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刘氏

那场雨是从凌晨开始下的。

雨水在天地间织成斜密的白色细网，水淋淋的村庄蒸腾着雾气，人们在雨中来来回回。狗不叫鸡不鸣。一切静悄悄的，像在上演一场庸常的哑剧。

祖母躺在大伯家堂屋里的床上，儿孙们站在院子里，等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好大放悲声。她活得太久了，在她丈夫走后又熬了30年，整个村子再也找不到比她更老的人了。“够本了，死也死得了。”人们都这么说。在他们看来，这并非诅咒而是褒奖：一个快活满百岁的人，还要怎样？

祖母呢？她又怎么想？在生命的尽头是否追忆起过往？是留恋不舍，还是早已厌倦？我想如果祖母愿意回忆，大概会从她的出生日忆起吧。

据祖母讲，她出生那日天降大雨，从屋上冲下来的雨水在门前形成一道水帘。曾外祖父坐在屋里，注视着屋檐上落下的小瀑布。地上的水位越来越高，就在水快没过门槛冲进屋里时，婴儿的啼哭传到他耳中。“是女孩。”接生婆伸着两手走到屋檐下，冲洗手上的血水。盼女心切的曾外祖父喜出望外，没想到站起来时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半天没爬起来。

已经记不清祖母将这场景讲过多少次了，对此我一直心存疑问，以前女孩不受待见，曾祖父怎会希望生个女儿而不是儿子？

面对我的质疑，祖母坚持自己的说法，说曾外祖父如何如何渴望要个女儿，“如果要儿子，那倒不奇怪了。人家求龙，父亲求凤，就是这样！”在祖母的描述中，我仿佛见到了那只雨中降临的凤凰。

不少亲戚冒雨赶来，他们不肯错过祖母临终前的话语，陆续站在她床前，用不同称呼问候着，摸祖母的手，拍她身子。祖母眯着青灰的眼，一个个看过去，直到累得眼睛睁不开，要大姑母唤好几声，才又费力地睁开。

傍晚前后，来的人少了，雨声也小了些。

祖母安静地躺着，像个极乖的孩子，听凭我为她梳理头发、修剪指甲，间或用滴管往她口中滴几滴水。水进到喉咙时，祖母的喉结动一下，那滴水便急速滚进深渊。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有任何表情和声音。似乎从她的耳道到心脏，从眼睛到嘴巴，都接近永恒的寂静。有好几次，人们以为她已经走了，往鼻翼下一试，还有微弱的气息。

冬天过去了，祖母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她脱下蓝袄，取下发髻上的蓝色发簪，将盘在脑后的长发解开。我端来半盆温水，将那把又细又长的头发放进去，用碱面搓洗，浓烈的发油味道散开了。她年复一年在阳光下梳理着那把长发，目睹它们从黑色变为灰白，直到剩下细瘦的一小缕。

祖母提着发尾，将头发绕起来盘在脑后，别上发簪，套上黑色发罩。接下来洗手洗脸洗脚，用一把钝剪刀修剪手指甲与脚指甲，它们又硬又厚，嵌入肉中的部分藏满污垢。因为裹脚，畸形的脚指甲很难修剪，她将剪刀插入甲盖与肉的缝隙处，去挖、抠、剪。有时停下来，怔怔地看着自己的脚，脸上呈现出颓败之感。“以前他帮我剪趾甲，一边剪一边骂我老东西。”祖母的目光落在一侧的水盆里，还说她从中看到了祖父的脸，“笑眯眯的，他老实啊，是个好人。”说这话时，她不易察觉地笑了笑，看起来凄凉而又欣慰。

那时我并不能理解祖母的话，只当她又出现了幻觉。她经常出现幻觉，尤其当雨天到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了，我大大、妈妈和哥哥，他们都来了。”我一惊，连忙将目光转向门口：白茫茫雨水中，泡桐树飘摇不定，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您是不是糊涂了？”我问。

“俊儿你告诉我，梦是什么样子的？”祖母突然将看雨的脸转向我。

“梦？我一觉到天亮，很少做梦。”

“是啊，年少无梦……我怎会问起你这个。”祖母自言自语道，又将目光投向门外的雨幕。

那是一个漫长得令人绝望的雨季，雨什么时候停，谁也不知道。实际上，那个春天似乎一直在下雨，叮当河的水快越过河床了，屋子里的物件都快长霉了，身上的衣服总是湿漉漉的，我已经好久没穿过干净鞋子了。

“奶奶，你都做过什么梦？”

