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路”与“看景”中的城市空间语言

一、空间规划与空间语言

林云柯：前两年网络上流行过一个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笑话，是说有一个日本人来上海出差，要打车去花园饭店（Garden Hotel），但是因为日式英文发音里这个词的发音和“嘉定沪太路”一样，所以就被司机拉去了一个相隔超级远的地方。虽然笑话这一文体一般来说不会被严肃讨论，但是一个笑话要成立，背后需要有一个成系统的语境。在导航软件还没有被普遍使用的时期，如何表述城市空间中的地理位置，这最能反映城市规划的特点。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长期使用的是道路名称及其交叉口，这反映了上海并不是一个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城市规划方式规划出来的城市。中国大多数的沿海商埠城市，比如上海、广州和大连，在古代它们不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能够直接管理到的地方，所以这样的城市传统上没有城市中轴线，城市空间格局是由各类人员的日常活动和聚集自发形成的，而不是被以某种形式预先规制好的。所以正南正北，在空间现象中能够一眼望穿的空间贯通是不存在的。这些城市的空间语言中，表达的其实都是具体的走法：你走到那个街口，然后向左或者向右，然后又到了一个街口，我们再如何如何找新的方向。

赖 锐：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与人类的劳动生产及其衍生的日常表达、交流的需要直接相关。但如果将语言哲学的议题引入某种现代性意义的城市时空之中，某种意义上，空间的确在塑造着我们的语言和思维。比如您说的南北城市规划之不同，与当地人的语言与思维惯性之间就有着相当暧昧的关系。这一点，相信我们都有切身感受。以问路这个日常事件为例，到北方城市问路，人们会明确告诉你，某地在哪个方位，应当往哪个方位走，或南或北，或东或西，肯定不带一点含糊；而不熟悉地形的南方人，听了之后往往有一种“白问了”的感觉，因为你告诉我往北走，实际上在具体的空间之中，我并不知道北方是哪一方。这里的感觉就很微妙，我们的方位感其实不是源于我们对“东南西北”等语言坐标的把握，而恰恰来自我们对空间本身的熟知程度。诸如北京这样结构规整、南北对称的城市，只要对地形稍加了解，就能迅速依据空间方位，判断哪边是南、哪边是北；而对于广州和上海这类沿海商埠，则很难依靠东西南北来指称地理空间，至少在当地人的语言体系中，这一类的表达习惯并不常见。并不是说南方人天生就分不清方位或“方向感差”，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表达实际上依赖于我们的空间感知。实际的情况是：只要置入某个规整的空间结构之中，南方人一样可以分清南北，比如我所工作和学习的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就有着规整的结构、清晰的方位：北依珠江水，南靠轻纺城，西有教职工，东有生活区，中间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逸仙路，类似北方城市的中轴线。这样的规划，就宛如一个微型的北方城市。我们在这所校园里生活久了，有时竟也会不自觉地像北方人那样，用南北西东等语言坐标来指示方向。而一旦脱离这个熟悉的地理空间，东西南北这一套语言习惯很快就会失效：就如同被抛入了一个巨大迷宫当中，只能以“左右前后”等“具身化”的语言来指称方位。这一点，上海人和广州人应当有着较高的相似性。我想，日常语言的使用与失效，都与空间本身的建制及我们对它的感知有莫大关系。

