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催眠中国

一、导论：启蒙者的催眠术

自晚清传入中国之后，公众演说的宣传与尝试总是与民族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和政治实践者们启蒙民众、救亡中国的努力纠缠在一起。作为最早的演说推广者，梁启超就将其与学校、报纸并列，称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以福泽渝吉为例，他把演说看作“助文明进化一大力”，并呼吁本邦“有志之士”多多尽力于此，以使中国能在文明竞争中追步维新日本①。1915年，民国教育部颁布《通俗教育讲演规则》，开篇第一条就规定演说“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为宗旨”，随后更将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等列为“要项”，由此把对演说的提倡深刻契入了国家改良的整体方案之中②。从民间到官方，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史与政治史密不可分，正如陈平原所总结的，演说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每每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有声的演说”中因而总是渗透着“无边的国事”的回响③。

在这一语境里，公众演说的实践者们似乎也自然地将自身定位为民众的启蒙者。早在1917年，《演说》一书的作者袁泽民就认为演说“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惊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④。对演说者所能发挥之功能可谓陈义甚高。当然，这或许与袁氏自身在同盟会以及之后的辛亥革命中的经历有关。约十年后，国民党宣传部门干部汪励吾出版《实验演说学》，同样在中国的“新旧变化”的历史条件中定位演说家的责任，认为他们应当致力于为人民建筑思想基础、发扬伟大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以此唤醒沉闷的国民，抵抗侵略者，为被压迫者“吹起复活的号筒”⑤。又十年，自身并无革命经历的演说家陈和焜在《怎样演说》中继续将演说定位为“为人群服务”的“绝对不可少的工具”：“我们明白民族国家的危亡，那就需要呼唤起全国的人民一致起来救亡，我们知道民众的困苦，那就需要叫醒社会去注意，叫醒他们自己起来奋斗。”他甚至鼓励演说者们以墨索里尼为榜样，因为“他的声音像牛一般的粗壮，他的手势像魔术者的棒”，唯此才能“喊醒罗马的灵魂，使意大利民族怒吼起来”⑥。纵观晚清至民国，政治事务似乎成为理解演说之意义的主导性——如果不是唯一的——框架，演说家们很少将自身的工作视为某种艺术性、审美性的辞章演绎，他们对公众演说的功能与身份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启蒙和革命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其中对群众动员的紧迫需求所决定的。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公众演说者们事实上主动地投身到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说的“唤醒中国”的事业中去⑦。他们视自己为民族精英群体中的一员，意欲以自己的实践，将中国从被压迫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在演说中，这种“唤醒”甚至从一种修辞转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呼唤的动作，一种围绕声音展开的实践工作：演说者将以自己的喉音，将沉睡的听众们唤起，从而以一种新的主体身份，共同参与到对“有声的中国”——即一个新的、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去。

这一“唤醒”过程要顺利展开，一方面当然有赖于演说活动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演说内容所传达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观点，但另一方面，演说者在体态、动作、发声方式等“技巧”层面的经营，尤其是这些技巧的研习使用赋予演说者的情感力量，无疑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演说者们自始至终都是极为自觉的。在《演讲初步》中，作者孙起孟直接将“演讲”的“演”等同于“演剧”的“演”，鼓励演讲者熟练运用“面部的表情，身势，手势，乃至一切都可理解的动作，使他的讲话‘剧化’（Dramatized）起来”，这样才能收得“演讲的特殊的效果”⑧。类似地，在《讲演法的研究》一开头，李寓一就明确地将“讲演”区分为“讲”和“演”这两个组成部分，前者指向“主义和思想”，后者指“面目手势表情”等的“表演动作”。在他看来，“讲辞的清晰明畅”当然是重要的，但对表演动作的日益重视，更代表了“讲演术的进步”，尤其在“民众运动”中，必须要“演的有趣”，才能得到群众的“感情的转移”⑨。

在各类演说学著作中，演说技巧带来的效果被称为“暗示”，它能够“于不知不觉中，使听众受你的指示而十分相信你”，公众演说者也因此常常被人与“催眠术家”相对比，因为他们似乎都具有一种“叫人怎样，人便怎样”的神奇能力，能够以独特的方式，依自己的意愿和需求来操控听众的情绪变化⑩。换言之，在公众演说中，由演说者的声音表现和视觉形象事实上被转化为一种建构情感认同的策略。所谓技巧的正确使用，不仅是一名演讲家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它更应当被理解成为一种引导、维系听众的情感反应和情感投入的技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唤醒中国”的事业必然同时悖论地包含一个“催眠中国”的过程：一方面，清晰明畅的“主义和思想”召唤着新的政治主体的能动实践，但另一方面，这一主体的在场生成则有赖于“暗示”技巧将其捕获为情感控制的客体。在群众动员中，这种情感控制为理念灌输与思想传达搭建了具身性的基础，如果没有情感的凝聚和认同，政治认同的建构也将面临困难。

在关于现代中国演说的研究中，学者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层面的重要性。史谦德（David Strand）注意到，将自己训练成“体态丰富、情感充沛的演说者”11对政治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当民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登台演说”时，他们的“姿势、眼泪和包含情感的语汇”将有效地把讲者和听众的身体与国族的身体连接起来，由此“产生出特殊的、持续的电流”12。陈平原则发现，晚清以降的所谓“演说学”，更多地其实是在技术能力的指导和习得方面展开的13。李孝悌更是认为，对技巧的强调本身就构成了新式演说区分于传统的宣讲等形式的标志，后者更重视道德教诲或圣训本身的传递，前者则致力于在以下层民众为主的听众群体中唤起情感反应14。

