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下一代公共机构

全球公共机构正处于危机之中。特朗普和马斯克大肆鼓吹要把美国国际开发署“扔进粉碎机”并准备撤销教育部的攻击行为或许欠缺考虑，但他们提醒了我们：公共机构已经没理由去保持半个世纪前的面貌。

政府一直依赖机构来开展工作——执行法律、教育儿童、征收税款或提供安全保障——而且还经常会为新任务（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打击有组织犯罪）发明新的机构。面对资金削减和攻击，改革者必须集中精力去打造对公共利益的更充分表达，尽可能利用新工具和新技术提高效率，并赢回公众的信任。

当今的机构设计选项，与一代人之前大不相同。Alphabet、字节跳动、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全球企业，开创了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并借助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在一代人之前，很少人会想到Uber或Grab这样的公司能在不拥有任何出租车的情况下提供打车服务。

与此同时，民间社会也开发了诸多新模式，如维基百科、Ushahidi（数据众包）和Buurtzorg（家庭护理），还有许多新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共益企业（如巴西的Natura）。

公共部门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创新。自2009年面世以来，印度的Aadhaar计划已为十多亿人提供了生物识别身份证，并帮忙大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过去十年来，纳伦德拉·莫迪一直在践行他“最大限度治理和最小限度政府”的座右铭，而中国则在201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其政府引导基金自2002年以来已为新技术筹集了数万亿美元。

但是，世界许多地方的公共机构几乎没有变化。大多数公共机构仍维持着跟一个世纪前一样的金字塔结构，往往不透明且反应迟钝。当新机构建立时，它们通常是由相对年长的政治家或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设计的，而且经常各自为政、等级森严、缺乏灵活性。

自从人工智能开始广泛应用于一些公共服务（包括执法和医疗保健）和许多私人服务（如信用评分和搜索引擎）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但世界才刚刚开始建立机构来认真管理它。拖延的原因之一是产业界的巧妙定位，他们把人工智能说成是一种应当被直接接受的既成事实，借此阻碍政府采取行动。微软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施瓦茨在2023年说：“在我们看到一些危害切实发生之前，不应对人工智能实施监管。”

这种论调显然有利于私人利益。但公共机构的职责是为公众服务。如何才能创建灵活、敏捷、值得信赖的机构？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数据和集体智慧（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气候科学所做的那样）的最佳设计是什么？我们能否在伊卡洛斯（利用卫星技术建立“动物互联网”帮助追踪地球上的动物种群状况）等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这些关键问题，已经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全球机构的主要关注点。而那些正在开拓新方法来改善机构运作的创新者们，则将出席该机构计划于3月下旬召开的伊斯坦布尔“创新日”会议。这些创新者既从生物学也从官僚制度中汲取灵感，更多地从菌丝体（分支型真菌网络）而非金字塔的角度进行思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3年说：“如果机构无法反映世界的现状，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机构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机构就像建筑：我们塑造了它们，但它们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运作方式。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解体、混乱和无序的时期，但历史表明，这种情况最终会导致重建和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