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森林

一个票房惨败、血本无归的导演回到故乡煤城之后，对多年前哥哥的死亡事件产生怀疑。循着一首诗歌的蛛丝马迹，他深入错综复杂的地下“森林”，在黑与白的世界追逐真相。曾照亮过哥哥的光，终也成为弟弟的烛照，陪他走出生命的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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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住到梦中，就像急于要躲进脚下的影子里，躲进一种逼真的不存在里，所以我把很多时间都用在了睡觉上。奇怪的是，我在梦中遇到的自己永远是个孩子，是我把他封存在那里的，以至于他一直都没有来得及长大。被我一起封存在那里的，还有黑色的煤城和总是骑着加重自行车的张云飞。张云飞比我大四岁，是我的哥哥。

整个梦境像一座巨大的黑白建筑，黑色的煤城在梦境里不停地生长，尖顶刺破乌黑的天空，充满了哥特式的阴郁与恐怖。张云飞黑色的加重自行车，黑色的指甲缝，还有背在我们身上的黑色的煤袋，只有我们的牙齿和眼白是白色的，寒瘦、孤独的白。梦中的一切都是黑白的，尽管我后来知道，黑白其实是卧在中式艺术里的骨架，但我还是本能地对黑白感到厌恶和畏惧。也许是因为我在其中浸染得太久太深，以至于在离开煤城之后的很多年里，无论穿什么衣服，我都觉得自己是没有颜色的。我也是黑白的。

在梦中，张云飞使劲踩着那辆黑色的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怀里抱着一只黑色的煤袋。我们在追一辆轰隆隆远去的运煤车，因为运煤车经过的地方，沿途总会漏下一些煤块。每当看到路边散落的煤块，我便跳下自行车，像捡宝一样，把煤块捡到煤袋里。整条路铺满厚厚的煤灰，一跳下去，两只脚立刻会被吞噬掉，就像铺着一层黑色的雪，还会腾起黑色的烟雾，把我包裹在其中。连路两边的野草和杨树都是黑色的，以至于我小的时候，以为所有的杨树都是黑色的，黑色的树干上睁着一只只黑色的眼睛，在白天都显得像一群鬼魅，一群被困在煤城的鬼魅。冬天，当白色的雪落在运煤路上，落在黑色的杨树枝上，广阔丰腴的黑色中才显出一点枯瘦的白。但即使是再盛大再辉煌的白雪，也无法掩盖住煤城里原始而悠久的黑暗。在冬天，捡煤块这件事就会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全家人都要靠这些煤块来取暖和做饭。我们总是一放学就出去捡煤块，除了捡煤块，张云飞还会带着我去垃圾堆上捡废纸，只要上面有字的东西他都会捡，旧书、旧报纸、旧作业本、废纸团，甚至是上面印着字的油乎乎的包装纸。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不是在捡废纸，而是来搭救这些字的，我们从最污秽最肮脏的角落里把一个个微小瘦弱的字抠出来再捡起来，这种神圣感冲淡了捡破烂这件事本身的污浊与不堪，以至于我们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太丢脸。每次当别的小孩跑过来嘲笑我们，围观我们，甚至朝我们扔石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被欺凌和羞辱的感觉，照捡不误。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张云飞一样嗜字如命的人，他试图把世上的每一个字都解救出来，擦亮它们，收养它们，让它们住在神龛里，住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我觉得他甚至都不需要吃饭，只靠着吃字就能活下去，只要能看到字，他便什么都不怕，什么苦都可以吃。他在烧火的时候看书，吃饭的时候看书，走路的时候看书，他甚至发明了很多随身携带字的办法，比如把书拆成活页，每天上学的时候就装两页在口袋里，上学放学的路上看。他还会把看到的一段话抄在手心里，中午和面的时候，手心里的那些字又会被印刷到雪白的面团上，他一边和面一边读，那些字在被印刷成形的同时便又湮灭了。我俩睡的是简陋的上下铺，他睡下铺，他在他头顶的床板上糊满报纸，晚上躺在床上便开始读那些报纸，以至于我总觉得自己不是睡在上铺，而是睡在一只用报纸糊成的纸船里，而张云飞则永远像儒艮一样，沉在那个水下的世界里看着我的船底，偶尔浮到水面上，悄悄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后来，他收养的那些字渐渐长大，有的竟长成了长长短短的句子，我终于认出来了，那是诗。那些诗，像一种朝生夕死的植物，悄然生长在他头顶的床板上、桌子上、父亲的中药袋上、用完的作业本的反面、门口的黄土堆上。那些字的颜色也一直在变化，如变色龙一般，有的是蓝黑色的钢笔字，有的是白色的粉笔字，有的是黑色的炭字，还有的是透明的水字。那些字，有的很快被母亲用抹布擦掉了，有的迅速蒸发了，有的被拿去生火了，烧成了一抔小小的灰，有的被新报纸掩埋了，还有的，一夜之间被风扫荡了。

