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生活：广州、上海城市文学比较

一

谈及广州的城市文化，“生活”大概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甚或是诸多关键词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谢有顺对广州的论说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唯在这里，他们才如此强烈地感到世俗的烟火气，意识到“政治之外有日常生活，满汉全席之外有精致的早茶点心”。不过，最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开启了生活世界的，还是远在黄浦江口的另一座城市。

李今将“把日常生活作为独立的写作领域”视作海派文学的整体特征。而文学上海与日常生活的联合也确有久长的历史。早在《海上花列传》里，上海就成了诸种现代生活的展开地，也因此被称作了“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楚河汉界”。后来者里，无论是鸳鸯蝴蝶式的爱恨世情，抑或是张爱玲、苏青式的市井天地，都牵连着生活世界的气息和血脉。就连以怪奇意象和感觉知名的“新感觉派”作者，也以日常生活的复现者自居——“我却就是在我的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里面差不多全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穆时英的这些话，却也暗示了广州与上海之生活的不同处。不难指出以下事实：在他的笔下，上海几乎完全成为现代生活的发生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可以轻易地辨析出波德莱尔式的现代体验，抑或是本雅明式的震惊情绪；其向现代敞开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即便是在今天的城市文学里，都是极为罕有的。当然，我并非要将文学上海中亲近传统、具有乡土气的一面全然抹去。但大体而言，在文学上海所呈示的生活世界中，那些有着悠远历史的伦理和美学，是妥帖地运行在现代文明的轨道里，或在精神内质上和现代文明的克制、秩序和谨慎相符合的。这里头固有一部分是吴语文化自身的特质使然，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绵长现代化史带来的、去芜存菁的规训。陈思和就指出，所谓的上海市民文化，其实正是“第一代殖民地管理制度下规训出来的市民阶层的文化教养和生活习俗”。在这种市民生活中，我们所能看见的，也多是些更具“现代文明性”的元素：“上海市民文化里包括遵纪守法、讲究精致生活、举止文明、聪敏好学、谨小慎微、精明把细、自得其乐、崇洋媚外、自私狭隘、缺乏主人翁精神，以及‘聪明不高明’‘亲兄弟明算账’‘六月债还得快’‘老鬼（读jù）不脱手’等特征，正面和负面的元素都来自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我把这种上海市民文化称为‘石库门文化’。”这种独一无二的、接触现代文明的滩头地地位，使文学中的上海有着种种难以明言，而又分明不可复制的生活气质。即便是到了王安忆、金宇澄一代人笔下，那份弄堂女儿的优雅与工稳，那份市井生活里的、琐屑的精巧，都不是任何一座城市可以拟仿的。相比而言，在广州的文学书写里，日常生活的面貌就是另一番样子了。我时常想起王威廉在科幻小说《野未来》中的一段描述：“他的房间依然在迷宫的最深处，比我的房间幽深得多。我自己还是缺乏勇气，总是在城中村面前浅尝辄止，惧怕深入，而赵栋则像一条经验丰富的蛔虫，可以深入城中村腹部那些毛细血管丰富的小肠。他租住的房间比我的大，却比我的便宜。他住在三楼，爬上逼仄的楼梯，打开他的金属防盗门，我看到的是一间装满了液晶屏幕的房间。我看着黑色镜面中的两个人影，有种脊背发凉的恐怖。”对于广州生活中的现代元素，这段文字无疑是一处极佳的隐喻。和上海相比，广州没有那样悠久绵长、精耕细作的现代化史。对于这一点，唐诗人所言不差：广州虽也有过通商口岸、商业重镇的身份，但比起“聚集了中国人关于现代化、‘摩登化’的全部想象”的上海，确有明显差距；于历史上的形象，倒是“作为战场的、革命的城市”更多一些。但这并不代表广州没有自己的现代记忆。恰恰相反，但凡时机得当，广州人接受“现代”及“未来”的大胆绝不下于上海人。在这里，现代性的发生多了些猛烈而仓促的底色，它是未来世代到来时的泥沙俱下，是对历史遗存物的消化不良和宽容以待——用魏微在《烟霞里》中的话讲，那是一种“尥了个蹶子，一路狂奔”的、不甘后进又富于朝气的姿态。除此之外，岭南文化的底色与现代文明也有着更多的张力和冲突。梁启超曾这样描述广东人的地方性格：“其慓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即自明以来，冒万险，犯万难，与地气战，与土蛮战，卒以匹夫而作蛮夷大长于南天者，尚不乏人。”如此雄直又生猛的地方气，也实难驯顺地流入现代文明的轨道之中，而只好显得旁逸斜出，野性难驯。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中，上述的特征始终和广州的形象联结在一起。蓝爱国就认为，《三家巷》固然书写了“现代”广州的开端，开辟了一方“城市生活”的世界，却又“完全摒除了现代城市的合理性”。在小说里，日常世界借以运转的底层逻辑乃是人情、伦理与血缘，其“不仅不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反而正是城市尚未脱离乡村文化的证明”。在历史的另一端，王威廉的《野未来》则隐喻了广州的当下和未来：小说里，青年赵栋过着最接地气的城中村生活，同时又受着现代科技的强力感召，开始了将自己化为数据、传输到未来的疯狂实验。在中国人的文化想象里，城中村往往象征着城市化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只有在广州式的现代想象里，它才可能展示出异样的、拥抱未来的活力，表现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新生的活体”。

