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要好

一

北京市东城区米市大街的一个小三合院里，1950年9月19日，我那时四岁，首次提笔写字。外婆谢慧中点燃了一支香，打开砚台的盖子，从砚滴里滴了几滴水在砚台里，我就拿起墨条磨将起来。磨好了墨，外婆打开描红的本子，我便拿起一支新的大楷毛笔，轻轻咬松了笔尖，蘸了墨，写将起来，不是“一二三……”，而是“人之初性本善”，整整一页，就这六个字。写完一页，再来一页，写得很起劲。来自河北三河县的李大妈踮着小脚咚咚地走过，手里捧着洗衣盆到廊下洗衣裳。她拧着眉头跟外婆说：“人家孩子学写字都用铅笔，您可新鲜，一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写毛笔字……”外婆回答她：“从容易到难，难上加难。从难到容易，轻松多了。”李大妈是否听得进去，我不知道，我是听进去了。“人之初”早已读得烂熟，头一回将其写了出来，边写边跟着外婆念，大为快乐。一直到六岁上小学，每天写字，是我同外婆一道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写字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把字写对第一要紧，然后才能求好。

外婆为中国书店修缮书本，书店用平板车将破损的书卷送来。我同外婆一道小心地将它们从麻袋里捧出来，摊放在大案子上。外婆仔细地检视每一叠纸张，凭借古文修养和断句的功力，把一页页的文字回归成一本本书，然后是修补与装订，剩余的残卷便一一放在架上，等待下文。这些书卷都曾经是我的教科书，在这些残卷里，我学到了什么是“字字珠玑”。外婆爱极了这些字纸，跟我说：“文字要好。好的文字可以走极远的路。哪怕遭到各种不幸，我们还是有办法让它们恢复原来的样子。”说到做到，修好的篇章上了订书机，成为漂亮的线装书，压平之后，再装进订制的蓝布书函。外婆会用漂亮的小楷将书名写在一条长短合宜的宣纸上，再贴到书函上，这才完工。

1956年，我已经十岁，已经完全能读会写。文字改革，常用汉字出现了简化字。我遵照外婆的叮嘱，继续在家读写繁体字。如此这般，文字仍然一字多义，而非多义只得一字。这一年，我遵照外婆的指示，初次走进了溥雪斋老人的大院子。

我常常为外婆送东西到别人家，人家收了东西，说了谢谢，我便回家复命。这一天，却是不同的。我恭恭敬敬送上一条牡丹烟，溥老先生笑眯眯地问候了我的外婆，接过烟，交给“九妹”，并且留我在那里玩。宽敞的北房大厅里，香烟缭绕，琴声悠扬。一位先生停止弹拨，双手按住琴弦，笑着跟我说话，他是查阜西先生。他同溥先生合奏了一曲《梅花三弄》，听得我心旷神怡。他们又拿琴谱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古琴的琴谱。那是另外一种“字”。两年后，读《红楼梦》，宝玉赞林妹妹“越发上进”，在“读天书”了，我哈哈大笑，那“天书”，我也能“读”，而且能在弦上拨、弹、捻、揉出音乐来。

溥老先生人好、琴好、字好、画好。他站着写字，气魄极大，写完了，叫我“挑几张，带回家玩”。他坐着画画，画的兰草美得不得了，小虫跳跃其间，活灵活现。溥老先生画完之后，也让我“挑几张，带回家玩”。晚上写字，我爱临溥老先生的字，灵气十足的字。功课做完，我爱看溥老先生的画。这样的美好伴随我整整八年。现在回想起来，这应当是我所接受的美学启蒙。

几乎同时，我也走进了舒先生（老舍先生）的家，陪他浇花，看他写字，听他讲故事。偶尔，看他点着了烟，皱着眉头，一脸痛苦地改稿。那时候，我已经懂得，“搞文学”绝对是苦差事，不是常人可以受得了的。我也喜欢临舒先生的字，四平八稳的字。那时候，我用的砚滴便是舒先生给我的。“日本作家送的礼物。”他这样说。这个铜砚滴跟了我将近七十年，现在还在我的书房里，让我永远记着舒先生的好。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舞台上最引人入胜的表演，梅老板梅兰芳先生、马老板马连良先生都与外公、外婆熟识。外公曾经是狂热的票友，唱须生。马老板点拨过他。他还竟然有幸同梅老板合唱过一出《打渔杀家》！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时，外公刚刚辞世。梅老板蓄须明志、不给日本人唱戏的阶段，外婆同许多人一道帮过梅老板。1949年之后，梅老板念旧，不但送戏票，而且请程老板程砚秋先生来家里代他拜年。马老板常来，外婆厨房里的碗柜上高高地放着一个纸盒子，里面是一个崭新的炒锅。马老板来了，外婆炒羊肉请他，就用那个锅，因为马老板是回民。每一次饭后，只需一杯清茶，马老板会同外婆聊好久好久。

