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视野与历史感生成

这次会是个务虚会，就像会议的主题“挑战与未来”，都不是能轻易落实的话题，所以不要求提交会议论文。这对于越来越正规化的学术会议来说似乎很少见了。不过会议的初衷就是提供青年学者一个相互交流讨论的机会，尽管现在网络发达，随时可以线上交流，但再怎么方便，也比不了面对面的交流。的确，在会上大家讨论得也很热烈。会后，浴洋让我写点感想，两天的会，总共有40多人发言，记忆力不好，感想也乱如麻丝，这如何写？只能挂一漏万，将当时印象、感触最深的感想写下来，其中误会发言者的地方一定在所难免，特别是开会时注意力无法长时间集中，许多发言更是没有办法把握其精髓，遗珠之恨是必然的，但也只能如此了。

将青年与创新很自然地勾连，这其实是一种迷思。历史上但凡需要青年站出来的振臂一呼寻求改变的，大抵是这个社会的固化板结近于无药可治，只好寄希望于青年。不过，这时候青年的角色还不是号召者，而是听众和行动者。号召者是所谓的“老青年”，像陈独秀和鲁迅，所以才有《新青年》和“救救孩子”。这次会之所以请出钱理群老师和陈平原老师，除了他们都曾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1985年举办的第一届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有向历史致敬的意思之外，还有让他们充当“老青年”角色的意图。

钱理群老师在发言中说他一直对人生和学术的未知的未来充满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确实有着一颗年轻的心。钱老师的发言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历史的失败者”。高远东曾说钱老师是积极浪漫主义，洪子诚老师是消极浪漫主义（洪老师说他消极不浪漫），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尽管有着哈姆雷特的怀疑和犹豫，但仍然对这个世界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这样的人应该像海明威一样永不言败的，可他却说自己是历史的失败者。该如何理解？1985年第一届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上，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他们重新构造的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基于他们当下的现实感而对中国社会未来的构想，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实践这个构想的。但显然，这样的构想和实践，在现实面前失败了。那么，这是历史的失败呢？还是钱老师的失败呢？

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钱老师说他内心的绝望和痛苦是没有形成“对现当代历史和现实的有阐释力的理论”。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看成是对现当代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理论阐释，那么，这种阐释和实践失效之后，所谓的“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正应对着一种总体性视野的缺失。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这个学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似乎不证自明，但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何为“文学”，在今天似乎都成为“问题”。对历史的判断总是和对当下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对当下有清晰的认知，这个社会的性质是什么？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它的希望，它的力量在哪里？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对这些问题都认识不清，怎么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明晰的解释和判断呢？历史的总体性视野又如何能够建立起来呢？所以钱老师最后告诉我们，要去想想未来几十年的事。

当然，这不是说要先有一个总体性的视野和把握，才能进入历史对象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总体性视野的形成，有赖于对具体研究对象的深入而生成的一种历史感。这个历史感，就是研究对象的现实感。会上几篇谈论王瑶先生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今年是王瑶先生110周年诞辰，北京大学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都举行了纪念活动，袁一丹、季剑青、张丽华、付丹宁都有相关的研究。这次他们也主要是谈王瑶先生。以前谈王瑶先生，多从学者的角度，更多地谈朱自清先生影响下的中古文学研究，比如陈平原老师所说的“隔代遗传”，20世纪80年代的他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但这次谈论却集中在王瑶先生“左翼影响的学者的底色”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现代文学对于他们来说，既是参与者又是书写者，这两个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因而王瑶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具有一种“时代性”和“总体性的视野”，以及对“整体的历史状况”的把握。季剑青谈到当“新民主主义论”的叙述框架遭到抛弃，我们面对着历史唯物主义滑向历史主义的困境，这“死火”能否“重温”，针对的都是目前研究中总体性视野的缺乏。袁一丹更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读书时期热心于批评实践的王瑶先生，讨论被称为“小胡风”“小周扬”的王瑶先生“现实感的生成”，是要在学者王瑶内面勾勒出一个革命者王瑶的“坯子”，这不是简单的使王瑶先生的面目变得丰富多元，在学者身旁再添加一个革命者的身形，而是讨论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在切近研究对象获得对象所处时代的“现实感”时，也是研究者获得的一种历史感。张丽华从王瑶的考据学批判谈到历史研究中的批评意识，这当然也是一种“当代性”。袁一丹说“对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还是热情”，事实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揭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质，做研究的没有理由不去了解这种热情来自哪里，它背后的信念和对未来的构想，由此我们才能了解何为“中国现代文学”。

其实我们说回到历史，找到“历史感”，就是要找到这样的东西。由此想到，重新整体性地阅读第一、二代学人的著述对于重建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学人是以反叛第一、二代学人而崛起的，如果真有“隔代遗传”的话，那么这第一、二代学人未必就不能成为后代学人的精神和学术资源。在阅读中找到他们的热情所在，获得历史感，进而打开被禁锢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些概念。同样的，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时代感也会感染研究者，在研究中热情也被激发出来，历史感转化为现实感，进而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

历史感的生成，一种“具身性”的理解，当然是历史研究中一般的要求，不过对总体性视野的重建来说，这里还有特别的意思，那就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实践的行为主体的强调，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就历史研究而言，研究者的总体性视野，正是在和研究对象的历史实践的碰撞中形成的。这样，对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就不再是作家和文学文本的静态研究，而是动态的文学实践的研究。这样就必然要打开“现代”和“文学”这两个概念。袁先欣的发言，运动的文学与文化，从运动（实践）的角度重新理解现代文学，试图重新建立文学（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实践关系。而刘子凌的发言，走向“事件”中的文学史，从《新青年》与读者的关系入手，强调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史，也是在强调“新文学”的“实践性”。康凌和王今的发言，一个是革命文艺与听觉经验，一个是抗战文艺的声音实践，声音研究，是近几年研究的一个热点，其背后同样是强调实践和行动。这次会上，史建国的“文学生活史”的研究、邱雪松的“眼光向下，从出版史到阅读史”、赵普光的“读者维度”，都是阅读史的研究，背后的动因同样是要打开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学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维度。应该说，这些新研究路径的提出，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现实感以及研究者的历史感生成，历史重新向我们敞开后产生的对现代文学的新的理解。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是行动、实践的文学，那么它背后必定牵涉到行为主体的目标、实践的方式、媒介的选择等，这些具体的实践，背后应对的就是行动主体对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何为文学的思考和实践。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刚从太行革命根据地调研回来，一个感受是，我们如何研究根据地的大文艺实践，比如左权民歌，比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比如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木刻创作，这些行动性、实践性更强的文艺创作有些被研究者经典化之后，反而失去了创造它们时所具有的活力，就像离开了土壤的野花。这时候，更重要的可能不是这些文本，而是推动这些文本得以形成的太行根据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民众的身心状态，它们的传播方式，受众的参与等。比如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和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治、军事斗争，政权、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对这样的情境有具身性的感受，是很难恰切地理解赵树理的创作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喜欢和说“本行话”的人对话，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打破固有的“文学”专业知识。

（萨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