梦并非平坦之境，有平川、高山、暗流，有阴森深邃的海沟，甚至还有梦冢，那是梦里最黑暗的所在，属于梦中之梦，埋葬着一些不愿被主人碰到也无法丢弃的记忆。我的梦冢里深埋着父亲尘肺病晚期的呼吸声，埋着张云飞辍学、顶替父亲开始下井的那天，埋着二〇一四年西花矿的那场瓦斯大爆炸（十名矿工在井下被炸得粉碎，其中就包括张云飞），埋着我从一所传媒学院毕业以后便迷上了电影一心要做导演自己来拍电影的过程。后来因为实在找不到投资，我最终动用了张云飞留给家里的那笔两百万的赔偿金，还借了一笔钱，孤注一掷，结果却是票房惨败，血本无归。

当我再次走进煤城的时候，竟有些怀疑，自己是又一次踏进了从前的那些梦境，和以往的无数次梦境一样，我再次掉进了那个黑白的世界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安静了很多，洗煤的声音、矿车的声音、筒仓里运煤的声音好像忽然被什么更庞大的东西吸走了，只剩下一种喑哑荒凉的寂静。曾经那种吞噬一切的黑色已收起獠牙，不再如昔日一般凶猛巨大，但是，仅有的一点点白色也在消亡，就连矿工们昔日在黑暗中绽露的白森森的牙齿和眼白也被什么抽走了。剩下的是一种广漠虚空无边无际的灰色，像走到了世界尽头。

矿区是由五座煤矿组合而成的，这五座煤矿犬牙交错，又衍生出一个小镇，这就是“煤城”。在远古的时候，大概没人会想到，荒凉枯肃的黄土下面竟流淌着丰饶的黑色血液，这说明，在亿万年前，黄土高原曾经是无边的森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土下的黑金才被人发现，于是，煤矿一座接一座地在这里被建起来了。

在煤城可以看到灰蒙蒙的办公楼、调度楼、班前会议楼、澡堂、库房、煤仓、瓦斯气罐、工人文化宫，还罗列着一栋一栋像盒子一样的家属楼，这些建于八十年代的家属楼如今都已经破旧不堪了。西边有一座小山，依稀可见一条小径一直通向山顶。我站在山下，久久看着那条小径，那小径是我们当年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因为，我们一家四口以前住的房子就卧在那山顶上，是两间摇摇欲坠的红砖房。山顶上曾经有一片棚户区，多是木板房和红砖房，里面住的都是招工到矿区来的第一代矿工。如今那片棚户区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八角凉亭孤坐在山顶上。

母亲是三年前去世的，而作为煤城第一代矿工的父亲，七年前就已经死于尘肺病了。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张云飞死于那次西花矿瓦斯爆炸事故。我去他们的坟地看了看，虽已是早春，但黄土高原上的雪尚未化尽，坟墓都是向阳的一面无雪，背阴的一面有雪，看上去一半是白的，一半是黑的，那个黑白的世界一直在萎缩、萎缩，萎缩在梦里，萎缩成几座小小的坟。我坐在三座坟前，开了一瓶老白汾，给每座坟前倒了些，剩下的我一仰脖子，自己喝光了。我们拼凑成了一家人，我坐在白色的雪地里，父母躺在漆黑的地下，而张云飞至今还躺在一千多米深的矿洞里，因为尸体在事故中被炸碎了，即使找到一只手，也不知道那只手到底是哪个矿工的，只能在他的墓穴里放几件他穿过的衣服。终究逃不过那个黑与白的世界，无论生死。

从坟地出来，我继续在煤城里游荡。前几年因为西花矿、青沿矿、马川矿的煤炭资源已经陆续采枯，这几座煤矿都已经停产了，至于矿上的矿工，一部分被分流到别的矿上，一部分下岗，下岗之后不得不外出谋生。正是因为很多矿工搬走了，所以煤城看起来一下变得空荡荡的，剩下的都是一些不愿搬走的老矿工和他们的老伴。这些提着茶杯到处游荡的老矿工，很少能看到囫囵的，有的少了一只胳膊，没胳膊的那只袖管轻飘飘的，有点像唱戏的水袖；有的缺了一条腿，就把那只空裤管打了个结，然后撑着拐杖，用一条腿蹦来蹦去，居然也没少走路；有的只有一只眼睛，或者只有一只耳朵。以前听父亲讲过，有的矿工在冬天的时候不停地挖煤，耳朵冻掉都不知道，回到生火的屋里暖和了半天，才发现头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一摸，耳朵什么时候少了一只。