舞台上，梅老板迷人的优雅，程老板温婉、含蓄的吟唱，马老板的豪气干云，我至今念念不忘。京戏以外，还有评剧，外婆的同乡吴祖光先生的夫人便是评剧皇后新凤霞。我看祖光先生写的戏，看得入神；看凤霞阿姨在舞台上的表演，如醉如痴。这一对患难夫妻的坚守更是让我肃然起敬。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魏鹤龄先生是外婆在上海生活时期的旧识，常让我跟他去看电影。在那些人影稀疏的放映室里，我常见到钟惦棐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子芳女士。他们都待我非常好，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温暖是我少年时期最为珍贵的记忆之一。一日，在放映室里，我发现自己竟然坐到了两个在银幕上见过多次的人中间，左边是上官云珠，右边是赵丹。上官甜甜地跟我说：“小妹妹，要不要吃一粒糖？”我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傻话：“上官阿姨，您真好看，比在电影里还好看！”上官笑了，伸出手臂搂住我。赵丹也笑了。他这一笑让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回到家，我向外婆报告我的奇遇。外婆深深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我当时没听懂，日后想起来忍不住痛哭失声的话：“他们都是好人，善良的人。有时候，是过于善良了。”

小学毕业前，我同外婆已经搬到了干面胡同二十号，另外一扇大门便是史家胡同五十六号。在初中与高中的六年里，“外语”学的是俄文。于是，我在同舒先生一起做的活动里加了一项，读俄文诗给他听，自然是普希金的诗。一个营火晚会上，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站在听众当中的舒先生听得很有兴致，不时点头微笑鼓励我继续。他身边站着一位先生，竟然是俄语专家戈宝权先生，相见之后才知道，戈先生家住得不远。如此这般，我在高中时期，常常走进戈先生的书房。他跟我说：“文字的音乐性非常重要，普希金你熟悉，要看屠格涅夫的文字。将俄文的音乐性发挥得最好的小说家是屠格涅夫。”我听进去了，并且成为屠格涅夫坚定不移的粉丝。无书的年代，我曾经收工后在戈壁滩上奔波四十里，只为借阅一本残缺的《罗亭》。几十年后，我在写作塞尚传记时写塞尚与屠格涅夫在梅丹的会面。屠格涅夫用抒情诗般优雅的法语盛赞塞尚作品的生命力：“唯美的作品依然可以成为最好的作品。艺术与文学一样都应当能够提供美感，都应当能够引领人类的心灵净化、飞升。”塞尚则操着普罗旺斯口音的法语告诉这位俄罗斯作家，他自己的缪斯是大自然，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表达大自然与人类精神、人类思想的完美融合。两人之间的契合极为动人。行文至此，我感念着戈宝权先生早年的提醒。

二

台北书法家侯吉谅常说：“你一起步，接触的就是最好的。”这话对。但是起步不久，便中断，一断就是十四年。文学不能，工程也不能，完全不能再接受任何的学校教育。三十二岁到美国，这才再拿起笔来，不是毛笔，是圆珠笔，然后是计算机。三十六岁成为职业写手。到了七十八岁，出版了五十七本书。而且，仍在继续。继续写的，是文学，也是艺术。

想当初，在华盛顿教书，忙得天昏地暗，连华盛顿国家艺廊都没有时间走进去过。1982年，婚后，我们来到台北。先生继续在阳明山上的美国外交学院念中文，我则从住家跨过一个月亮门，进入文化大学，选了李超宗教授的课程“三十年代文艺思潮”，在一个中文大学里做了一年的学生，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

上课铃声尚未响起，李超宗教授潇潇洒洒走进了课室，看到坐在后排的我，就笑着走过来。我赶紧站起来迎上去：“李教授，好高兴有机会上您的课……”就此，开始了我与李教授长达十九年的师生友谊。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不只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位学者、一位作家，还是一位极有远见的编辑。我绝计没有想到，就从此时此刻开始，我的文学写作与出版竟然会走上许多人几乎无法想象的坦途。

很快，李教授带我到了台北，认识了著名诗人痖弦、辛郁、管管、羊令野，小说大家朱西甯、司马中原，著名作家吴东权、尹雪曼、张拓芜、王璞，以及大学问家、著名的金学专家魏子云教授等。台湾文坛最有名望者，几乎全员到齐！

他们的热情、亲切让我感觉犹如一下子有了多位兄长，欢喜无限。李超宗教授把我介绍给“副刊王”痖公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能写的……”顺理成章，学年结束，李教授把我的结业文章《太平湖畔的孤影》交给了《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公。1983年6月14日到16日，《联合报》副刊连载了这篇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这便是我写作与出版的起始。到了2024年，整整四十一年，我未曾间断地从世界各地寄稿到台湾，在台湾的报刊写专栏，在台湾出书。

