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置身体的等级：中国网文与后人类的“身体”

在定义“谁配为人”的种种知识机制中，文学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文学叙事在经验化语义关系的编织中，创造了种种人作为主体的隐喻，将人与“非人”的差异潜移默化地转为不证自明的经验性常识。不过，新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网络媒介等）对生活的渗透和思想层面“后人类”理论的出现，带来了对人和“非人”关系问题的重新思考。正如福山所言：“某种程度上，现代自然科学合力拓展了‘谁配称为人类’的观点，因为它试图证实，人类大多数的显著差异更多是由于习惯而非本性造就的。”①由此，理论界关于人和“非人”关系的认识产生了诸多变化，保卫自由人本的信条成为了“问题”。而在文学经验层面，对“非人”的表述，作为一种“操演性”实践，业已进行了诸多想象性的选择。

当下，诸多学者都意识到，“身体”问题是回答“谁配为人”这一问题的关键。科技的发展融合和“替代”了许多曾经独属于人的功能。当人工智能具备了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记忆力，人不得不思考“身体”之于“人”的重要性，特别是，生物技术让“身体”可以被编辑，信息化生活出现“去身体化”的特征，灵肉合一的人的观念开始被质疑。近年，网络文学超越传统幻想的神怪叙事，承接了“科幻”中对技术和人类关系的思考，其中关于“身体”的叙事敏锐地感知到自由人本所坚守的肉体边界正在受到冲击。所谓的“灵肉冲突”被转换为是否能够去除肉身的思考，差异和沟壑在更广泛的“身体的等级”层面展开。网络文学具有快速反应当下数字化生活的特质，而关于“人—非人”这一命题的书写正是面向数字文明时代的网络文学，表达着新的“生命政治”，网络文学的这种思想和表达证明其内核并非商业产品或娱乐文化，而是能以值得关注的先锋性，迎接后人类时代“诸体”的清晨。

一、“身体”成为问题

2024年，狐尾的笔的《故障乌托邦》上架。该作品采用了近年流行的“废土流”设定，延续了上一部作品《道诡异仙》中福柯式追问的风格，不再局限于像诸多网络科幻作品那样写人工智能和人的对峙，而是更深层次地思考身体化的数字生命是否“配为人”的问题。主人公孙杰克的记忆和思维被恶意复制了，但好在被他和他的人工智能助手塔派及时发现了，塔派不由分说就要删除云端存储的数据，却被孙杰克阻止。孙杰克问：“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杀人！！”人工智能塔派认为数据记忆不是人，因为没有身体也没有大脑，只是复制记忆跟思维的一堆0和1。人工智能反向质问，如果将数据记忆当作人，“那人跟机器人AI的界限在哪里？”

《故障乌托邦》敏锐地指出，如果承认没有人形身体的“意识”也是人，那么就会动摇关于人的清晰定义，同样拥有数据意识但只缺身体的人工智能和人之间的界限变得可疑。主人公孙杰克坚持将记载着自我意识和记忆的数据当作是人，而机器人塔派坚持肉身是作为人的关键要素。自由人本的思潮兴起之后，相较于脆弱的肉体，人类更愿意从精神和意识的层面认识人的独特性。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语言”，自由人本的文学作品也高扬人的精神意志。这种情况在技术兴起后引起了哲学家的忧虑。梅洛-庞蒂强调现象学的“身体”是人文知识形成的基石②。特别是人工智能兴起，脑机接口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身体”的价值对于张扬人类的尊严和不可替代性来说至关重要。网络文学中有许多关于“肉身”是否优等于“机械身”思考的表达。吾道长不孤的《赛博英雄传》讲述了赛博时代“保卫人类文明”的第一步，就是对人“肉身”的保卫。只有高等人才能拥有“珍贵的肉体”。而下等人尤基的母亲为了养活7个孩子，“只好卖了脊柱、小脑和脑桥，换了一辆工程机械”。但在完成这样的交换之后，她失去了照顾孩子的手脚，孩子们陆续死去，其中“一个被税收官当作基因税收走，以保持人类基因库多样性”。《赛博英雄传》描绘了机械和“赛博格”对于肉身的冲击，将身体的等级和阶层的等级联系起来。“肉身”等于“高贵”，“机械身”与“生活困顿”“走投无路”的语义联系，呈现出“身体”从来不是一个客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实体，而是等级化意义的表征者。当然，《赛博英雄传》是一部具有反抗意义的作品，在道德和情感语义层面，作品对身体/阶层的等级进行了反转。“机械身/肉身”的关系与“富人/贫民”的关系加以类比，人和非人的等级与人内部的等级同构。

