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色

一

我所在的城市由南往北， 有一种面貌上的渐变。南北关系似乎有某种秘密，从宏观到细节，都存在这种微妙而深刻的关系。向南，似乎面临着更多的机会，因为阳光正在村庄的南方。这当然只是某一片平原的局限认知，但在我生长的水土上，它似乎又是金科玉律。缓慢，有时候也是一种机遇。老城正是因为迟钝， 才得以规避了速度的陷阱， 就像老人愿意死守某个角落或信念而身逢意外的境遇。老城从南往北分别是士绅、市井以及乡土的顺序排列，这一点从屋舍的面貌上就能看出端倪。城南的人就连吵架似乎都优雅一点。这种优雅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效。他们的祖上在读书之余也会偶有怨言， 不像城北的手工业者们在抱怨之余难得看一眼书本。他们关心的书本， 可能只是写满生意经的账本。他们写字，是为了谋生，不像城南人，靠读书就有饭吃。

城南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所在， 比如有很多铭牌标记的悠久历史。一个洗澡堂子坚守了一百多年，那“地膛锅”始终滚热暖人，古旧的大理石有着斑驳的意境。水落石出时，见石上楷书刻着“池水清新如明月”。一百年对历史而言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一种脸色来说，已经足够漫长而值得吹嘘了。一百年前这家浴室叫“义德泉”，一百年后有了时髦的名字“明星浴室”，但仍然是古旧优雅的面目。

澡堂是收纳脸色的地方， 可以在此琢磨过往与眼下。一百年前的澡客是今人的祖宗， 他们留下了一锅热水养育后代的脸色。我相信，从进门到离开，所有的面色都还是一百年前的样子。柜前卖票的常常十分客气，收钱卖筹的是主家人。钱财在此聚集，和气生财，是最好的脸色。柜上的人对来客了如指掌， 一切都在那根竹制的“筹子”上体现。筹子上用油漆写着“大雅”或“小雅”。小雅，是普通的座位，自是引车卖浆之流。大雅的座位多少安静清爽一点。富足的人当然宾至如归，他们甚至不要开口，只靠脸色就可以傲慢进门。不熟悉的客人，柜上就要问清楚———所谓大雅或者小雅，其实也就一块钱的区别。买票的多少有些不自在，卖票的当然也心知肚明。这就像生活中总有着不同的入场券。

进入不同的室内， 跑堂说话的声音都不同，更不用谈脸色。熟客进来，先是打招呼递烟，跑堂的自然帮着找位置和拖鞋。生客进来则有些畏缩，跑堂的心里也疑惑，但也仅到脸色上的狐疑即告结束， 毕竟都是买了票进来的。富足的人神情松弛，一个眼神安排了搓背或是捏脚， 一杯绿茶就泡好了送上来，完全不待多言。生人进来会问各种细节价目，跑堂的自然也要回答，并要问一句： 要不要喝杯茶？———这杯茶不是免费的，且计入跑堂的收入，所以如果你不要一杯茶， 这一块钱的生计也会在脸色上微妙地显示出来。

“大雅”“小雅”的客人，其实都进一个池子洗澡。衣衫褪去实在没有区别，朦胧的水汽也隐去了人们的脸色。但在人心里，脸色就像身上的污垢，是无从擦拭干净的。一百年后的今天及以后， 一切仍会在热水池中继承和生长。这和庄稼地里的生长是一个道理。日色依旧那么执着，草木也自然还是古老的脸色。小雅里面坐着的山野村夫，和大雅室内坐着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们，都有着自己祖宗遗传给他们的脸色，其中并没有任何一定需要区别的高明和卑微。有人如我慢慢地适应这些变幻的脸色，就像一个人看流过的云彩，最终也会变成其中一朵。不过这也并没有什么悲伤可言，对于某个澡堂来说，无论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你也不过只是一个客人。

二

许多人带着祖辈的表情来到了城市。我一开始并不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同样作为一个进城者， 我一直试图掩藏自己卑微胆怯的表情。想要在城市里找到一个自己的角落，就要忘记很多过去的旧办法。这是我先前的一种生存路数。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坦荡与自然。他们能靠着一膀子力气，在城市的地面找到立脚之处。

村里人趁月色挑着蔬菜进城， 找到一个熟悉的拐角做买卖。一杆秤，让土地所出有了价格， 让生长延续到见不到泥土的城市。城里人自然喜欢这些土生土长的菜蔬。他们许多年前的身世其实与乡村大有瓜葛。就像是一根藤上的瓜，有些种子落在了城里生了根，长出来的还是过去的味道。乡下人进城来卖菜，学会和城里人斤斤计较，也有了一些尔虞我诈的古怪心思。洒水、烂叶或者短斤少两都是有效的办法， 一把菜上也有心思重重。卖菜的很早就进城来，他们有熟悉的地点和人群。时间长了也懒得吆喝，摊子和菜色就是广告语。主人疲惫而木讷的表情与日色周旋， 那些老旧篮筐就像那些不事浮华的店面一样怡然自得。这些和城里的店铺只有一点形式上的差别，人们终于“瘫”进了街上的生活中。这种营生并不一定比固守庄稼地来得富足。人们用漫长的光阴学会了一种表情， 获得了一种无从改变的情绪和办法。