这种对现代文明的不同接受，这种对日常生活的不同想象，最终促成了两座城市在生活美学上的分野。大体而言，广州或上海都是“美学”与“生活”界限模糊的地带，而上海的生活美学始于艺术场域向美学场域的渗透和下移，近似“美学的生活化”；广州的生活美学则始于生活场域向美学场域的升华和入侵，是“生活的美学化”。当然，无论以何种形式、何种面貌发生，只要生活被赋予了进入文学场域的正当权利，“生活”的逻辑和伦理都大可以转化为精神的力量，乃至凝聚出一座城市的精神形象。现代以来，在文学上海与广州的“叛逆”面孔背后，其实就暗涌着两座城市中人对理想生活的设想。

二

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史上，在那些上海生活的书写者中，承受过大量攻击和诘难的恐怕不在少数。早在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便谈及过他对“海派”一词的认知，对其世俗和势利的一面颇有微词：“‘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相比于沈从文的含蓄，吴福辉的概括就显得直白得多——“海派的名声从来就没有好过”。而在我眼中，在所有对海派文学的批评里，最能代表此类批评之本质的，还数楼适夷评施蛰存《巴黎大剧院》与《魔道》时说的一段话：“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楼适夷的话昭示了如下事实：一种重视生活的写作伦理，一种以生活为中心的城市精神，绝不仅代表着生活场景在文学书写内的出现，更意味着对生活本身的忠诚（在施蛰存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生活之原初样态的复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伦理一旦确立，便天然地抗拒主题先行的写作模式。施蛰存当然不是“崩坏的黑暗的”生活的赞颂者；只是因着忠于生活的写作伦理，才如实地摹写了城市里的光怪陆离、声光变幻，以及主体意识在现代感觉中的异化和裂解。和左翼文学的创作取向相比，这既是施蛰存之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也是其遭到批判和质疑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生活书写中暗藏着的“叛逆”潜能绝不局限于对生活的复现。爱一种所爱的生活，追求一种向往的生活，也极易转换为对宏大话语的逃逸和对抗。在始终把“小说其实就是表现日常生活”视作创作准则之一的上海作家里，有过一段“叛逆”历史的，当然也不限于施蛰存一人。很容易想起那个关于张爱玲的传说：1950年，她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代表大会，因穿着旗袍遭到了批评。这之后不久，她就下定了决心，离开中国大陆而去。——这个故事之所以具有奇异的张力和传奇色彩，不正是因为“生活理想”与“宏大历史”在其中的对立吗？在张爱玲这样的上海人眼里，一种有格调的美的生活，已不单单是一种熟识的日常经验，而是人之理想乃至尊严的寓所：“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大概也只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作家，才能将一种理想的生活姿态推崇到这样的境地。当上海的女儿不再能穿上旗袍，那座她所熟识的城市也便在时代的变动中失落了。