保卫肉身的纯粹性，难道就是保卫“人”的纯粹性？网文从种族暴行的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展示所谓纯粹肉身的背后是等级化的暴力。诸多作品预设了人对于自我纯粹性的执着，对AI、仿生人的恐惧，对受到“非人”“污染”的恐惧……伪戒的《永生世界》中的AI人在意识上已经高度人类化，甚至思维方式和精神都与人类相同，但人类对待它们始终是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绝大部分的民众，都觉得AI种族的生命，几乎是无穷尽的，他们情绪不稳定，不受掌控，放任发展下去，对人类的危害，将是致命的。”就连宣称是“人类第一座与AI人共存的主城”的赛尔瓦城也暗地里大肆虐杀AI人。作品呈现出，激起AI反击的恰恰是人类的暴政，而AI在反抗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勇敢品质和牺牲精神似乎更有“人性”。多梨的《择偶意向调查表》中也呈现了相似的设定：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人是食物链的顶端，为了保护人类，“仿生人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是人创造的，也只能为人服务”，所以剿杀它们是正义的。主人公艾薇认识到，这种逻辑与等级化的人类社会具有同构性。像她一样的普通人，就像溪流中的小鱼小草。为了人类社会某个崇高的目的，她们和这些仿生人一样，都可以被“消失”。

不仅是AI，人和包括动物、植物、真菌等在内的“非人”生命体的差别成为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的问题。基因融合、杂交、编辑改造是否应该被允许，生物技术的法律限制究竟应该被控制在何种范围？在福山的著作中，他描述了生物技术对“人”的冲击，并对后人类的未来深表忧虑。网络文学敏锐地表现此种“现实”，塑造了大量被真菌、植物、动物等基因“污染”的人类。《小蘑菇》中受到“感染”的人被称为“异种”，它们因此被剥夺称为“人”的资格。人类为了守护人的纯粹性，肃清“异种”；《恐树症》里与树融合的人被称为“树种”或“共生体”，“共生体”受到“人”的概念和语义的压抑，所以“共生体”无法产生身份认同感，一位“共生体”不无痛苦地表达，“我不喜欢自称‘共生体’，像什么产品或者机械一样……人类用这个词羞辱你，你就一定要接受吗？”《霓裳夜奔》中的霓裳自认“第二种人类”，她把自己封闭在“龙蛋”里，不敢面对“第一种人类”的目光，她自问：“没有人形的人，还算是人吗。如果她不是人，叫她做个别的动物也好。而不是非凑在人堆里。”在这些书写中，我们看到，人的定义是一个中心化的话语，需要不断地廓清边缘，排除异己，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才会得到反向证明。

吊诡的是，“肉身”一方面意味着人和“非人”的等级边界，另一方面其脆弱也一直让人们寻求功能性替代和强化。这便是“身体”的暧昧之处，潜隐的等级性被埋藏在人的定义中，除了纯粹性，只有强壮、强大、健全等会被认为是“人”的价值维度。正如女性主义者指出“人”被历史地建构为男性的，后殖民主义者则指出“人”被历史地建构为欧洲白种人。跳出人类中心的框架，就可以看到“身体”也在按照人体功能化的强者来建构，残疾、患病、孱弱等被认为是少数和“劣势”。沿此逻辑，机械身、基因强化等也会形成对自然肉身的压迫。《银河尽头的小饭馆》中，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安全地实现。去除人类基因缺陷、定向进化人类的优秀特定能力因而变成了现实。作品背景设定有一种“定向进化人”，即古地球时期就把基因定向发展的一群人类。这些人类强化了他们认为优秀的部分基因码，比如出众的美貌、卓群的智力等。当主角米禾并没有能够遗传到母亲家族的“定向人”基因，她与“生来就是定向人基因”的人们便注定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Priest的《残次品》同样对未来的“身体”做出审视。小说想象未来人的大脑可以随时接入任何人工智能设备，而对接入不敏感的那群人被认为是“残次品”。而当“接入”变为一种控制时，不被“接入”反而成为优势和救赎的希望。纯粹的肉身到底是优是劣，成为一个问题。

也许从来没有所谓纯粹的身体，身体的纯粹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建构，是人类保卫自我中心地位的方式。从张扬精神、歌颂语言到当下珍视肉体，被掩盖的等级化暴力以追求更强壮、更智慧、更灵活、更美等价值的叙事表达出来。其中，“谁配为人”的话语不仅完成了对“人/非人”的等级化规约，也完成了对“人”的等级化规约。对于技术，无论是机械、智能还是生物技术，人类一方面把它们作为功能的延伸，借此标立人的强大，另一方面人类又要处处守护人和非人的分界线，因此人对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既充满恐惧又无比向往。保卫纯粹和追求强大看似是矛盾的两面，实则均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

