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际”，不如谈“时代”

2024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是重要而繁忙的一年。时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从去年开始，相关的研讨会、论文集就已经开始筹备和推出。时逢王瑶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相关的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也系列展开。7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第五届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若干活动彼此呼应，既显示了学科的活力，也体现出学科内部在传承与创新问题上的自觉探索。

在这次创新研讨会上，“代际”问题被多次提出。钱理群先生以《对年青一代学者的最后寄语》为题发表主题演讲；陈平原先生在“学术青/中年的哀与乐”的话题中分享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体会；刘勇先生“肯定了目前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学人学科建设基础上做出的卓越科研贡献”，提出“青年学者应充分继承现代文学前辈学人传统及‘文学是人学’精神，自觉地研究人生和错综复杂的世界”。青年学者李浴洋在阐释会议主旨时，更是明确“从学科史的角度提出此次参会的1975至1990年间出生的学者可谓学科的‘第五代学人’，现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与未来也同他们的代际经验直接相关”①。

近年来，对学术的创新探索与对学科的回顾总结相互促动，尤其是对“学人”与“代际”的关注和讨论更为集中热烈。“‘学科’与‘学人’的辩证贯穿于‘新时期’以降现代文学学科演进的整个过程，由此牵涉学术与时代、个人与群体、潮流与标准、价值与边界等一系列命题。这由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质所决定，也为具有自觉精神的现代文学学人所赋予。”②可以说，代际问题的提出与强调，一方面体现着学者们对于学科史总结和反思的自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年轻学者对于学术创新和突破现状的热情。

事实上，有关现代文学学人“代际”的说法，由来也不算很久。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上发表的尹鸿、罗成琰、康林的文章《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较早明确地提出了“代际”问题并具体列出了代表性成果。他们提出：“尽管曾为这门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的第一代专家仍壮心不已，尽管曾在既定文学史格局中拓宽和深化了作家作品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尚在辛勤笔耕，乃至近年又有新生代年轻学子崭露头角，可真正构成这一领域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学术力量的却是正当盛年的第三代研究者。”文章认为，“王富仁的《〈呐喊〉〈彷徨〉综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金宏达的《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稍后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它们不仅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制高点，而且宣告第三代作为一个研究群体已经获得了某种理论上的独立性。”③此文的观察归纳虽嫌粗略操切，但他们关于“第三代”的提法还是有助于在当时建构一个观察学科发展史的基点的。事实上，此后，正是在“第三代”这个基点上，向前追认了学科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向后影响着更年轻的学子，直至最近“第五代”的提出。

以代际的眼光检视学科史，其意义是明显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谱系与学术传统得以追溯形成，并且获得了内在的叙述动力与演进方向。于是，第一代的‘开宗立派’与‘命途多舛’、第二代的‘承上启下’与‘大器晚成’、第三代的‘引领潮流’与‘各具风骚’，渐次展开。”④代际的视角包含着一种以人为中心、以时代为中心，将学科的历史与时代的发展变化相关联的意识。正如胡适1918年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所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也同样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完全可以说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当然，这里的“时代”和“代际”并不完全同义，但其内在的关联值得关注，尤其值得我们这个深受五四新文化与“历史的文学观念”影响的学科特别关注。

表面看来，文学史与学科史是一种纵向的时间性的观察角度，但事实上，其内在的对于“时代”本身的关注已经使其具备了横向打通的意识。正如废名在谈到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观念时所说的，胡适并非简单认定后来者一定胜于前者，而是“把时代截断了看”，重在强调文学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同样的，我们现在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也并非自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是说学生已经超过了老师，而是与胡适一样，强调学术与时代之间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联系。

仍从已经讨论很多的“第三代”说起。有人说，他们是“最具典范意义的一代”，“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代具有整体‘代际’形象的现代文学学人”，“在晚清以降现代中国的学术史上，他们几乎是学术生涯最长也最为完整的一代”⑤。这些学者在学科史上的贡献有目共睹，而同时，更值得深入考察的是，他们的代际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时期以来时代思潮与学术环境的具象体现。或者说，“第三代”的成长道路本身，就是对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环境的一种形象化的反映。

比如，“第三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新三届’（1977级、1978级、1979级）中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学习并且在毕业之后登上学术舞台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大多在“1985年之前完成学术训练，1985年以后开始独当一面。第三代既是‘80年代新一辈’，也很快成为了‘新三届’之后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的‘导师’。所以，他们的等待时间虽然很长，但因为舞台的迅速打开与时代进程的突然加快，他们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学科地位也异常稳固”⑥。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来自这些研究在文学上的学术性，不如说是来自它们与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休戚相关的现实性”⑦。到了1990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学人的处境、心境和观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现代文学学科更多地回归学院、回缩到科研教学的体制之中，“第三代”的学者也将介入现实的热情转化为一种“压在纸背”的“人间情怀”，很多人转而强调学科的规范性与学院化，强调学术研究的历史化。这些学术方法和观念上的变化，说到底，都是直接受到时代思潮和环境影响的结果。