比之上海，广州在文学世界中的“叛逆”面孔远没有那么声名远扬，但也同样和对日常生活的尊崇息息相关。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就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感慨万千地说，他在广州所看见的一切，实在距过去的那场革命太远了：“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但要据此说广州因循守旧、拒绝革命，对这个中国现代革命的策源之地而言，又显然失之偏颇。马硕就对广州的“革命性”做出过辩护：“从另一层面来说，广州人对浓烈生活气息的探求，恰恰是‘日常广州’的重要属性。因此，对日常生活情趣的注重，并不是说广州对引入的革命风潮的拒绝，而是在包容开放的心态基础上，既为革命风潮推波助澜，也保留本有的生活情趣。”对生活的尊重，从来不是对“革命”或其他主流话语的纯然拒斥，而是强调将重大的历史事件沉潜到生活之流中去，在私人的生命经验里检视和淘洗，以达到宏大主题和个体生命的最终平衡。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对文学上海的理解。作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策源之地，上海的精神底色中自然有着昂扬的革命色调，那些看似“不太革命”的上海人形象，或许也只是在找寻着历史变革和生活幸福的平衡——只是他们平衡的对象是咖啡、歌剧与旗袍，而广州人平衡的对象则是早茶、点心和“吹水”罢了。

而在近年来，在“不满于‘中心’故步自封的写作，试图在‘边缘’进行突破”的新南方写作概念中，在建构这一理论概念的“众声喧哗”里，是否也存在着一份源自生活的行动因呢？诚然，“新南方写作”向当代文学主流宣战的缘由有其复杂性，但当李小杰宣称“粤语口语适合建构充满烟火气的南方日常生活的琐碎”，当曾攀为粤语小说里“认真敞亮地讨生活”的人们感到发于内心的自豪，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论说中辨别出广州的精神面影——它包含了一群存在于“广式”生活里，并对这种生活怀有无上的热爱的人。在鲁迅以后的九十年，又一群人叫起了“这也是生活”的喧闹口号，呼喊着闯进了文学的世界：他们的这一次到来，是要赋予这句传世箴言以全新的含义。

相较而言，在“这也是生活”的命题之下，鲁迅思考的是“斗士”形象的另一面，强调的是平凡日常和伟大愿景的一体两面、难分彼此——这当然是一个思虑深远的伟大灵魂之所在。而在今天，在“新南方写作”所呼喊的“这也是生活”里，又何尝不孕育着一种值得重视的思想力量呢？在他们的眼里，江南的端庄典丽是生活，北京的厚重沉实是生活，广州的实在率真、活泼雄直，自然也是生活——如若不同的生活本是平等的，就应当一齐被文学所记录、思考、传唱、歌颂；而那些主流视域对地方文化的盲视，那些地方主义筑起的森严壁垒，在这样的逻辑攻势下，也便会不攻自破了。时至今日，对“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建构还远未臻于完备，但我始终相信，就对“崭新的经济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样式”的再发现而言，这一思潮自有其发生和存在的价值。

三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对生活文化的尊崇既是叛逆精神的起点，又时而成为一种共同体力量的泉源。美国人史明智在《长乐路》一书中说，在上海的长乐路上，最使他吃惊的是“人的融合”，是这座城市大熔炉“欢迎外来移民的到来”的行动。这种融合首先发生在不同的行业和人群间：在出租车上，史明智目睹着那些衣着时髦、善于交际的司机介入乘客的生活，用令人惊讶的睿智和热心，为来自不同职业的乘客担任起“心理治疗师”的角色。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融合，还出现在上海的文化景观与来此的异乡人之间：“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CK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这实在是一段令人有些讶异的记述。长期以来，上海都受着这样的诟病：这里的生活太精美、太文明，天然地筑起着一道高企的围墙，阻挡着墙外的企图僭越者。但这一命题似也可以从反面得到理解。正因为对这种生活调性的、有如信仰一般的格外推崇，上海人或许并不如许多刻板印象一般，对他人的地域或阶层背景有着过深的成见。他们更信奉的是如下的法则：凡是像上海人一般，活得文明守序、聪敏热心、追求生活中的美和情调的人，就将被这座城市的文化圈层所悦纳——无论他是一个时髦又热忱的的士司机，还是一个在街边经营“格调小店”的异乡人。另一个美国人韩起澜用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上海是一块混合杂居地，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们杂居于此。外地人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统计数字证实了这种印象：1885年，移民约占该市人口的85%；1930年，占78%（这是空前下降的最低数字）；1949年，占84.9%。”就这个统计数据而言，“上海人”很难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地域共同体。更为恰切的形容或许是这样的：这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自发地投入了“上海式”的生活，并为这种生活方式产生了自足和身份认同的人。

