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识字的苗族女人，用文字捍卫尊严

阿包不如想象中善谈。

采访前一晚，我刚读完她那本十万余字的口述自传。字里行间，写满了对前半生坎坷命运的无情控诉。

可见面后我发现，她话不多，问答之外，更多时候，留给我的只是一个忙碌的背影——去端水果，去添水，去铺床，在厨房里煮东西。她就像千千万万个习惯操劳的母亲或外婆那样，仿佛一刻也停不下来，生怕你饿着、渴着。

她习惯了做一个沉默的倾听者。一旦话题落到她身上，她显得拘谨。她的识字量仅停留在小学二年级，很多词句她难以理解，这时她会满脸茫然，生怕说错什么。

但有时，你又会为她天然的敏锐力感到惊叹。年初的某场新书分享会上，主持人问阿包如何理解“尊严”，丈夫潘年英在旁解释，说她可能不太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阿包接过话头，坦言当初得知书要出版时，她最害怕的，不是回忆苦难，而是被人笑话——笑她命运坎坷，笑她曾被拐卖、被骗。

“尊严，是不是就是这个？”她问。

阿包或许不懂“尊严”的书面解释，但她一辈子都在捍卫尊严。幼年丧母，早早辍学，16岁就独自外出打工，漂泊在社会底层，干最辛苦的活——掏粪、扫厕所、卖菜、当保姆，途中被拐卖，被诈骗，被“抄家”，婚姻几近破碎……阿包的一生，有着这片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沉默女性的影子。但她并未妥协。

“阿包”在苗语里意为“长刺的草”，如同她的名字，在那个充满动荡的年代里，她就像落在石头缝里的种子，努力扎根，把贫瘠的岩缝耕成沃土。尽管不太识字，靠着微信语音转文字，在五十几岁的年纪，她笨拙却执着地记录下自己的一生，汇聚成超过10万字的记录。

某种意义上，她的人生并非关于苦难，而是关于一个女性如何穿透苦难，用书写捍卫尊严的故事。

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

若不是出书这件事让阿包被贴上“作家”的标签，她几乎和大多数母亲别无二致，她们都是吃苦耐劳、隐忍克制、顺从命运，又倔强地活下去。

她的生活极为规律。一天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先准备早餐，通常是牛奶、鸡蛋和馒头，然后剥一碟丈夫每日必吃的核桃仁，最迟八点，她会叫丈夫起床，耐心地为他做护理，然后回自己的房间里唱歌、跳舞，刷短视频，发动态。

照顾他人是阿包的强项。她曾在医院当护工，也给富人家做过保姆、月嫂，还亲手昼夜不停地护理过病重的前夫、年迈的父亲和婆婆，无论是洗漱、翻身按摩，还是喂饭、做理疗，都做得一丝不苟，尽心尽力。

采访中，坐在一旁的我不太好意思看着她忙，问她，辛苦吗？她笑着说不辛苦，习惯了。我注意到，她那双常年劳作的手上，布满了老茧。

朋友小吴曾提到一个细节：某次他们去贵州住民宿，第二天一早，大家还没起床，阿包已经忙活了一大桌早餐，甚至连民宿里其他客人也一并考虑到了。

在女儿小菊的记忆里，阿包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工作。有段时间，她一天要做三份工：清晨去卖菜，上午扫厕所，下午掏粪，最忙的时候甚至给20多户人家打扫卫生，收入一度与前夫相当。

这种拼命劳作的习惯，或许源于她童年的生存焦虑。母亲早逝，父亲续娶，继母带来4个孩子，在那个重组大家庭里，阿包必须不断做点什么，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否则就会没饭吃，被斥责。

也许因为这样，小菊觉得妈妈总是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恐惧感。“这个经历让她一生都需要不停地忙碌，不停地做事。她总是觉得，必须为别人创造价值，否则就会被抛弃。”

那是她半生以来第一次被如此认真地倾听。知道潘年英是个文化人，写过书，她便央求他帮自己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对方一口应下，可阿包等了又等，见他总有忙不完的事，心里渐渐明白，指望不大。