“他们夜夜都来看我，有时同我说话，有时又一句都不说……唉！”

“真的吗？”我很好奇，同时又有些害怕，我不知道祖母梦里的“他们”都是谁。

祖母不回答。她从凳子上站起来，转身躺到床上，将暗红的薄被搭在身上，合上那双细眼。我想，祖母一定想赶紧入梦，梦会带给她想见的人。

两天之后，水也不再喝一口的祖母被套上又红又亮的寿衣，她缩在里面，像个无所依靠的婴儿，人们将她从床上移到堂屋的地上。我想到祖母如龟壳般隆起的背部，只能被迫直挺挺躺在一张铺着柴席的硬床板上，她一定很难受吧？

想起祖母的床，一张很小的没有床板的凉床，麻绳从四周的木头出发串织成床身。因使用时间太长，导致麻绳松弛，形成床身向下凹陷的造型。从我记事起，祖母就睡在这张凉床上，一躺上去，整个人就深陷进去了。现在，祖母换床了，这是在睡过做姑娘的床、与祖父的婚床、独居的凉床后的最后一张床。它太硬了，硌着她的驼背，但她已经不能说疼了，即使她能说，也不会说她其实需要一张柔软适中、贴合身体需求的床。我想祖母一生都在渴望柔软吧：柔软的床，柔软的衣服，柔软的食物，柔软的话语，柔软的人心，柔软的父亲与祖父，柔软的儿女……

然而，我们从未听她说出任何一种需要，对于命运给予的一切，她都接受、忍受、顺受，我极少听到她说“不”。唯一一次抗拒命运的安排，还是在30年前，我依稀记得当时的场景。

死了的祖父躺在西堂屋的床板上，祖母坐在门外地上哀哀哭唱着，道出祖父的辛苦恩情与弃她而去的薄情狠心。有一阵子我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死人这件事，好像在看一出戏，演员便是这位悲痛的老妇人，进进出出的人们正为她提供演出的背景。

祖父被装进灵柩抬走了，祖母的哭唱戛然而止。她飞快地从地上爬起来，步履踉跄着追赶送葬的队伍，她要将祖父从人们手中、从灵柩里追回来。一只鞋子跑丢了，没穿鞋的那只小脚踩在碎瓦片上，她哆嗦了一下，又飞快追上去，扑向灵柩。

祖母额头磕在祖父的棺材盖上，与木头相撞发出的巨大声响，直到现在还在我耳边轰轰作响。

祖父去世后的整个冬天，祖母都将自己藏在屋子里，极少出门。她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成天将手套在袖笼里。有时将玉米棒子扔进火盆，满屋子烟熏火燎，她断断续续地咳嗽，像只病猫。我被熏得眼泪直淌，实在受不住了就跑到门口望着头顶的天。过一会儿，祖母喊我了：“进来吧，外面冷。”我又坐回到火盆边上。祖母用树枝从火盆里掏出个山芋，有时是几颗黑乎乎的花生。火光映着祖母的脸，梦一样影影绰绰的。很多时候，她像在跟我说话，又如同自言自语：

“都说人死了会回来托梦，还真不假，可那死鬼怎么不跟我说句话呢？”

“狠心哪。”

“人活着有什么用。”

我坐在祖母身边，她的话跟突然冒出的烟一起，呛得我咳嗽不止。

祖父死了，祖母还得活着，只是活得越来越恍惚。她终日枯坐在屋里，我来了，她就开始讲故事，讲着讲着还会唱起来。她的唱调很特别，带着苦楚、无奈、顺从和伤感，轻飘飘，像一粒粒灰落在你心上，捏也捏不起，掸也掸不掉，听的人只有在她哭诉般的歌声里沉默了：

凄凄菜，两路旁，打个马声去瞧娘。妈妈看见闺女来，打个马声接下来；大大看见闺女来，面带微笑迎上来；哥哥看见小妹来，端个板凳接下来；嫂子看见小姑来，躲进房里不出来，脸朝里，腚朝外，拉着驴脸拜三拜。小姑一见不吃酒，不吃菜，背起包裹就要走。妈妈送到家门口，大大送到柳树旁，哥哥送到小河边，问到妹妹多会来。有大有妈多来遍，没大没妈永不来……

只要我在身边，祖母就开始唠叨，不是说故事，就是唱诸如此类的戏文、歌谣，我听得似懂非懂，昏昏欲睡。祖母就活在这些故事和歌谣里，好像被祖父带走了，回不来了。听多了，我也仿佛被一种力量吸了进去，感到莫名恐慌，时常听到一半就逃也似的跑出门。等我再进屋，祖母已经打起了盹。一听到动静，她就醒了，睡眼惺忪地说：“眨眼就是一天，转眼就是一年，活着有什么用。”