那么，是不是放弃肉体，像《故障乌托邦》中的孙杰克那样认同信息化生命就可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呢？在《拥抱机器人想拯救世界》中，此种想法更显明。机器人小一在喜爱倾向上有着自己的“双重标准”，作为一个与人类十分相似的机器人，小一喜欢的是“不像人的东西”，例如无人驾驶的列车、道路救援拖车与挖掘机，但也不会将“自己改造得更不像人”。对于她而言，“拥抱比生命更重要”，只要建立了情感关系，“她可以为了维护这段关系而付出一切”。但小一无论是基于程序，还是基于自己的“拥抱”实践，都不能够理解人类将“生存和集体”置于优先的思维方式，因此不断地给人类幸存者们带来灾难并被驱逐。对于人与机器人之界限的探讨深刻而不乏作者独特的见解，作品设定有“经过了深度机械化改造的赛博人类”，身上绝大部分都是机械结构，但头部却是血肉；作品后期，小一被赋予了血肉为基的仿真身体，此处，作者的论述走向了更为普适性的“生命平等主义”：“不论是纯粹的人、纯粹的机器，还是混合体，都不过是能够产生并支持意识的运行的一种复杂的物质罢了”。这部作品传达出“信息论”的观点，“信息论”建立了人与“非人”的统一性。

当网络媒介普及，人工智能兴起后，活动不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意识的运动不再依赖直接的感官，而是依赖信息模式，“身体”在诸多活动中可以缺席，一些学者开始认为人类真正的“去身体化”成为可能。如《故障乌托邦》中所言，虽然没有身体和大脑，但承载记忆和情感“数据”不正是“我”吗。“通过关注物质界面以及使具身变成这样一种强有力幻觉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梦以及更远的地方。”③作为应对，对“身体”的坚持，是认为我们可以在后人类的层面理解“身体”，即超越“身体”和“去身体化”的二元对立，推进融合和互补。自由人本主义加诸在“非人”身体上的傲慢，恰恰反过来带来人类身体存在的困境。诸多耳熟能详的对“异形”和“污染”的恐惧，都在诉说“人形”的优越感。值得注意的是，对“异形”的恐惧，和对人身脆弱的恐惧，如出一辙。有关人类中心的等级，其施压的对象不仅在“非人”身上，也在保卫人类中心的“恐惧”中，同时蔓延到人类内部，生成了“谁更配为人”的问题。诸多强化人的身体功能的叙事，或是对加诸“非人”身体上的暴政的“同情”叙事，都与这种自我恐惧有关。看似悖论的结论在于，也许只有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才能理解人类看似脆弱的肉身是不可取代的。在这一方面，中国网络文学将“对峙”的结构作为反思的对象，它们叙说身体等级化的世界，但解决的方式从不指向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从“对峙”中思考造成此种局面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当下，网络文学开始书写作为边界线的“身体”的问题，既写它的“裂缝”，也让它变得矛盾而可疑。

二、解构“怪兽”和“异形”隐喻机制

通过叙事，文学不仅创造转喻性的语义关系，而且通过种种隐喻化的表达潜移默化地传达观念。文学对身体的叙事从来都伴随着特定的权力结构。阿甘本在分析人和动物关系的时候，竭力说明人和动物的差别并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动物性一直在人的内部。他说：“人并不是从生物学上来界定的物种，也不是一次性给定的实体。相反，人毋宁是一个辩证的张力的区域，他已然被一道内部裂痕区分开来，每一次都区分了——至少是潜在地区分了——‘人形’动物和在其中占据着身体形式的人。在历史上，人仅仅在这个张力区域内存在。”④人形的身体本身就具有动物性，但人总是试图斩断、区分人和动物的关系，通过掩盖、超越此种张力，彰显人的独立性和纯粹性。这便是人的定义背后的张力。在掩盖此种张力，保护人身与非人的区别和界限的过程中，特定的话语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将人身与光明、圣洁、高贵和爱欲的隐喻相联系，并伴随关于“怪兽”黑暗、疯狂、肮脏和杀戮的隐喻。而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兴起后，“怪兽”的隐喻迁移为技术融合后的“异形”。对“怪兽”“异形”的隐喻化叙事成为人类中心叙事的重要实践。

建构一个异端的“非人他者”伴随着人类中心的文学想象的全过程。在中国“怪、乱、力、神”的表述中，潜藏此种“人/非人”的区分逻辑。文学中疯狂形态奇异、令人生怖的“非人”形象，也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酷吏、恶棍相联系，被附着上“恶”的属性，由是，“除妖”“斩魔”便凸显了人民的反抗精神⑤。《西游记》中“青牛精”“黑风怪”这类人兽合一的妖兽，虽然其言行举止已近乎人类，但始终被视作与人相对立，来人间作恶的怪物，特别是对于它们身体的描摹上，格外突出它们的粗壮、丑陋与可怖，与之相对照，人的肉体总是纯洁、宝贵而又格外脆弱，有一种近乎悲剧的圣洁之美。“非人”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似乎始终与人类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在自由人本的知识体系中，“怪兽”被作为邪恶、疯狂、疾病、杀戮等象征亦不少见。一篇研究“僵尸”的论文指出，“僵尸MEATAPHOR；它代表了我们的肉体，我们与所有生物共享的凡人肉体，但我们诋毁和压制它，作为我们人性的标志。因此，杀死僵尸，打断它的噪音，然后谈论它，就是在执行最严格的卫生方式”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