聊天途中，她忽然哼起一首常唱的歌《伤心的歌》，曲调悠扬，歌曲大意为：“在娘家愁啊，在夫家也愁，去到那山岗，去寻找一株茂盛的草、去找一棵葱郁的树，拿一根绳索，吊死算了，谁人在乎我呢？”

早年的阿包，很难说有人在乎过她。因为重男轻女，因为贫穷，阿包没能继续上学，早早便外出打工，吃尽了没文化的亏。她感叹道：“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怪我没有文化，如果当初爸爸和后妈让我读书，我现在就应该是像我表姐那样有单位有工作的，我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苦难……”

厄运专挑苦命人。阿包记得，自己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是在1995年。那时，她刚生下二女儿，却因为超生被罚款，她只好找工作贴补家用，却落入人贩子的陷阱，被拐卖到了河北，成了一户人家的媳妇。

身处陌生的环境，她想要逃跑，却又害怕落得和隔壁女人一样的下场——对方因为多次逃跑，被打得残废，甚至差点丢了命。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终于逃了出来，却因身无分文、无处可去，辗转流落到了收容所。那是一间阴暗的地下室，没有窗户，没有门，空气中弥漫着污浊的气息。七八十个女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有人放声痛哭，有人歇斯底里地打架，也有人木然地蜷缩在角落，一言不发。

阿包坐在里面，害怕极了，不敢哭，也不敢睡，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熬着日子，一天，两天，又一周……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只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随时都会像那些崩溃的女人一样彻底疯掉，心里想着“这回我肯定还出不去了，有可能我会死在这里都不晓得”。

直到收容所凑够了回贵州的人数，警察送她们上火车回家，她才放宽心。然而，回到家，等待自己的不是安稳，而是另一场残酷的现实——前夫出轨了。

很多时候，想起从前受过的这些苦，阿包总是会忍不住掉眼泪，觉得自己命不好，在自传的结尾她写道：“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被看见的欲望

多年来，阿包选择把那些“不光彩”的往事深埋心底。她太清楚人性的幽暗，害怕那些或异样或歧视的目光，不愿轻易向外人诉说。“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会骂我蠢的样子。”但心里的苦水日复一日地高涨，直到她再也无法承受。

第一个窥见她柔软内心的人，是她的现任丈夫潘年英。

那是2018年的冬天，潘年英的腰椎病复发，阿包便每天为他按摩、热敷。在不到30平米的房间里，两个人相处了近半个月，两颗心似乎也逐渐贴近。她不知不觉间提及往事，尽管只是零零碎碎的片段，却足以让潘年英深感震撼，并为之流泪。

“你这个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啊。”潘年英说。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落入阿包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

她不是没动过这样的念头。很多年前，从被拐卖的河北人家逃回贵阳后，她曾突然生出一种冲动，想把那段黑暗日子告诉女儿们，让她们知道妈妈是如何熬过来的。可面对面诉说太难为情，她不知该如何开口，而提笔书写则更难，这个念头最终只是一闪而过。

直到潘年英的这句话，才让这份尘封已久的冲动重新燃起。

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手机可以语音转文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悄悄去超市买来两本便笺，先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手机听，再按下“转文字”键，等密密麻麻的方块字跃然在屏幕上，就依葫芦画瓢地抄写下来。

阿包很感动，那是她半生以来第一次被如此认真地倾听。知道潘年英是个文化人，写过书，她便央求他帮自己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对方一口应下，可阿包等了又等，见他总有忙不完的事，心里渐渐明白，指望不大。

但阿包没有放弃，她身体里似乎天生藏着一股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

小时候，家里不让她念书，她就和父亲据理力争，想尽办法赚钱，不惜每天早上五点爬起来，去挑红薯藤、割草药、采茶叶，一分一分地凑齐学费。

后来去医院做护工，刚开始，其他人对她颇有戒心，禁止她碰一些东西。她从不争辩，只是默默照做，甚至主动去干那些别人嫌脏嫌累的活。时间久了，大家渐渐发现，她做事踏实、可靠，防备的态度也一点点软化。她不仅赢得了信任，很多医生甚至直接把家里的钥匙给她。