家属楼前面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席位，让人忍不住联想到群魔开会的场面。有的是砖头砌的砖椅，有的是矿工们亲手打的木椅，有的是废弃的旧沙发，有的是倒扣的花盆，还有的是破了一面的鼓。有时候这里座无虚席，全是缺胳膊少腿的老人们，也许八个老人只有九条腿。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矿工正四仰八叉地躺在破沙发上晒太阳，走近了才发现，他也只有一只胳膊。虽然天气还没有回暖，他却已经穿起了半袖，好像迫不及待地要展览他的残肢。我给他递过去一根烟，问，井下断的？他盯着我的胳膊狠狠剜了一眼，用左手接过烟，我帮他点着，他大摇大摆地吸了一口，然后答非所问地说：昨儿黑夜我又梦见我的胳膊长出来了，囫囵的一只胳膊，和以前一模一样，我现在不管白天黑夜，就想睡觉，一睡着，就梦见我的胳膊又长出来了，和壁虎的尾巴一样，又长出囫囵的来了。

我不忍再看他，继续往前走。前面的楼下有两个老头正在下棋，脸是黑的，头发却是雪白的，旁边还围着几个和他们一样的老头，像一群头顶白雪专心做游戏的非洲老头。倒不是他们常年不洗脸，是煤屑已经文在他们脸上了。我立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两个下棋的老头居然各自缺了一根手指，而且都是小拇指，齐整得像一对用刀刻出来的孪生兄弟。

我又想起小时候听说过的故事，有一段时间，矿工们发现了一个发财的秘密，他们在井下把自己的一根手指故意用采煤机压断，然后向矿上索赔，一根指头五万块。价格一经标出，很多矿工的指头在一夜之间断了，而且断的基本都是小拇指，因为小拇指最不会影响到干活。我看着这些黑白相间的老矿工，他们在井下采了一辈子煤，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漆黑的地下，早就习惯了黑暗，所以他们到死都不愿离开黑乎乎的煤城，要是让他们迁往南方那些到处是绿树和鲜花的地方，他们也没法适应。忽然看到那么多颜色，他们会觉得害怕，甚至会想着再缩回到地下去。

一圈溜达下来，我发现如今住在煤城里的，不光是那些退休的老矿工，居然还住着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且这些年轻人一看就不是矿区长大的孩子，应该是外来的。我心中不禁疑惑，难道现在流行风潮又变了？从当年进军北上广到后来逃离北上广，从逃出县城到逃回县城，难道现在又流行逃到废弃矿区来了？四下里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年轻人果然都是外地人，基本上是觉得自个儿实在卷不动了，便主动从大城市里逃逸出来，又不想逃回故乡被熟人围观失败，便想着逃到一个既陌生房价又便宜的地方，结果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废弃的矿区。

随着煤矿采完，矿工们被分流到别处，矿区的很多住房闲置下来，其中一部分会被主人以白菜价处理掉。我看到很多空置的房门前都贴着出售的字样，上面写着，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售价三万，或是，九十平米三室一厅售价八万。我被惊到了，一套房子三万块，这是真正的白菜价哪。不过，谁会跑到一个废弃的矿区来买房呢？没想到还真有，就是那些从大城市里逃逸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变成了一族最新鲜的流亡者，在大城市和故乡之外，硬是挖掘出了第三个世界。

我正在看那些卖房广告，一个年轻女孩从破旧的楼门里钻了出来，穿着还挺时尚，和这里格格不入，我一时有些恍惚，感觉像从荒僻的山洞里忽然钻出了一只俏皮的小狐狸。小狐狸手里牵着一只狗，肩上还卧着一只猫，朝煤城唯一的菜市场走去。出于好奇，再加上无聊，我便有些猥琐地尾随而去。只见她精挑细选了一些菜，但都是孤品，一颗土豆、一棵青菜、一只蘑菇，我实在忍不住好奇了，便凑过去搭讪。

“这是准备吃啥？”“火锅。”“一个人也能吃火锅？”“我天天一个人吃火锅。”“你是外地人吧，在这买房了？房子多少钱买的？”“房子五万，装修一万，一共花了六万。”“你住在这地方怎么挣钱呢，总不能去挖煤吧？”“先躺着，把积蓄花完再说。”

菜市场旁边有家面馆，开了很多年了，始终不曾长开，一直小如田螺，门和窗都是袖珍的，进门需要猫腰，再矮的人走进去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巨人。然而，里面的田螺姑娘居然是一个体形臃肿肥硕的老妇人，也不知道田螺壳是怎么把她装进去的。读高中的时候，我每周都要去她的面馆吃碗桃花面解馋，她便把我认下了。

看看时间已到中午，我便决定进去吃碗面，以前矿区有四五家面馆，现在，硕果仅存的就这一家了。进去一看，田螺老太还像以前一样肥硕，满月大脸上长着一对圆溜溜的猫眼，还穿着那件油腻腻的大围裙，大围裙上还缝着个大口袋。她做面又奇快，经常是话音刚落就做好了，让我感觉一碗碗面都是从那大口袋里变出来的，一只年老的机器猫。田螺老太眯起一双猫眼，认出是我，立刻惊叫道，是二飞吧？这是从北京回来的？我点点头，说，一碗桃花面，一碟拍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