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三次攀登

30岁的晓丹，自小离开家乡，辗转于不同城市读书、工作，独自生活。她的妈妈已退休，退休前半生都在老家的国营厂工作。以国营厂为中心的社区囊括医院、学校、幼儿园、餐馆、市场，她和厂里的人是同事、是邻居，也是朋友。晓丹的外婆一辈子操持家务，生了8个孩子，几乎未离开过家。曾祖母生了12个孩子，因为医疗条件太差，其中一多半早夭。高祖母生了13个孩子，最后只活下来一个。

这个家族五代女性的命运，几乎是百年来中国女性的缩影。自清末，无数女性在命运的洪流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惊险的跳跃，那些从零开始的“第一次”雕刻了女性历史的轨迹：1897年，第一个女学会成立，旨在提倡女性教育、推动男女平等、改善女性地位；1906年，第一个官办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教授美术、音乐、数学、地理、历史、体育、教育学、心理学；1920年，第一次男女可以同校，北京大学招收了9名女学生；1928年，第一所助产学校成立，培养专业助产士，改善妇幼健康；1931年苏维埃婚姻条例中第一次明确“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婚姻自主”；1950年土地改革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妇女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1953年选举法，确认女性获得普选权。

中国女性，从无主体到有主体、无地位到有地位、无权力到有权力，是一百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颠覆和重建。从民国建立到五四运动，从解放区到共和国，再至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女性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命运起伏演变，一浪接一浪，向前奔涌。

今年恰逢北京妇女大会30周年。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女性事业，推动女性政治权利的进步。以此为节点，书写女性，正合时宜。

第一次：女性诞生

回望女性还不曾拥有自己名字的历史前夜，法国哲学家波伏娃的话语几乎完全贴合东方土地上她们的生命经验：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妇女受压迫源于她的他者性质，她作为对象的意义是被决定的。如果妇女要成为自我、主体，她必须像男人一样超越所有那些限定她存在的定义、标签和本质。

中国的女性第一次改变被动处境，始自清王朝的倾覆。辛亥革命有别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因为这一次，中国真正面临总体性的危机，由战争的屡次失败，而导致政治—文化在西方面前彻底失去自信，社会危机层叠累加，中华文明的制度核心，即以父权—君权为核心的礼教崩溃散落，高高在上的君权首先跌落泥地，而托起那君权的无数父权也一并四面楚歌。千百年来，躲藏、掩盖、压抑在父权下的女性，找到了各种缝隙，惊觉自己竟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一起参与到解构封建君权与父权的历史潮流中。

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校在社会的缝隙中生长，最早一批敢于不缠足的女性放开了自己的双脚，最早的关于女性权利的思想在报刊上传播，维新派与革命派在对国家危机的解救中，看到、发现并争取了女性的力量。

高高在上的君权首先跌落泥地，而托起那君权的无数父权也一并四面楚歌。千百年来，躲藏、掩盖、压抑在父权下的女性，找到了各种缝隙，惊觉自己竟也可以作为独立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与行动。

早于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第十六章，将其命名为《女权篇》，其内容为“男女之权，无有高下。夫女之为人，与男无异。女之智识、道德、体力，皆与男等。故女之权利，亦当与男同。女之权利，乃天赋之权，非他人所能剥夺。女之地位，乃文明之标志。女之地位高，则其国文明；女之地位低，则其国野蛮。女之教育，乃女权之基础。女无教育，则无智识，无智识则无权利。女之政治权，乃女权之要。女无政治权，则无公权，无公权则无自由”，进步意义明显。

民国建立，君权既倒，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却没有随之解除，反而由于帝制的反复、一战后外交的失败，在社会心理层面加剧了危机感，以至于五四时期，终于由学生而起，在知识分子和文化界掀起全面的反传统运动。

“冲决一切网罗。”五四先贤宣扬将个人从儒家道德的秩序中解放出来，在心理上重新掌握对自己的支配权。他不再是父亲的儿子、君主的奴隶，他只是他自己，是一个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个体；而她，也不是父亲的女儿、连名字也没有的附属、某个性别背后的无闻角色。

对于男性，五四运动是要弑文化上的父，对于女性，炮火则聚焦于家庭。

漫长的、极不平等的历史，如同噩梦般让女性在无数次回望时冷汗直流：她从出生起的所有行为举止的规约、对她的贞操品行的极端要求，几乎将她圈定为一个在家庭中工具化的存在，她如果能顺利出生不被杀掉，出嫁前会由父亲支配，出嫁后由丈夫支配，她完全封闭在家庭的空间中，压抑在父权和夫权之下。她自己的意志无关紧要，她的脚——那个被称为三寸金莲的脚，是她的象征和门面，要在极其幼年的时候，就被长年包裹起来，使之畸化，使之变形，使之配合男性的审美。

作为男性可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但是作为女性，她的意志、她的故事、她的生命消失于历史的深渊，她作为人的全部尊严和资格，取决于她的父和夫。而女性自己也内化了这种秩序，一代又一代狠心的母亲给哭闹的女儿缠上小脚，说服她们听从夫家的一切安排。至于近代，当废缠足终于自上而下启动，从1902年清政府颁布《劝禁缠足章程》、1905年《禁止缠足令》，乃至1912年民国《劝禁缠足令》、1928年《禁止缠足条例》，这段残酷、残忍的历史，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曾完全终结。