因此，哪怕几乎不识字，她都下定决心要做成。既然没人替她写，那就自己来。

这并非易事。前半生，除了写自己的汉名“李玉春”，她几乎没有写字的机会，且稍显复杂的“春”字总是写不好。她至今都记得，当年在北京的收容所里，工作人员让她写下名字，好安排她回家。她握着笔，手心全是汗，生怕自己写错，就此错过回家的机会。

她也没经受过文学和表达的训练，不懂什么是修辞和结构，每讲一件事都要从记忆深处一点点拽出，再慢慢捋顺叙事逻辑。那段时间，她忙得很，要做家务，护理丈夫，还要照顾年幼的外孙女。

重重阻碍未能压制住阿包的写作冲动。偶然的一次机会，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手机可以语音转文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悄悄去超市买来两本便笺，先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手机听，再按下“转文字”键，等密密麻麻的方块字跃然在屏幕上，就依葫芦画瓢地抄写下来。

每天夜里，等潘年英入睡，安顿好外孙女后，她才终于能坐到书桌前，继续书写自己的过往。在纸上与这些方块字较劲，仿佛是在与命运讨价还价，一遍遍地讲，一遍遍地改，让自己的故事逐渐有了形状。

有时，抄着抄着，往事便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眼泪落在纸页上，晕开了一片模糊的字迹。她想留下点什么，让女儿们知道母亲这一生究竟走过怎样的路，不再重蹈覆辙。

写下去，往高处走

在日复一日的书写中，阿包内心的痛苦仿佛被一点点释放。

书写完了，她不敢再看第二遍，一度抗拒得知读者的反馈。她太敏感了，早已在脑海里模拟出各种他人异样的眼光，害怕被人笑话。曾经，她因缺失一颗牙齿，就不敢露齿而笑；当年被“抄家”时，邻居们围观、叹息，替他们家担忧，她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做工，最终，靠着自己的努力，她在贵阳二环买下了一套房子。

阿包记得，买房时，周围还是荒山，售楼员问她想买几楼，她回答，要高一点，能看得到光，便买下了39楼。幸运的是，一年后交房，这一愿望被完美实现，她选的这一套，每个房间都能看到光，透过窗户可以俯瞰整个贵阳的风景。

但她又是强大的，书出版后，她虽然忐忑，却依然笑着说：“出了就出了嘛，他们评价我好也好，不好也好，就由他们去吧。”

在阿包身上，你可以窥见何谓生命力。她不沉溺于自怨自艾，也爱笑，尤其在潘年英带自己补好牙齿后，她就笑得更大方自信。她对生活报以热情，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发记录生活美好的视频，至今已积累了3000余条作品。

我好奇，问她，为何在经历如此多的磨难后，依旧能保持乐观向上的心？

阿包不假思索地说，可能是天生的，就像潘年英说的，她身上有苗族人独特的乐观基因，哭过就算了，继续向前走。

你很难在她身上看到“内耗”。做家政时，偶尔遇到苛刻挑剔的雇主，她也不气馁，反而想自己做事兢兢业业，从不马虎，有人找茬是他们眼光不好，下个月就辞职远离。

这几年，她和潘年英在一起，遭遇了不少反对，连女儿都觉得他们差距太大。但阿包从未自卑，从未觉得两人有什么不平等的地方，除了职业上的区别。“我一辈子没读到书，如果我读书的话，肯定也会有好工作，也和他差不多。”

甚至，阿包觉得潘年英在很多方面不如自己聪明灵活，这点对方也很赞同。阿包的聪慧是公认的，她细心周到，做事妥帖，很多东西一学就会。没人教她做饭，她自己琢磨，很快就能做出一桌丰盛的菜肴；丈夫搞不定的电器、智能设备，她总能轻松修好；在医院检验科打扫卫生时，她的知识储备甚至足以胜任医生的“助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