寒素”的定义相符。

梁氏“清白寒素”家风之内涵

以“清白家风”修养德行

“清白”用来形容家风品格清正纯洁，没有道德污点。梁启超家风中的“清白”，包括“诚实以正心”“修德以立身”。

1.诚实以正心

梁启超在《我为童子时》中讲述了自己六岁时母亲赵夫人对其说谎行为严加惩戒的经历。赵夫人教育他：“人之所以说谎，无非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该做的事情没做。这些罪过本来改起来都不困难。但是说谎是自欺欺人，万恶都从说谎中产生。人无法取信于人，人无信不立，最终就会一事无成，落得成为乞丐的下场。”母亲的教诲让梁启超铭记终生。“意诚”“心正”是安身立命之本，只有诚实，方可自立于世，取信于人。这也令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即使不断“自我革新”，依然能够表里如一，并且以清白家风为傲。

2.修德以立身

梁启超在《为学和做人》中提及“求学问是为做人”，将“知、仁、勇”视为做人的目标。1927年，他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长谈的过程中，提到将个人修养视为改造社会风气的伟大事业。因此在对子女的教育中，梁启超极为看重品格行为的培养。1916年3月，梁启超的父亲在香港病逝，梁思成和梁思永在家书中没有任何哀悼的话语，梁启超直指他们“非知礼”。1926年10月，梁启超在家书中提及其在徐志摩婚礼上做演讲训词，评价“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因而有所感触，在信中向子女们讲述。

梁启超评价家中数子，认为“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于才留，大概总可放心”。与梁家子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有为的子女。康有为1927年去世后，梁启超等学生在协助康有为家人料理后事的过程中，发现康家女婿连偷带骗坑诈家产，子女则一点事都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梁启超在家书中提及此事，也是为了引导子女重视品格修养，严于律己，不因优渥生活养成纨绔子弟习性。

以寒士门风磨砺品格

梁启超虽出身乡野，但在民国初年已成为集政治文化优势资源于一身的国内名士，但他仍强调“寒士门风”，这与他认同并推崇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密不可分。

1.安贫乐道以自立

梁启超强调家门“寒素”，意在让子女于困难中砥砺意志，自强自立。梁启超参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时，向长女表明“不再仕宦”的心志，并以“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自豪。在家书中他计划未来让子女成长于“寒士之家庭”，意在通过寒门磨砺子女志向，“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

此后梁家家书中数次出现“寒素”和“寒士门风”，均与教育子女自强自立有关。梁启超将寒门出身与所面对的物质短缺和忧患困境相联系，将吃苦视为磨炼人格的大好机会。1926年，梁思顺来信向父亲诉说生活困境，不愿丈夫调到外交部。梁启超在回信里分析女儿女婿均为“寒士家风出身”，鼓励他们在困境中磨炼人格。信中提及梁思顺的子女，梁启超认为身处乱世，能吃苦才能自立于世，孙辈也应当体会“寒素风味”，这对孩子们的成长“实属有益”。

梁启超教育子女在困苦中磨炼坚强意志，更重要的是“能在困苦中求快活”。流亡日本时，梁启超生活上“贫乃彻骨”，困顿不已，但在给二弟梁启勋的家书中坦言“心境坦然，其乐乃无极也”。护国运动时梁启超遭到跟踪监视，生命处于危险中，却仍笔耕不辍，“每日孜孜”，保持振奋的精神和愉快的心境。家书中教育子女“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今复还我忧患生涯，而心境之愉快”等话语，绝不只是言语上的教诲，更是他本人身体力行安贫乐道精神的感悟。

这种安贫乐道、视吃苦为乐事的精神，通过言传身教贯彻在梁家子女的教育中。1923年5月，梁思成即将前往美国留学，却突遭车祸，骨折住院。由于伤病延误学业，梁思成心急如焚。梁启超却在家书中建议梁思成借住院之机会认真温习《论语》《孟子》，在学业上也并无损失。他告诫儿子人生之路很长，所要争取的不在一年半月。“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是磨炼德性之好机会。”把“小挫折”看成“好机会”，这不仅是父亲对孩子的开解，更是梁启超一贯的人生信条。

梁启超挚爱子女，却并非姑息溺爱，不论是生活挫折，还是困苦环境，梁启超均将其视为磨炼人格的机会，坦然面对并劝慰子女以吃苦为乐，这就是梁启超对“寒士家风”最直观的定义。