一个月之后，我们抵达北京，在建国饭店放下行李，直奔外婆家，令我惊异的是我先生与一口无锡话的外婆竟然一拍即合，完全没有沟通的障碍。我想，是他们之间完全的信任使然。最早联络上的是周有光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允和女士，有他们帮忙，便联络到吴祖光、新凤霞伉俪。而且，周先生的连襟便是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感谢周先生伉俪的居间联络，我在1983年10月就收到了沈从文先生亲笔签名的《沈从文小说选》第一集与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我看着沈先生一丝不苟的签名，热泪盈眶，完全说不出话来。11月，我同周先生伉俪来到了前门东大街三号五楼。在一个极为狭窄的居室里，在铺天盖地的书籍、纸张中间，一张藤椅上，坐着满脸笑容的沈先生。我唤他沈伯伯。沈夫人兆和姨——沈伯伯称呼她“张先生”，担心我听不懂沈伯伯的湘西口音。没有想到，沈伯伯一开口，我便听得字字分明，于是谈话就轻松起来。允和姨是兆和姨的二姊，一下子，我面对了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传奇女子，著名的安徽合肥四姊妹里面的两位。允和姨是昆曲大家，极为豪爽，一句“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不知比当时的“红学家”们高明多少。热议中，我向各位前辈介绍了台北魏子云教授的研究，沈伯伯极有兴趣，嘱咐我带魏先生的文章给他看。我马上办到，果真，沈伯伯对魏先生的研究赞誉有加，极为欣赏。从这往后，每隔十天半月，我一定会到沈家去。带着沈伯伯喜欢的甜点，以及怒放的鲜花。沈先生最喜欢大红大绿所展现的生命力，我不止一次看到沈伯伯用手指捻起掉落的红色花瓣，将它放到绿叶之间，露出满意的微笑：“生命的残缺在文学与艺术中得到弥补。”于我而言，如黄钟大吕，深受震动。

台北《联合报》邀请大陆老作家写稿，最先响应的便是吴祖光和端木蕻良两位先生。之后，便是沈伯伯。紧跟着，许多诗人作家也写了稿子交给《联合报》发表。那些字字珠玑的好文章在宝岛引发热议，经久不衰。我居中及时转稿子、转报刊、转稿酬、转信件，足足十年，到1993年才告完全结束。

由于教学工作繁忙，无法写长篇，于是利用周末写短篇小说。一组九篇小说全部在北京的三年内完成，第一位读者都是沈伯伯。他静静地看，摘下眼镜擦眼泪，看完了，跟我说：“平实，最是要紧。你的写法是对的，继续下去，不要中断。”一边说，眼睛里又一次盈满泪水。我泪眼模糊地望着这位老人家，满心都是伤痛和由衷的感激。这些小说陆续刊登在台北《联合报》副刊上，曾经以书名《生命之歌》《楼上楼下》两次结集出书，再经过多次修改、润饰，最终，2014年落脚台北允晨出版社，名为《长日将尽——我的北京故事》。小说之外写了三万余字长序《怀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人与那些事》。出书前，我曾经将这篇序文寄给沈家长公子沈龙朱先生看过。我们通信多年，他甚至寄送《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精装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给我，每一本都有侄女沈红设计的藏书票。藏书票上，沈伯伯戴着眼镜正在看书或审稿，让我一再深受感动。

数次的病苦，使我偶尔有机会陪伴着病中的沈伯伯，亲眼看到他不屈的斗志，看到他在病中继续审视《龙凤艺术》文稿当中的字句，斟酌再三，改易一字。1986年4月8日，我走进了沈伯伯和兆和姨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的新居。这地方宽敞了许多，白墙上挂上了表侄黄永玉的画作，窗户外面也有了一些街景。我非常喜欢黄永玉先生的画。那样独特的构图，那样饱满的色彩，在在显示一位中国画家继往开来的创造力。沈伯伯看着墙上的画，心境平和地跟我说着湘西凤凰的美景。兆和姨告诉我，没有客人的时候，沈伯伯也喜欢坐在窗前看看外面。7月17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沈伯伯。1995年4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兆和姨。那是一次四天的短暂停留，我还是排除万难见到了兆和姨，老人家双眼含泪告诉我：“整理旧稿，细看你沈伯伯的文字，这才渐渐地懂得了他。”

1987年10月，我在曼哈顿写了《沈从文先生印象》，详尽描写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点点滴滴，是台北《联合报》为来年沈先生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邀我写的庆贺文稿。不料，1988年5月10日。沈先生“放下了人生这部大书”，与奖项擦肩而过。于是，这篇小文修改后所展现的无尽怀思被收入《联合报》的《终于放下“人生”这部大书》专刊，在1988年5月12日、13日刊出。5月13日，于美国《世界日报》《沈从文专刊》同步刊出。1989年5月收入湖南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所编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经过再三修订，此文最终落脚台北一家书局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重叠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