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数”的东方文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性

2024年7月16日下午，在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的闭幕式上，大家都还沉浸在圆桌论坛未尽的争议中，李浴洋老师说他要借主持人的身份给我们读一条洪子诚老师发来的微信，大家静了下来。信息很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洪老师写到，你们讨论现代文学的时候，仍旧没有纳入当代文学，这就还是一个不包括当代文学的“现代文学”吧！原话可能略有出入，但洪老师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定位与处境的忧虑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从洪老师的信息来看，他关注会议并了解了内容，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总共分了八个专题发言，其实也还是涉及当代部分的讨论，就是第八个专题“作为参照系的当代”，赵普光、李国华、黄海飞、凤媛、战玉冰五位老师和我在这个小组，当然，也许我们的话题与洪老师心目中的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专题尚未解答“挑战与未来”的难题。或许，会议也并不构成至关重要的缘由，还是在于当前的研究格局中，有关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处理，并未出现一个共识性的看法。洪老师所持的是大的现代文学观念，在他的理解中，当代文学属于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他不但把当代文学的原点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也把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构造与新文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联系起来，这是他在20世纪末为学科史对“当代文学”命名所做的贡献，也影响了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洪子诚重新界定“当代文学”的概念之时，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就从进化论意义上的等级关系变为了互生关系，但后者对前者的生成性在既有研究中还停留在发生学的阐释上，并未全面体系化，这也是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要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化”的原因之一。不过，即便“现代文学化”了，是否就能真正确立起二者的相关性呢？如果说借助学科的自身特质来强化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联系，无论是联结还是独立，其实都还只是就学科参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转型在做勾连。而今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即将过去一半，我们除了在20世纪的历史视域中看待两者的关系，是否也应该有一个更长的观察期？

也有学者尝试在更长的时段中来看待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关联，王德威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把“现代”的范畴延伸至四百年前的晚明时期，相对于他之前在《被压抑的现代性》里提出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间节点从“五四”延伸到晚清做了进一步推进，之所以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当‘现代’甚至‘当代’已经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分期的一部分，所谓传统不能再被视为时空切割的对立面；相反地，传统是时空绵延涌动的过程，总已包含无数创新、反创新和不创新的现象及其结果。”此著自2022年出版以来，争议声很高，一部分学者肯定王德威对缺乏“文学味道”的历史叙述的改变，也有人认为这种星象坐标式的“文”“史”对话缺乏完整性。两种声音汇集到一点还是源于哈佛新编版本在讨论“文学的现代性”历程的时候，聚焦于“任何现代的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的和可塑的阶段而实现”，此著的合作者们把“可变”与“可塑”大都放在“被遗弃”“被遗忘”的事件和角度上，于此，尽管这种中国文学的讲述扭转了“冲击-应对”的欧文化中心逻辑，可是中国文学的自主源动力也随多重声音的凸显而弱化。虽然后现代背景下不再迷恋那个哲学上的大写的一，但一定程度上，历史或者说文学的历史叙事并不能回避时代中的“一”，尤其是当下的我们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候。在这个前提下，回头再来看“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不仅是回到20世纪50年代命名二者的那个时刻，也需要回到百余年来文学发展之初的那个起点。

作为起点的“弑父”

作为现代文学的本体新文学，在既往研究中无论被赋予何种起点，巴黎和会所引爆的五四运动始终是这一本体的母体。这一母体不但孕育了文学的新战场，而且让“东方问题”成为集结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问题的枢纽，不但强化了此前对“大亚细亚主义”的批判，也再次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东方文明。

此时所谓的“东方”，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期，用费正清的话说，欧洲把中国想象为“一个具有不受宗教约束之自然伦理观的古老国度”，尽管不是华夏民族的自命名，但这一“东方”形象也被“天朝上国”所认同。不过，彼时的“东方”与东方以外的世界并不曾挑战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强盛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东亚地区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动，日本崛起之后以宣扬“大亚细亚主义”加入列强在东亚的侵夺，陈独秀才说：“东方问题，非中日之争，乃公理与强权之战！日本以‘同文同种’为名，行吞并之实，较之欧西列强，其心更毒！”此时的“东方”便已经不是中国的符号象征，而变成一种竞争性话题。当西方以武力与条约体系打破“天下”秩序，传统“夷夏”关系倒置，日本再以现代国家身份在甲午海战击败中国之后，又进一步动摇了“天下”的文化优越性。相对于西方的整个东亚地区，中国曾在这个地区原居于秩序中央，但由于“天下观”无法回应主权国家的现实要求，“东方”观念逐渐走到历史前台。

“东方观”从一开始就隐含着矛盾，一方面迷倒过欧洲，也令中国迷失的那个“东方”如今被置于日本所主导的这个“东方”的暗影中，“欲解东方之困，必先除自身之痼疾——家族专制、迷信愚昧。否则，纵拒外侮，亦不过为另一奴隶之始”。另一方面，虽然承认“天下”被东西二分，但并不认同眼前这个东方格局所标榜的属性真正东西有别，“日本自称‘东方文明守护者’，然其行径，不过效颦西洋之炮舰政策，以邻为壑！”也即是说，“天下观”虽然被替代，但那种非暴力的大一统思维仍潜在地参与历史进程，既试图通过“去东方化”来自我革命，进而参与新的文明等级秩序；同时，又没有在根本上放弃“东方”的重建，一时间，诸多以“东方”命名的刊物、栏目、文章纷纷涌现，表达重构“东方”的想象。