相较于上海，生活文化对“广州人”概念的建构力度可谓犹有过之。说到苏北人在上海略显突兀的“外地人”身份，韩起澜的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苏北人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习俗问题。”上海人对生活的尊崇固然团结人，却也无可避免地分化着人。这到底是一种有精微格调、有美学原理的生活，对那些生来不惯于此的人而言，是有着不低的门槛的。相形之下，广州在生活文化上筑起的门槛就显得松弛而模糊了。在《烟霞里》一书里，魏微这样回忆了1990年代的广州：“所谓‘众生平等’，1990年代的广州配得上。无高低贵贱，机会给到每个人，就看你的本事，有没有欲望。街头各种光怪陆离，人人都神采奕奕，走路都带甩膀子的，有劲道。”“何为1990年代？这就是，以广州为典型，混搭风，怪力乱神，各色人等都能跟这城市发生关系，一撞就是满怀。结实、莫测且亲密，用今天的话讲，简直魔性。”大概每个经历过90年代的广州人，都能在魏微的这段书写中找到共鸣——甚至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广州的这一底色也没有改变。广州人当然也是崇尚“生活”二字，而近乎将它奉作一种世俗宗教的。可他们对“生活”的评判准则又和上海人不同。在这座城市里，凡懂得追求俗世幸福、懂得享受有限生命的，都成了顺理成章的“广州人”；至于这幸福是在街边的大排档，还是在“白天鹅”的房间，是满足一顿饭的口腹之欲，还是圆了发大财的梦想，则似乎并无高低之分，也不见得有人在意。而美学一道的素养和修为，在这样的生活文化中，又要被冲得更淡了。广州作家张欣就在一次访谈里略带戏谑地说，在广州这个地方，人们绝不会知道了一个人作家的身份，就因而把对方看得更高。但也恰恰是这种最素朴的生活哲学，不断地消解着人和人间的距离，填平着籍贯和身份的沟壑：“这种环境塑造的作家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视角是很好的，不至于说形成一种俯视他人的视角，不会在生活中对他人随意评判，不会提供各种‘应该如何’。广州人这种价值观，其实是一种生活哲学，它可以消解很多东西。”

借着张欣的这番话，我们或也可以触碰到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的现实：广州的生活文化不仅促使了微观和具象层面上的、人的集合，其实也正悄无声息地凝聚出一种共同的文学风格。唐诗人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惑：广州的城市文学历史已然不短，何以却罕见具有典型性的“广州人”，抑或是“广州故事”？而他的结论是颇具启发性：在这片土地上，对日常生活和现世生活的热爱已悄然完成了升华；它代替了具有典型性的故事原型，代替了一般意义上的“审美趣味”，成为一种非典型的文学风格和审美追求——“广州市民文化意义上的‘无所谓’，却已经在漫长的历史轮回中淬炼成了一种生活哲学”。相比之下，谢有顺对广州诗人的一段观察记叙则更有生趣，也更为形象地呈示了这种生活哲学的向上升华：“广东的务实与宽容，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很实在地写作、表达、生活，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时间久了，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现实中来。”应当如何评判这种现世幸福之追求向美学领域的进发呢？诚实地讲，它背后没有那么厚实的历史典故作为底蕴，也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审美趣味那样易于辨认，但我们恐怕无法简单地认定，这样的城市文学风格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始终相信，在这个色调日趋灰暗、人性的多疑和存在的无能日趋显题化的时期，敢于呼喊出对现世幸福的向往的文学从业者，是格外值得我们珍视的——更何况于文学创作而言，热爱生活并追寻一种良善的人生，本就是恒久不变的母题。

和所有生活于广州的人一样，我也曾多次走过广州的街头。我上街时多半是早晨，卖早点的铺子还冒着热气，老民居的墙缝里莫名地长出几棵瘦硬的榕树，繁茂地攀上了天，绿色的枝叶后掩映着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在这些时分，我通常会看见去上班的白领路过早点铺子，用带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和老板的广普谈笑两句，这就是文学里的广州露出面影，并对现实中的人微笑的时候。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