2.超脱物欲之困

如果说梁启超把艰苦的环境和人生挫折视为磨炼子女品格的机会，借吃苦锤炼坚毅人格，那么“寒士门风”的另一面在于通过勤俭使子女摆脱物质欲望的支配。

在1927年5月13日的家书中，梁启超提到人生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将幸福与物质享受进行区别。民国年间，梁启超著书讲学，收入大为可观。尽管自述梁家为“寒门”，但梁家并非拮据之家，只不过家庭收入多用于子女的教育，而不是在物质上骄纵子女，因此家庭教育中依然以勤俭朴实的“寒素”风气教育子女。

1928年2月12日在写给梁思成的家书中，梁启超如实说明自己为梁思成夫妇筹措的游学款项“颇觉拮据”，“但学业所关，我总要玉成你，才尽我的责任”。并在信中详细说明款项必须“撙节使用”。在梁思成归国择业时，面对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两个选择，梁启超拒绝了生活条件更好的清华大学，理由是清华大学的生活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不认为只有艰苦的环境才能磨炼人格，在物质丰盈的条件下更应该克己自律。能够做到不因物质的丰富而安逸，也不因物质的贫乏而气馁，才能真正锻炼人格。

因为家庭理财需要，梁启超将部分资金交由女婿周希哲进行投资。在投资获利后在家书中和女儿梁思顺说：“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此后还在家书中和女儿商量，考虑通过投资解决家中经济问题。由此可见，梁启超并不避讳与子女谈及财富。

三子梁思忠留学时曾担心安逸的环境会消磨掉志气，害怕“把人格送掉”，因此计划回国参军吃苦。梁启超告诫他：“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明确反对思忠退学回国。得知女儿梁思庄留学时用钱格外节省，也不止一次写信告知女儿“不必太过节省”。梁启超相信子女们“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这种精神正是来自他本人安贫乐道的精神教育。

梁启超对子女进行“寒士门风”教育的目的，并非盲目追求困难，而是希望子女不论外在物质丰盈或贫乏，均能坦然面对，不受环境影响。这正是他不为功利所动，终身以“寒士”自居的底气。

现代家庭在教育子女如何面对金钱和物质方面，父母往往容易走入误区：或是一味盲目满足子女的物质欲望，过度溺爱子女，导致孩子任性妄为，成为纨绔子弟；又或者刻意隐瞒家庭经济条件，一律否定孩子的物质需求，导致子女懦弱自卑，难有建树。

事实上，正确面对物质享受，培养人的主体精神，才能不为金钱所左右，不因外物而折腰。梁氏的家庭教育勉励子女不因物质匮乏而气馁，也不因经济宽裕而骄纵，让子女知道每一分钱均来之不易，最终才能更加理性地对待金钱，这种教育方式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3.求学与进取

“寒素”一词包含“门寒”和“身素”双重条件，“身素”不仅代表了功名，更需要“有德礼学识可闻”。

梁启超极为重视学业。1916年1月，梁启超参与反袁斗争，仍孜孜不倦读书，告知女儿“每日读书甚多”，并计划撰写《泰西近代思想论》一书。3月26日的家书提及大病初愈，却已完成《国民浅训》一书，病中笔耕不辍。即使在晚年病重之时，他仍坚持编撰《辛稼轩先生年谱》。

梁启超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不仅亲自给子女讲解《孟子》，还将《四书》《李杜全集》《论语》《史记》等典籍作为礼物奖品赠予子女。将文化典籍作为礼物，对子女求学上进、精神陶冶、德性养成均有潜移默化之用。

另一方面，“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术追求也影响了梁家子女。梁启超汲取“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将“内圣”发展为“磨炼人格”，而“外王”则是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他提出“不以学问为手段”，不将学术作谋求私利之用。

1924年，梁思成赴美学习建筑时，担心所学专业在国内用处不大。梁启超回复儿子不必着急“将来成就如何”，只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学习做工作，不骄盈自慢，不怯弱自馁，终将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在1925年9月梁启超给梁思顺的家书中，提到次女梁思庄英文不及格的事情，安慰孩子学业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这正是他“为而不有”求学精神的延伸。在父亲的影响下，梁家子女端正态度，不借家族权势猎取名利，而是默默在学术界耕耘，最终各有建树。

综上所述，梁启超“清白寒素”之家教与家风的精神实质和文化根基，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精神的延伸。梁启超以“清白寒素”家风培养子女，让“寒素”成为涵养自己与子女延续“清白”家风的基础，使子女在“寒士”家庭成长，避免他们走上纨绔之路。其涵养品格、磨炼人格以及求学上进等理念，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依然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