二、空间规划与城市景观

林云柯：所以，很多研究者在评论城市文学与地方性语言之间关系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一个错配，就是在讨论城市文学的时候去讨论这个地方的“方言”，但实际上这两者的拼贴是不切题的。北京的城市布局和北京话中的“儿化音”没有联系，上海的城市空间也与沪语没有关系。“方言”是一种地域文化在语言上的积累和传承，而城市空间所塑造的“空间语言”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性语言，它和我们的身体与行动相关，也决定了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会遭遇什么，这才构成了城市文学的一些基本隐喻与戏剧冲突。比如，当我们考察了上海的空间表达方式之后，我们会发现和一般的看法不同，上海并不是一个“景观性”特别强的城市。虽然上海浦西的城区有很多著名地标，比如武康大楼、静安寺和鲁迅公园，但是它们不会在关于上海的空间表述中发挥一个中心景观的功能。但是北京的城市空间就不同，有明确中轴线，正南正北的城市规划布局可以给人们一种“一望可达”的视觉想象模式。比如天安门、白塔或者任何一个公园和寺庙，都可以被想象为在某一个方向的道路尽头能够被“望见”的。像上海这样的商埠城市则不同，所有的地点和建筑都只有在曲折的、具体的行走中才能被遭遇。所以严格来说，北京是不能进行典型的city walk的，因为所有的地点都是在视觉想象中能够被直接抵达的，不需要通过行走才能发现。因此，上海的空间会更具有神秘性，这并不是由建筑形态自身塑造的，而是由空间布局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新感觉派”将空间描写的对象定位于周身的感知而非具体景观上时，我们才会觉得它最能代表上海的空间感。实际上，上海浦东新区与浦西旧城区的区分，就在于浦东有明显的景观性地标，浦东的空间格局与浦西的空间格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假设存在一种“浦东城市文学”，那么它会更趋向于北方的城市文学。

赖 锐：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对几个概念及其关系稍加界定，一是城市空间，二是基于特殊的城市空间塑造出的“空间语言”，三是基于该种“空间语言”衍生出的文学创作，姑且可谓之狭义的“城市文学”。从狭义上说，所谓的城市文学确实与空间本身及人们对它的日常感知、经验积累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区分，因为从空间分制上来说，城市与乡村所塑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常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探讨城市文学当然要以城市空间及由之延伸出的日常经验为中心。但如果我们从一种广义的、泛化的维度考察城市文学，城市文学似乎与当地的语言表达、话语体系和文化底蕴更加密切，诸如京派与海派的创作风格何以截然不同、老舍与张爱玲的表达为何迥然相异，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语言及由之构成的文化范型之上。当然，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城市文学：它是以城市空间、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与乡土文学相对的文学类型，还是基于不同的城市文化范型滋养浸润而来的文学书写。按照我的理解，当下我们讨论的城市文学可能偏向于前者，因此我亦认同，以具身化的空间概念为核心开展研究，应当能够切中城市文学之肯綮。

另外，城市景观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参照西方一些文化研究者的看法，城市景观主要与该城市的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相关。我大体认同这个判断。诸如上海的东方明珠、广州的“小蛮腰”，某种意义上都浓缩成为一种代表城市形象的文化名片。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化名片似乎在人们的日常想象之中，存在着某种“一决高下”的博弈。有一次我带一位朋友沿着花城广场一路走到珠江边，置身广州CBD，仰望东西塔，遥见“小蛮腰”，朋友不知出于客气还是由衷，感叹广州的高楼竟如此集中、如此之多，简直较北京还不遑多让。当然，明眼人都知道，即便广州如何高楼林立，由其景观塑造出的文化权力显然无法与北京相较：北京的天安门、白塔，不仅无声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更浸透着一种与文化权力直接相关的政治表达。因此，北京的城市地标就静静地在那里，无须言说、无须标榜，亦无须诉诸“建高楼”的方式彰显自身的文化权力，北京与广州的城市景观亦无可比性。相较而言，上海和广州的城市景观倒颇可一比。巧合的是，同样有一次，我领着另一群从上海而来的朋友，漫步在珠江边。有人隔江望着对岸的CBD，感慨颇有置身上海黄浦江畔的感受。但另一位友人立刻反驳：这样的比较，会让上海的黄浦江受到“侮辱”，而后大家哈哈一笑。笑则笑矣，其间隐含的实际就是城市景观背后的权力角逐：像上海和广州这样志在彰显现代化程度的大都市，在这里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比照关系。

三、“城中村”与“村中城”

