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

亚历克斯·莱克，英国小说家，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英格兰，现居住在美国缅因州。2015年出版处女作《安娜失踪之后》（After Anna），一鸣惊人，不仅登上《星期日泰晤士报》和《今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还位列英国亚马逊电子书销售排名第一。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九部，翻译版权销售到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第一部分

2022年12月23日

飞行员

起飞前的检查已经完成：发动机和液压系统一切正常，燃油充足。天公也作美。尽管每年这个时候的天气都不太好，今天却晴朗无风，更不见雨雪。飞机上天后会飞得非常平稳。

至少，不用担心遇到不稳定气流。

虽然已经飞过几百次了，但此时她手心里全是汗，心跳得像首飞时那么快。

快点。这将会是她飞行生涯中最重要的航班。航班上即将发生的事会对她和乘客的余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决定着他们的余生是否幸福美满，过得有无价值和意义。

他们还能活多久——几十年？几年？还是几个月？

或者，几个小时。

表面看来——对所有乘客来说——这不过是一趟再寻常不过的航班，用公务机送公司高管回家过圣诞节。

但表面往往具有欺骗性。这不是一次寻常的飞行，完全不是。机上的乘客很快就会知道。

他们的人生即将发生永远的改变。

飞行员察觉到机库那边有什么动静，于是透过驾驶舱窗户看过去。办公室的门开着，一名穿着红色羊毛大衣和深色裤子的女士正朝飞机走来，手机举在耳边。

飞行员查看了乘客名单，有六个已经上了飞机，这是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

飞行员认出了她——吉尔·斯特恩斯，美国乃至世界上都闻名遐迩的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飞行员戴上耳机，告知塔台一切准备就绪，飞机准备起飞。她的嗓音像男性一样低沉，“乘客已全部登机。请通知我什么时候能起飞。”

一阵静电声后，响起一个低沉而平静的男性声音：“只要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起飞，今天没多少航班。”

这种地方性的小机场主要服务于货运和私人飞机，通常没多少航班。没有安检，不用检查行李和身份证。乘客上飞机，就跟上一辆由司机驾驶的汽车一样。

这让一切成为可能。

她看了一眼旁边空着的座位，祈祷塔台不要提出要求，说想和坐在副驾位的飞行员讲话。否则他们就会发现飞机上只有她一名飞行员，从而拒绝她起飞的要求。

其实计划实施到这一步，有没有塔台的许可已不重要。一旦最后一名乘客登上飞机，她就开始滑行，然后一飞冲天。经过这几年的精心策划，她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不可能再回头了。

吉尔·斯特恩斯

吉尔·斯特恩斯刚刚走出机库，手机就响了。她瞟了眼屏幕，是女儿米拉打来的。如果是别人——比如董事会成员或银行家——打来的节日问候电话，她会马上接听，然后边说边登机。对其他乘客——公司的高管——来说，听到这样的通话很好，有助于提醒他们中的某些人：她是老板。

但米拉的电话另当别论。这是私人电话，她不会把私事与工作混为一谈。再说，她和米拉的关系一直不太好。虽然现在的情况稍有改善，毕竟米拉已经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了，但女儿青春期的叛逆至今仍让她耿耿于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女儿从一个黏着她、崇拜地看着她——至少吉尔记忆里是这样——的小萌娃，变成了一个闷闷不乐、不苟言笑的少女，看不惯母亲的一切。在她认为正确的问题上，母亲说什么都别想改变她的看法。

一次，在开车送米拉去参加足球训练的路上，吉尔听到刺耳的刹车声，就说了句：“我想这车该修了。”

“为什么？”

“刹车片磨损了。”

“不，没有。”

吉尔踩下刹车踏板，刹车片发出了异响。

“刹车片磨损了就是这种声音。”

“不是的。”

“我不知道你还是汽车方面的行家。”

“以为我跟你一样无知？”

“懒得跟你吵，反正我要把车送去维修。”

“维修工会说这不是刹车问题，很明显不是。”

“这么说，这声音只是碰巧在我刹车时才有？”

米拉哼了一声，没有回答。到球场后，米拉瞪了母亲一眼，“我讨厌你。自以为是个万事通，其实你什么都不懂。”

吉尔很想回击：真的吗？那就奇怪了，如果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当上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代表股东进行决策？这些复杂的决策影响着数以万计的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的生活，所以我肯定懂一些事。至少，这种小事我是懂的。

不过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目送着女儿走到球场上，与教练——她朋友弗恩的妈妈安妮特——来了个碰拳礼，然后拥抱了教练。

女儿拥抱了教练。如果女儿能够这么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吉尔愿意付出一切。

安妮特笑着挣脱了拥抱，指着一堆锥桶。米拉小跑过去把它们摆好，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她讨厌的只是我，吉尔想，真不公平，我是她妈妈，为她做了一切，她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她还是讨厌我。

她知道这种自怜的反应很幼稚，女儿的叛逆正是青春期的典型表现。但这样想并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她只觉得自己遭到了女儿的嫌弃和冷落。

现在米拉打来了电话。一阵焦虑袭来，让她感到头皮发麻。可能只是无关紧要的事——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但两人过往的通话给吉尔留下了太多伤疤。虽说现在争吵次数减少了，但减少不意味着没有。而且一旦开始，争吵很快就会升级，尤其是涉及某些话题。不必让任何人来见证这一点。

她停下脚步，接听了电话。

“嘿，有事吗？”

“嘿，妈妈，你什么时候到家？”