黄修己先生曾经说过，现代文学研究一向具有“势大于人”的特点，“是说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改变主要不是由研究者通过学术研究达到的，而是客观局势的变化像无形却握有巨大权力之手左右着研究者的思想，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变了，随之对现代文学史的看法也变了”⑧。这里所说的“势”对“人”的影响，既有制约，又有促动，可谓兼具积极与消极的作用。“第三代”就是在这样的大势所趋中崛起和成熟的，他们的机遇与压力，无不来自新时期之后的思想文化背景。

至于被“第三代”“派生”出来的前两代学者，当然也是时代造就的。对于目前研究得相对较少的“第二代”，温儒敏先生曾有过客观中肯的评价。他说：“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地论说。”同时，“这一代学者大都注重史料和作品，不尚空谈，学风严谨扎实。具体到每个学者有不同的研究兴趣与重点，但都讲求学理性，不满足于做评论鉴赏，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作为文学现象，考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什么’，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中外传统的文学成果有哪些联系，对于当代和后来文学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判断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再往前追溯，发现他们中不少人都倾心于鲁迅式的研究方法，即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⑨

温老师的说法充分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同情”，是“知人论世”之论。其最中肯处就在于他将对“第二代”理解与评价放回了历史的语境中，不是简单批评“第二代”的弱点和局限，也不是将其归纳为某种现实的无奈，而是在学术品格与现实环境的关系的讨论中，发掘了那一代学人学术的积极因素和历史贡献。事实上，在“第三代”崛起和成熟之后，的确存在一些在对比中批评“第二代”不如“第三代”的声音，在批评“第二代”的时代局限的同时，弱化他们的成就与贡献，甚至提出“第一代”与“第三代”的“隔代遗传”。在我看来，无论哪一代，其实都深受时势的影响，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现实和使命，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机会和局限，脱离横向的关联，只谈论纵向的超越，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里就不再重复讨论“第一代”先生们与“势”的关系了。樊骏先生很早以前就说过：“王瑶首先是作为政治上极为活跃的革命青年，登上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的。”“从他决心攀登学术高峰的一开始，就选择了与‘一般大学学者’即学院派有所不同的道路。”“把握住这一基本事实，对于认识王瑶其人和他的学术工作，是至关重要的。”⑩这一点，在今年纪念王瑶11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也被屡次提及。正如樊骏先生所说，王瑶“大量使用了‘时代’、‘历史’、‘社会’等概念，不仅‘时代’一词出现最多，而且‘历史’在这里其实是‘时代’的同义词，‘社会’所指的又是‘时代’的具体内涵，所以反复强调的都是与时代的关系和时代的作用。如果说，谈到当年的文学发展演变如何受制于时代，强调的是时代对文学的影响，那么阐明今天编撰文学史必须受制于时代，强调的则是时代对史学的影响”11。

王瑶、唐弢、李何林等“第一代”学者虽有不尽相同的学术道路，但总体而言，他们对时事与政治的关心、对现实介入的热情、自觉打通学术与思想等方面是相通相似的，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沿袭着五四知识人的血脉。王瑶作为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唐弢作为鲁迅精神的传人，都深刻领会和继承了现代文学的精神品质。闻一多在五四时期就强调文学中“今时”与“此地”的经纬关系，明确提出现代文学负有写出“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的任务；鲁迅更是以“大时代”命名1927年的中国现实，强调其“不是死，就是生”的斗争性对于思想与文学的直接影响。作为他们的传人，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学者都堪称“时代的肖子”，在他们身上，既体现着五四遗产的继承，又显示出他们自身与时代思潮的呼应。

所以，说到底，学人的“代际”问题其实就是学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对于每一代学人的理解都必须与具体的文化思潮、意识形态等因素联系起来，而“代际”之间的差异，也并不仅仅是思想方法的发展变化，同样也是思想文化大环境演变的反映。

因此，与其论“代际”，不如谈“时代”。因为代际问题本来就内涵在“时代”这个更重大的话题之中。1990年代以来，尤其在高校内部，伴随着学术研究的规范化与学院化，对“代际”问题的理解也更多地与师承关系相叠合，这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某种窄化理解的危险。我以为，不要过分强调或孤立地看待“代际”问题，要打破局限，尤其破除狭隘的学统师承观念。如果过分看重代际与学统，会令历史的线索相对简单化，将一些衔接者、跨界者、学院体制之外的学人排除在外。如果偏狭地理解这些问题，也会造成一些年轻学子本末倒置，急于寻找自己的定位，以“寻师”“入门”为要务。这都对学科的整体发展不利。因此，我想说的是，既然我们的学科传统重在现实关切，强调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那么，对“代际”问题，我们也应更多考虑学人与时代现实的横向关联，不必拘泥学统，更不必将之视为学院体制内部的特殊存在。事实上，回望历史可以看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曾出现“爱智”的“学院型”文人，但现实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成长为精英化的学院派，而是迫使他们在中国特殊的现实条件下成为“象牙塔”与“十字街头”之间兼顾学术与政治的现代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特殊遗产。

【注释】

①陈雅静、陈雨泓：《第五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创新研讨会举行》，“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7月25日。

②④李浴洋：《学科传统与学人研究——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之际》，《南方文坛》2024年第3期。

③⑦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⑤⑥李浴洋：《略论“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访谈录”小引》，《传记文学》2024年第1期。

⑧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载《黄修己自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第105页。

⑨温儒敏：《第二代学者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冯济平编〈跋涉者的自白〉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

⑩11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113-116、109-110页。

（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