林云柯：这两年关于广州城市的讨论，很多都涉及了城中村。实际上，城中村的产生，就在于广州作为一个传统的商埠城市，从2000年开始营造自己的城市中轴线，也就是说开始对已经形成的自发性城市空间进行前在的规划，被重新规划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城”，而“村”就是尚未或者无法被纳入规划的部分，可以被视为商埠城市的遗迹。如果对照“城中村”这个概念，那么上海可以说是一个“村中城”的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有电梯的住房比例大概不到40%，而北京则将近50%。这也对应了上海城市中住房分布的直观感受，高级的房价较高的小区往往被老旧小区环抱。以房价较高的普陀区苏州河畔为例，单价10万一平方米的高级小区旁边的老旧小区，大概只有将近一半的价格，两个小区往往只有一墙之隔。这一方面加剧了上海城市空间内的阶级冲突，因为高阶级高净值的人群与低阶级低净值的人群会经常碰面，能够时刻看到对方的生活情况。而另一方面，这两类人群又实际上能够享有同样的公共空间资源，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苏州河作为一种休闲娱乐资源的话，那么它就没有被高净值人群独占，而是同时被隔壁老破小区的人群共享。所以，上海城市空间中的阶级状况与相关体验远比其他城市要复杂得多，不能被一些单线条的传统阶级视角所涵盖。这种特殊的阶级杂居状况曾经比较鲜明地体现在电视剧《蜗居》之中。实际上，《蜗居》对复杂的跨阶级的人际关系网的勾勒迄今为止仍然很难被其他作品超越，这得益于作者对于上海的空间状况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赖 锐：的确，谈及广州，“城中村”必然是一个随即而来的“高频词汇”。我发现（可能并不全面），现有我们对广州城中村的文学和文化讨论，主要都在彰显“城中村”的积极面向。比如对在广州打工谋生的普通人，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城中村”似乎提供了以一种较低的生活成本，享用现代都市公共资源，或撬动未来高品质生活的方式和机遇。这一点如您所言的“村中城”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是住在“城中村”，还是高档小区，我们一样可以到珠江边观赏美景，到别墅成群的二沙岛公园漫步。更重要的是，“城中村”为在城市底层打拼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的确有大量白领“蜗居”在“城中村”，但在他们的未来叙事之中，这种“蜗居”是一时的。通过自身的努力，终有一天或可“逃离”此地。这里就构成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戏剧张力：当我们以文学的姿态，对“城中村”进行诗化的过程中，“城中村”的现实维度仿佛被掩抑了。而按照我们的观察，不管是文学书写还是文化研究，都尚须从真正“文化批判”的维度，更多地呈现“城中村”的现实面向。比如近年借助综艺《乐队的夏天》火爆全国的“五条人”，在挖掘乐队早期成长史的过程之中，人们似乎都习惯于将“小洲村”视作滋养其音乐创作的摇篮和圣地，从而绘就了一种关于“城中村”的文化名片。但对真正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文学和文化书写来说，“城中村”的复杂意义应该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四、城中与城郊

林云柯：用传统的阶级冲突思维去框定城市文学的做法，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将“城乡二元”结构套用在城市空间之上，相应的转化版本就是城中与城郊。对北京这样的传统规划的城市来说，“城郊”的概念几乎是天然的，环数的增加标示了“郊区性”的加深，甚至还会有“燕郊”这样更为外延的词。但对上海来说，“城郊”的概念就不那么鲜明。除了崇明岛和金山这种有明显飞地性质的区域之外，上海其他连在一起的区块都不会被自然地识别为与中心区对立的郊区。由于上海城市规划中呈现的多中心与自发布局的特质，每个区域都自成体系，不受制于“中心－郊区”的二元结构。这些特征都说明，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中，以一种标签化的，预先分类的方式来描写人物都是不恰当的。这样的城市空间中的人物只能被分析为具体的生活方式，这也使得其城市文学作品的书写要更为复杂。

赖 锐：我亦反对用“城与乡”或“城与郊”这类的叙事结构刻画城市。这类叙事构造的是近乎德里达所言的“在场形而上学”，一种以城市掩抑城郊的二元对立叙事，造成的不仅是边缘的“失语”和文学创作的类型化、刻板化，还必将掩抑城市文学本身的复杂性。而实际的情况是，城市中的人多有从乡村进城的“外来人”，城市文学应当反映的是一种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复杂形态，探究乡的意识形态如何渗入城市、融入城市，城的场域如何选择、吸纳乡的元素，作为“他者”的乡如何在城的“堡垒”之内重新认清自我、确立自我，这些应当都是城市文学值得探索的主题。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