吉尔看了一眼手表，“我正要登机。现在是2点，4点前应该能到。”

“太好了。我和阿奇想请你出去吃晚餐。”

请她吃晚餐？这可是破天荒。她很好奇会是什么样的晚餐。麦当劳还是肯德基？

但她更好奇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真的？”她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真让人惊喜，有什么好事要庆祝吗？”

“没有。”

“没有？只是想请我吃饭？”

“有。我们有个事想跟你说。”

吉尔转身看向机库。

“什么样的事？”

飞行员

她停下来了。那位身穿红色外套的女士，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尔·斯特恩斯，从机库出来，在前往登机的路上，突然停了下来。

她转身面对着机库。

飞行员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吉尔接完电话后就停住了脚步。怎么回事？她刚才在跟谁通话？

为什么这时候来了电话？难道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没人知道。

她看着身旁的空座位。

也许有人注意到了机上缺少副驾驶？要不就是副驾驶和本应坐在她座位上的机长被人发现了。他俩得到解救后，立刻拉响了警报。她回想着离开他俩时的情景。不，她确信他俩没有得到解救。

吉尔为什么停下来？发生什么事了？

飞行员从座位上站起来，手放在驾驶舱舱门上，心里犹豫不决。她不想开门让人看到她，但又想去弄清楚吉尔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她开了锁，推开门走进厨房，随手把门在身后关上，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驾驶舱是空的。她来到登机口，在这里可以看到左边的客舱。舱里空间很小，有七个座位，现在只有一个还空着。

她站在登机梯最高一级台阶上，盯着吉尔，竖起耳朵想听清她在说什么，但根本听不到。

吉尔仍然面向着机库。飞行员顺着登机梯往下走，也许可以去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并告诉她飞机即将起飞，所以非常抱歉打断她正在进行的通话；如果她能尽快登机，那真是不胜感激。

如果她回答：“不，谢谢，我留在这里。”那怎么办呢？

那就意味着事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费尽心机的谋划瞬间化为泡影。

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她会马上采取行动——把吉尔拖上飞机，锁上驾驶舱舱门，然后起飞。

飞行员下了飞机，走上停机坪，朝吉尔走去。飞行员快接近她时，吉尔转过身来。她已经挂断了电话，手垂在身侧，皱着眉头，一脸担忧的神色。

飞行员想：她知道了，虽然不知她怎么得知的，但她终究还是知道了。

吉尔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抱歉，”她说，“我刚接了个电话。我们就要起飞了吗？”

飞行员点点头。

吉尔凝视着对方，“你是新来的？”

“是的。”

“我叫吉尔。”她伸出手。飞行员握住吉尔的手短促地摇了两下就松开了，她知道自己手心很湿。

“萨拉·丹尼尔斯。”她说。

“很高兴认识你。”吉尔朝飞机走去。

飞行员跟在后面，松了口气。她感觉双腿打战，快要虚脱了，不得不努力保持镇定。

吉尔走到登机梯顶后右转进了客舱。飞行员环顾着机场四周，想看看有没有警察或官员之类的人冲过来。

什么都没有。

她微笑着上了飞机，关上主舱门，进了驾驶舱。

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回头了。

奇普·马卡姆

查尔斯·奇普·马卡姆从报纸上——他不喜欢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阅读——抬起头，看到吉尔·斯特恩斯把包放在过道上。这是一个时髦的拼色双肩包，好像在为吉尔宣称：看看我吧，身为大型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是多么随性而时尚。虽然他想努力憋住不笑，但笑意根本掩饰不住。

他靠在椅背上，把脖子歪向一边，尽力伸展。颈骨被拉得咔咔响，但后脑勺的紧张感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他要去检查一下，最近后脑勺越来越不舒服了，那种压力，只有把脖子伸得咔咔响才能缓解。

到了这个年纪，奇普讨厌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不适就去看医生，因为得到类似“哦，别担心，你会没事的”这种答复的机会越来越小，相反，越来越多的是让你去做各种检查、测试和扫描，可能还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被确诊得了什么恶疾。

飞行员——他不认识她——关上登机口的门，进了驾驶舱。他们很快就会起飞。飞行时间大约两个小时，下飞机后再驾车30分钟就可以到家了。等回到家，他会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透过窗户俯瞰大海，还要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继续阅读那本关于巴顿将军的书。

幸好公司有公务机。

想想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吧，他们乘飞机只能去拥挤的候机大厅，祈祷航班不要延误或取消。餐食更是别无选择，只有油腻的三明治和普通饮料。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尤其是过去这几年——是悲惨绝望的，街上到处是戴着口罩步履沉重的人，戴口罩的原因是害怕感染，但没什么效果。

而他坐的飞机相当于私人飞机，起飞准时，能让他和同事们快速舒适地抵达目的地。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公司接受财务审查时，公务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把公司资金用在这上面真的好吗？大家都在为维持收支平衡而殚精竭虑，公务机的存在不过是装点门面——他讨厌审查人员用“装点门面”这种暗含讥讽的词——但不利于保护环境，不是吗？他对答案有明确的想法，但审查人员直接抛出了这个问题：高管就不能乘坐商业航班吗？

当然能，奇普说，如果审查发现这是最佳解决方案，公司高管可以乘坐商业航班。一切都好商量，他们会审查所有方案，权衡得失。

他们确实尽职尽责地审查了所有方案，并清楚地记录在案：经过审查、权衡和评估成本收益，得出的结论是保留公务机。奇普举出了很多充分的理由，但真正的原因——他永远也不会提到——很简单：他不可能坐商业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