我看着那张苍老的脸———一个也曾经是少女少妇的老人， 用写在脸上的饱经风霜，对抗着瞬息万变的生活。她们心里明白，城市无论如何向上生长，扩张吞噬村庄的土地，碗里装的，也总是粮食和蔬菜。久而久之， 她们甚至也学会了城里人咒骂的口吻和语词，争执起来时毫不示弱。她们的内心长满了倔强和深情， 否则就无法在没有片瓦之地的城市站住脚跟。

这些人， 就像此前进城的子孙们种在阳台上的蔬菜一样，虽然并不壮观，但照样有生机勃勃的脸色———除了像一棵庄稼般生长以外，他们未曾有过奢侈的要求。

我听说在北城闹市区有一家颇有名气的饺面店，它处在老新华书店的旧址。书店搬家很多年了，但人们提到这个位置，仍然习惯用“书店”来称呼，这也是城市表情的一个秘密。那些时日里坐车进城来，书店是必然或者唯一的目的地。书店，可能也是彼时城乡差异的一种标志。村庄里其时连报纸都是稀缺或滞后的。这家面店在传说中是城里时间最长的面店———以其几十年不变的位置来看，是不必怀疑的。我本来对于城市的古旧有些胆怯和警惕， 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 对于别人显赫的家世多少有些畏惧。但听人说这家店的老板原来竟然是东角墩的———与我的村庄南角墩不过三五公里之远。又听说这家店的老板冯姓，这就让我心生怀疑与兴致。东角墩的人有两种自豪：一是有独家秘术豢养的鸬鹚，二是村人都姓秦， 族谱上骄傲地记录着是秦少游的后代。冯姓聚集的地方正是南角墩，虽然我在那个村庄也是外姓，但仍然像是寻亲一样找到了这个拐角。来自同一个村庄，就是一把解开思乡之情的钥匙。进门之后点一碗面， 等待的时候看了一眼营业执照，冯姓之后有一个“恒”（尽管纸上误录入为“垣”）字，就像是找到了族谱里的密语，我十分唐突地问：您老家是南角墩的？七十多岁的女师傅一愣，而后脱口而出：你也是南角墩的？

面店营业执照用的是她丈夫的名字。她姓陆，本是老城里街上人，当年下放去了南角墩。四十三年前父亲早逝后， 她和六岁、八岁以及十二岁的弟弟妹妹们，日子一下子就陷入了绝境。她对母亲说自己要把这日子“团”起来———其实是怕母亲远走，而邻居们似乎已经笃定了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她便进城摆摊下面，开始是打游击一样奔走，最后有了门面挣了钱，把弟弟妹妹领大了。真是应了南角墩的俗话：活人嘴里不会长青草。她把南角墩的经历几乎一带而过， 大概怕我不明白四十三年前的艰难，讲的更多的，是她现在出息的子孙。他们都在城市里有了房子， 还有的去了其他的城市。她辛苦了这些年所得到的福报，就是没有人再记得她所来自的村庄———也许， 那已经只是她日后说起当年如何辛勤时的一句证词罢了。

因为“南角墩”这个快要消失的地名，她抓了一大把面下锅。面出沸水浮上来，是“堆尖”的一大碗。过去人以堆头论丰歉，这碗面里有满满的暖意， 是村里隔壁邻居家大妈递过来的一碗面。南角墩是很少吃面的，饭不够或者突然有亲戚上门，才下碗面打个鸡蛋。眼前这碗面确实多，任我风卷，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残云。但就像在亲戚家吃饭那样，多了，也只能埋头吃完否则不恭，所以也就不顾究竟有什么细致的滋味。

现在他们住在“北头”。这里人称城北地段为“北头”，最北面为“贴的北头”。他们虽然记得南角墩， 但不再觉得自己是城市的外来者。街市对他们而言，已经像村庄一样，只有南头或者北头的方向上的区别，许多掌故他们都了如指掌， 不必再见外地叫什么具体地名。就像一口面， 下得时间长了，味道也就稳定了。至于究竟是村庄的办法，还是城里的表情，一切已不能也不必分清楚。

我走的时候，她拦着不让付钱，说：一个村的人还要什么钱？ 这是村里人固有的客套，城市里难有这样的做法，不然这生意做不下去。我从她程式化的笑容里，看得出她已然是一个城里人， 一个老城北头的旧住户。她在南角墩的困难的家是在南头的，但现在她住在了城市的北头， 也就生长出了新的表情。就像是一棵树，从自己的家乡来，长成了一棵城里的古树。城里原来哪里有什么古树，不都是乡村里漂泊来的孩子？只是时间长了， 他们终于掩饰住了自己的表情，或者养成了一种新的面色，在城乡之间慢慢地裂地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