难以放开的裹脚布遍布社会人心。近代女性活动家谢长达1906年在苏州创办正达女校，呕心沥血，四处招收女学生，第一期只招来五人。更有早觉醒者，追随个人志向，出去工作，如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萌生了去唱越剧的想法后，被家里认为是去做旧社会下贱的职业。

《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这个欧洲故事里勇敢出走的女性，在遥远中国得到共鸣和回响，成为近代中国极有代表性的文学意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发现了中国语境中对娜拉的误读或改写，娜拉在原著中反抗夫权，在中国则是反抗父权，她鼓舞了众多女性决绝地走出父的家庭，但出走后的娜拉们，通过结婚又走入夫家。她们的自由是自由地通向恋爱和婚姻，她们还难以预知通向的婚姻并不意味着自由。

在现实中，饰演娜拉的演员王苹，为隐藏自己演戏而改名，出名后反被学校开除，在家中受尽责骂。“默片时代的电影皇后”阮玲玉，演艺生涯已成传奇，但在两个男人的拉扯间，不堪社会舆论和情感困扰，悲剧般陨落。

最早出走的女性最有可能磕碰得遍体鳞伤，但也是她们，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使自己终于可以和男人们一样，去做那千百年来都不被允许做的事，去参加女兵——而不必像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也终于获得了初步的生理权、工作权、受教育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发现了中国语境中对娜拉的误读或改写，娜拉在原著中反抗夫权，在中国则是反抗父权，她鼓舞了众多女性决绝地走出父的家庭，但出走后的娜拉们，通过结婚又走入夫家。

而现代意义上的女作家，也在这一时期诞生。从庐隐到冯沅君、萧红、丁玲，她们的小说追求个性解放、表现爱情自由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人生价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书写女性的苦难与觉醒、不甘和抗争，这也是第一次，女性开始有主体意识地书写自己的悲喜故事。

第二次：半边天

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性政权，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平等包括一切非敌人的男男女女。这种平等，阳光普照地消弭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阴影，也消弭了精英与大众、富豪与赤贫者、个体与集体的界限。在统合一切的新秩序下，劳动女性和男性一样，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承担着不输于男性的工作任务，获得了和男性一样的政治价值。

社会主义的经典文艺作品如电影《五朵金花》，描绘了五位在农业生产中担任社长、养猪能手、积肥模范、炼钢厂金花的劳动女性；小说《如愿》，塑造了一个人到中年不愿在家照顾孙辈的、坚持进工厂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大妈形象；连环画《妇女主任》，表现基层妇女干部如何在乡村推动社会变革，组织生产活动；延安时期的秧歌剧《王二小开荒》，旨在宣传男女平等参与生产劳动，故事中，15岁的女儿打着赤脚，每天开荒劳作，被边区政府授予“父女劳动英雄”的称号；电影《李双双》中，农村妇女李双双在集体劳动中推动生产改革，关心集体事业和人民公社利益，敢于向有损于公社利益的各种现象作斗争，也是“劳动妇女当家作主”的典型。

这些文学角色已表明，在新的政权下，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光荣积极伟大的劳动妇女，充满力量，和男人一样。与此同时，妇女作为“半边天”的价值得到国家意志的确认。195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的头条文章中引用湖南俗语“妇女是半边天”，强调妇女在农业合作化中的重要作用，而后这句话被屡次提及。1960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纪念三八妇女节时称赞：“我国妇女力量大无边，顶着整个伟大事业半边天。”1964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以《“妇女能顶半边天”》为题发表文章。“半边天”的表述经过不断的国家意志化，成为重要的政治号召。

社会主义政权下，女性承担着反剥削、反异化、反资本主义道德的期待，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被接受的劳动形式，都在改造中，使女性获得新生。典型如妓女，将性与身体工具化，变为满足男性需求的商品，以获取商业报酬。在民国时期，妓女这一职业是合法的，尽管需要领取执照，接受政府监管，她们数量甚巨。但在新政权下，妓院被取缔，从业者被解救，政府设立了生产教养院，对妓女进行阶级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为她们治疗疾病，将她们安排到工厂工作。

更普遍的劳动场所——国营厂，以及以国营厂为中心建造的生活社区，也部分承担了公共养育的职能，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市场化、个体化的“分裂”状态，社会主义社区下所有人更平等而“完整”地工作生活。与此同时，法律政策终于明确了“婚姻自主”“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1950年的婚姻法写明“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1978年《宪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1994年劳动法进一步明确。并且，重要的是，在全国性的统一政权下，这些法律法规得到了相较于民国时期更彻底的贯彻执行。

社会主义政权下，女性承担着反剥削、反异化、反资本主义道德的期待，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被接受的劳动形式，都在改造中，使女性获得新生。

女性们也广泛参与了新政权下基层的动员、组织和治理工作，甚至开始担任国家领导人——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蔡畅、邓颖超、严隽琪、史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何香凝、林文漪、李德全，担任副总理的吴桂贤、陈慕华、吴仪、刘延东。

在政治参与上，共和国相较于民国时期，的确向上迈出重要一步。民国初建时，女性对参政权提出了明确要求，秋瑾的战友、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女子北伐队首任队长唐群英，曾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的《临时约法》中并未明确提及“男女平权”而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多次上书，但没有得到回应。1912年3月，唐群英和20多名女界代表，冲进议会现场，要求审议妇女参政权，有男议员以女子没有国家思想和政治能力拒绝，事情在当时引起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