可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去东方化”之路上重塑“东方”？“东方”之所以成为难题，根本上来看，与亚洲正在沦为殖民地有关，中国与印度、朝鲜一同成为反殖民的“亚洲觉醒”的一员，“我辈若坐视山东沦倭，岂非东方奴隶之续耶？”想要在全球殖民体系中不再做“东方奴隶”，就只能找到对抗殖民体系的基石。如果说“山东沦倭”隐喻了孔子故里的沦陷，社论中所要表述的就不单单是领土丧失那个事实，而是中华文明根基面临崩塌的困境，换而言之，山东危机开启了对东方文明的追问，这也构成了新文学的起点。

东西拉锯中的文学自述

但无论是对东方的想象还是对东方的写实，都无可挽回地放在东西对峙的局面下。情势的峻急，让作家们没有从容的时间去斟酌东方自身的复杂性，甚至只能在更加形而上的意义中去理解东方。

最典型的就是“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论战，这已经被当成民国学界派系角逐的重要源头，此处并不想做一些重复性论述探讨双方的中西之争，而是想以这个公案来看，在水火不容的较量中，对东方文明的态度怎样被遮蔽。当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学衡派单方面的不断攻击，其实并没有导致论战”，其实质是“源于哈佛与哥伦比亚两校留美学生的宿怨”。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学衡》诸人的留学意识所塑造的文明观念就更值得揣摩。吴宓作为这一派的核心人物其见解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收并蓄，相得益彰。诚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融会贯通，则学艺文章，必多奇光异彩。”而对于“国粹”这个在当时已被抹上贬义色彩的词语，他也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洋力求解释：“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尽管以孔教和佛教来概括中国文化尚有偏颇，但他看重的恰恰是中古以来因佛教用夷变夏的逻辑，因此他的目标始终在“凡一国一时之文化，必为其历史上之所遗传，与异国新来输入者，融合孕育而成”。也即是说，在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学衡》在东西文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梳理，试图重造新文化。可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由于受他们留学经验局限，“孰知西方文化之危机已挟西方文化而俱来”，仅考虑否定西方的同时未能真正回到东方。

后来在更具体的一些文化活动中，比如歌谣研究会的采风，鲁迅对笺纸、木刻的引导，包括乡村建设，才开始出现何谓东方的指涉，这些文化指向也辐射到文学中。近来也有学者关注沈从文的文艺观念中对东方文明的重勘，不过，像沈从文这样对东方的偏爱立场在战争中也会面临新的转向。如果说依靠文学对东方文明做出探索还是一种乌托邦的尝试，无法系统性地归纳这一文明的演变与走向，冷战中这种东方式构想变为了东方式实践。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哥穆尔卡，根据对国际形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力量的判断，毛泽东提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莫斯科期间又多次阐发并强调“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东风压倒西风”论从表面看是两种阶级文化的对决，回到中国刚刚独立为新兴国家的语境中仍可见出对生存下去，并对生存赖以依靠的文明的发挥。这个阶段对于东方文明的探索走到了更具象的层面，它进一步考虑生民的日常生活以及维系这个生活的道德。以颜色来观之，“红色”在文学中成为一种典范用语，可以此颜色组织文学的内容、形式、文体，甚至包括对文学发展新可能的实验。

相对于《学衡》阶段对东方文明的被动捍卫而言，“东方红”时期显然是一种更为自觉的文明构造论调。但这两种语境下的“东方”都不承认有一种已成的、固有的文明等待被继承，相反，他们以各自的理解为历史性的东方注入新的资源，力图在世界文明中为中国找到定位。

召回“龙的传人”

改革开放再次打开国门，“东方”也被再次置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后殖民学者看来，文学中的东方书写有无意识迎合西方而改写自身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受到了那个影响的焦虑。作家在走出国门之后，也会意识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现得真切，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敏感于这一切。知道在地球的那一端，有片大陆，才被人开发两百年，于是觉出了四千年的漫长，知道了那一片土地从未发生过一次世界战争，于是我觉出身受了这么多磨难而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照此来看，我们在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时，所要回答的就不简单是欧化、西方的现代化的类似问题，而得追溯到那个“弑父”的起点上。

百余年来，我们不断在找寻一条适合国人的生存发展之路，但这并不是一国行为，实际上，在航海大时代开启以后，全球交换网络就逐渐开始制造新的世界联结格局，各个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大西洋两岸社会变化的影响，原先的文明也处于调适状态。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危机便在其中，这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得不讨论的基础性问题，虽然大多数时候不是直接讨论，但是它构成了诸多话题的前提。时间间隔越久，距离那个起点越远，越是能够清晰而深刻地触摸到对东方文明的思考脉络。也即是说，新时期之后，每一次出现对“传统”的讨论，既包含对“古代中国”的重新理解，与此同时，也暗含着对20世纪创造的“东方文明”的对话。

我们此前在民族国家的视野中，看待一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获得了关于文学的现代化思路，但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中去体会那种文学的发生、革命、自新与变形，也会感受到文学与更深厚的历史相接，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总的来说它不是一种民族的自豪，而是文化的自豪，如果愿意采用‘民族主义’一词的话，是文明的一种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古老而持续存在的现象，需要加以开启。”当以东方文明的自我克服和再造去看待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那个难以捏合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消泯掉了？而这，或许是我们要给21世纪世界文学提供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如此狭小的篇幅内，我谈了如此宏大的一个话题，让原本有限的内容更加局促。但想到这个命题作文的原义，以及目前面临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二分难题，也确实想有所改变，这是自己斟酌再三还是硬着头皮写出来的真实原因。把它作为解决难题的开头吧，它也只能是一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