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面与反抗性之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面对的问题与中国现代文学所面对的问题，当然是在不同层面的，分别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各自所处的时代及关切相联系。然而若完全抛开中国现代文学来专谈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谈到所谓“真问题”与“大问题”的。那么，中国现代文学所面对的那些基本问题，与后世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关联，也就决定了究竟哪些问题才能构成研究中的“真问题”与“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层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属性，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就连白话文学的号召者胡适，也承认不能只看白话这一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既然一切理论都源于此，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为现代文学，就在于以“活的”文字来承载“人的文学”。而研究当中的“真问题”与“大问题”也必定无法绕开此处。事实上这也关系着今天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仍然值得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关心的议题看上去似乎已与20世纪80年代颇有不同，民族国家议题、文化殖民议题等各式各样的议题层出不穷，民国史视角、社会史视角等不同维度的研究都得以展开，而不管任何议题任何视角，一旦脱离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就难免或多或少地产生语境错位。譬如十几年前便有学者提醒：“由于帝国形态的遗存性没有进入安德森的视野，所以，当我们依照安德森的理论仅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或者说把中国完全理解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形态，可能会忽略帝国背景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也忽略中国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某种帝国性的残留……民族国家理论中对帝国视野检讨的缺失，也会促使中国学术界进一步忽略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帝国意识甚至帝国形态的残存，从而有可能掩盖那些潜在因素。”帝国意识甚至帝国形态的残存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中的确构成了严重的干扰因素，而一旦过分看重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遐想，很有可能会在错位的语境中忽略“潜在因素”。而所谓帝国性，不止与海外学者华语语系论述中关于陆上殖民主义的说法相关联，不能仅从疆域意义上来反思，更需要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本身就是反帝制的革命推动而成的。不管是统一还是独立，对于西方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言，其基本内涵都是现代民族国家对旧有帝国的取代。无论这帝国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需要通过革命或带有革命性的独立战争来改变现状。而对于具有被殖民或被半殖民经历的非西方世界而言，一旦忽略对帝国问题的反思，简单地将反殖民的独立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则无疑忽略了反帝制的革命问题，也即忽略了从内面对本土帝国性残存的反思，自然无法意识到其对塑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的干扰，而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遐想中迷失了现代之为现代的根本性所在。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现代公民，与帝国治下臣民的根本区别，其实就是《人的文学》中所讨论的“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体的觉醒，以及现代进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不再次遭到专制以集体或其他名义的侵害，是以现代公民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不可绕开的环节。而这一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相区别的根本属性。无论是《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人”与“真的人”的分辨，还是后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载道”再次压倒“言志”的担忧，都与此相关。

而这种与现代公民相区别的臣民属性，在鲁迅笔下更多地被表述为奴才性。事实上“臣”字最初本就有“奴”的意思。在1936年鲁迅临终前的最后几篇文章当中，这样的提醒尤为触目惊心：“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曾是鲁迅的理想，然而鲁迅并不会为了维护现代民族国家之民族性而只注重对外反抗。触及人民革命军对内作战和“从前恨男人”的萧军、萧红写作，并非单纯的抗日书写，这正是鲁迅自费资助出版的。即便到了民族危亡之际，在保有对内反抗意味的“左联”被解散之后，鲁迅也从来不忘提醒大家对内反抗，避免“作自己人的奴隶”。

于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理想中从内外双重意义上辨析残存的帝国性，以及在现代公民身份中剔除隐性的奴才性，便成为现代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根本所在。而将此换成既往那些在今天看来似乎已无新意的表述，又与“反帝反封建”对内对外的双重反抗有关。曾被视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所依据的《新民主主义论》就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正是在内外双重维度上指出了这种反抗性。尽管今天学界对“封建”与“专制”究竟哪一个术语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有所反思，但其本土对内反抗的意义本身从未被否定。而“反帝”表述所隐含的国际主义逻辑虽与反殖民背后的民族主义逻辑有所不同，但在对外反抗层面仍具有一定相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尽管主题繁多，但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新民主主义”文学，都在内外不同层面涉及反抗与批判，尤其是与帝国性和奴才性相关的层面。

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过程中，帝国性的残存甚至重新帝国化的威胁并未散去，奴才性的遗留以及“精神奴役的创伤”也从未消失，仍然成为从现代到当代值得警醒和反思的问题。重新思考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何时何地以何种名义再次遭受侵害，就成为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真问题”与“大问题”。从这种思考维度出发，可以考察的不止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前史的袁世凯复辟与张勋复辟，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了本土内部的帝国性与人们心里的奴才性，还可以思考《中国新文学源流》所担忧的“载道”再次压倒“言志”的威胁，以及曾经作为反抗者的新文化群体与启蒙者，如何构成新的压制者。

在这个意义上讲，奴才性的残存不仅是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所描绘所批判的现象，同时也有可能构成自命为启蒙知识分子者自身未曾察觉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研究者若不能对自身加以反思，又如何能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启蒙者之奴性与专制性予以反思？如果研究者自身面对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威胁，仍抱有幻想，甚至留存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那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时，不在内外双重意义上看到反抗性的所在，而有意抛开反抗性甚至重新强调压抑性的内在合理性，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小问题”或“伪问题”，自然就会成为常态。

事实上，“在缺乏自由的空间内，知识分子的文学抵抗和内心挣扎，可能对讨论自由精神更具有意义”。帝国性的残存、奴才性的未尽，都构成了现代中国人与势的纠缠肉搏，见证其间折冲往返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辨析这种精神史的，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