“活着怎么没用呢？”

“有什么用，一年年地浪费粮食。”

“那人为什么活着？”

“是啊，人为什么活着？”祖母似问似答。外面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泡桐树的枝条大力摇晃着，发出咔咔的声响。祖母将目光投向发出声响的地方，又好像并不在那里。

“奶奶。”我晃着她胳膊，“再给我讲故事嘛。”

祖母好像没听到我的话，她站起来，在窄窄的凉床上躺下来。“唉，活着有什么用……”祖母说完又睡了。

“活着有什么用？”从我懵懂的幼年延续到青年及中年，这句似问非问的话在我心中形成巨大的黑洞，迫使我去寻找答案。想到这句话，我的眼前就浮现出当年祖母的那双眼。年幼时听祖母说“活着有什么用”自然迷惑不解，等到年龄稍大一些、经历了许多事后，我忽然觉得对祖母那个年代的女性来说，能追问活着的意义已经很不容易了。女人不都是一样的吗？无论摊上什么样的日月，都要一代代地往前走。其实这是个错觉，如果认真地想一想，想想我们的祖母与母亲，再想想我们自己，那是多么大的不同！当年祖母反复说起她的出生，大概是在强调她来到这世上的意义：一个男人渴望她来，并将她视为凤凰。而当祖父去世，她活下去的支柱也永远失去了，生活从此成了空白。其实，即使祖父在世，她也未必晓得活着的意义，一个不知道自己要活成什么样子的人，又怎么说得清活着的用处？

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夜晚在细雨中结束了。祖母熬过了一夜，人间的阳寿又多了一日。

两支吹鼓手队伍已在院前空地上搭好棚子，此时他们正在调试音响设备，呼啦呼啦的，像在调试死亡的前奏。乡人们对人的老去极有经验，他们断定祖母的时间不多了，有那么几次几乎试探不出气息，常常以为她已走了。亲戚乡邻三三两两站在院门内外交谈着，有时会冒出突然大起来的说话声或不合时宜的笑声。我知道，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死了这么久，咋还没死透！

您叫什么名字？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我曾问过祖母。

她摇着那把不知用了多久的芭蕉扇，脸上一副遁入空门的神情：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人怎会忘记自己的名字呢？”我感觉祖母在逗我。

“真不记得了。”

“不可能。”

“我只记得姓刘。”

“那你家在哪儿？”

“这个忘不了的，家在陡沟乡石涧村。”

“你的爸爸妈妈呢？”

“都走了，只有一个哥哥叫刘道银。”

我越发不相信她的话，一个人怎会记得别人的名字，却偏偏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这实在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我想祖母应该是“老痴了”，我把这当作一件稀奇事去告诉我父亲。父亲笑而不言，他自然晓得祖母名字的，但他可能也对祖母的名字感到陌生吧。父亲说，名字是给别人喊的，有谁一天到晚喊自己的名字？你奶奶一辈子待在家里，从不出门，哪有什么人喊她的名字？名字是留着告诉别人的，如果不需要告诉别人，大概自己也会忘了自己的名字吧？父亲话说得有点绕，但确实把别人和自己的名字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说白了，祖母为什么记不得自己的名字？因为她不需要名字，名字对她没有用。其实，名字没有用，意味着她对别人是可有可无的。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无限悲凉。

当我继续讨要她幼年童年及少年时期的故事，祖母依然一副茫然的样子，“不记得了。”她的细眼看向某个我无法企及的地方，一副看向无处同时一无所见的神情。

关于祖母的另一些细节是父亲与大姑母一点点补充起来的。祖母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出生于灌云县陡沟乡石涧村一户普通人家，18岁的祖母嫁到祖父所在的南岗乡殷口村，生育两儿两女。父亲出生于1945年，前后那几年正是农村最动荡混乱的年代。为躲避兵匪，祖父母常带着全家人跑反；兵匪走了，再返回四壁空空的家中。关于这段历史，父亲是亲历者，因为年岁尚小，也只能道出三言两句，剩下的只能由我凭空想象了：我的小脚祖母手里搀着大的，怀里抱着小的，坐在破碎的家园欲哭无泪。好日子不见踪影，坏岁月如影随形。当她终于熬到耳顺之年，儿女皆已各立门户，祖父的离去却使她成为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