在这些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情感与技巧在群众演说或政治动员中的作用，但他们的讨论很快就转向了对“启蒙”和“共和主义”等政治理念的阐述，对这些技巧本身缺乏真正深入的批判性检视。那么，这种情感控制的技术究竟从何而来？它们是在怎样的前提和语境里设计与打造的？当时的实践者如何理解、说明、验证它们的有效性？正如李海燕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应把情感作为一种“超历史的、超文化的常数”15，对于演说之声的催眠力量的理解，必须始于对情感这一概念及其具体运作机制的历史化工作。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演说技巧的讨论，并非意在再一次确认情感问题的重要性，而是希望以发声技术为例，追溯、展现演说中的情感动员机制的知识论基础。我的核心问题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对情感本身的理解，人们才有可能将演说者的声音打造成一种情感控制媒介？这一过程如何改变了演说者的发声方式，又如何介入、影响了我们对民众政治动员的理解框架？为此，在第一部分中，我将首先基于对民国时期的大量演说学著作、指导手册与报刊文章的分析，呈现现代演说学中的发声技术的体系化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依赖于以大量的生理学知识的习得为前提的身体训练方法，由此得以将体态与声音纳入精确的计算和操控之下；另一方面体现为特定发声方式与特定情感效果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被编排为一整套索引式的技术体系，而演讲者的技术训练的目标正是将这一索引体系“内化”成他们在演说中的身体展演规程，这样一来，对情感的控制就被转化成了对身体的控制，发声的技艺也就成了催眠的技艺。

更重要的是，这种控制过程的精确性或者“科学性”，是由一种特定的关于人类情感的知识所保证的。在第二部分，我将描述这种特定知识的历史起源和传播过程。本文认为，它可以被追溯到19世纪末形成于美国心理学领域中的一种情感理论，即“詹姆士-朗格情绪理论”（The James-Lange Theory of Emotions，以下简称“詹朗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引发了近代情感认知范式的变革，更对现代演说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奠定了演说技巧的现代转型的认识论基础。

当这类新的演说学论著传入现代中国之后，它们迅速与当时广为流行的“群众心理学”知识相融合，为演说在群众动员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在第三部分，我将结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情感工作”这一概念，分析上述融合过程的特点，以此重新检讨现代中国的群众动员形式。当我们开始追问“情感工作”中的“情感”究竟如何定义，其具体的情感机制又是如何运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国的群众动员不仅是启蒙与革命过程中的群众政治的产物，它也始终为包含心理学和生理学在内的现代情感科学的发展所塑造。后者构成了前者的某种基础设施，也规定了前者所得以展开的特定形式及其可能遭遇的困境。因此在最后，我将对群众演说中的“情感工作”的困境与问题做初步的理论检讨。

总而言之，借由对演说学中的发声技术的探讨，我们得以窥见一种特定的群众动员方式在跨国的知识转译与实践的过程中被构造起来的过程，进而揭示现代心理科学的发现在塑造群众运动中的参与性政治和集体主体时所起到的复杂作用。群众动员中的“情感工作”必须被放置在群众政治和现代科学的互动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加以理解。与此同时，伴随着演说和演说学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也不仅有各种政治理念和文化思潮，还有一种新的身体知识，一种对人类情感机制、对声音的物质可能性与可塑性的全新的理解方式。

二、“演说”何以成“学”：发声技术的体系化

我们知道，在现代演说学中，演说者的声音从来不是“自然”的声音，而是经过某种设计、某种训练才获得的声音。这种设计和训练不仅依赖于个体经验的积累，更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技巧，一套可以分享、传授、复制的知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演说之所以成“学”，成为一门具有客观知识外形的学问，正是由于演说实践者成功地围绕演说的技术问题建构出成体系的操作程式与规范，他们宣称，不论演说内容的政治指向或意识形态立场为何，这套程式与规范都能够中立地产生效果，唯其如此，才能保证演说之“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民国期间，最鲜明地反映了上述“演说学”之建构方式和普及过程的，莫过于大量以演说为主题的书籍和文章的写作、翻译和刊布，其中既包括学术性的理论论述，更有大量实践性的指导手册。这些著作所呈现的并非某场特定演说的具体效果或历史记录，而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知识基础，是使得公众演说得以成为一种合法的公共交流和动员形式的思想依据和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得以理解公众演说的意义，理解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应有的作用，进而为其塑造发展方向、建立有效的评估标准。

这些论述首先包含了以詹姆斯·威南斯（James Winans）、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等人的著作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演说理论的翻译，它们所携带的进步与科学光环，使得它们自然而然地被视为这一领域中的权威典范，为本土事业提供指导。当然，它们的“科学性”究竟所指为何，其实包含了更复杂的问题，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讨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著作的翻译过程常常伴随着本土化的改编，比如彭兆良在翻译威南斯的著作时，就不仅大量删削原文，更将其中他认为不合于中国读者的外国例子替换成了他自己从经验和文献中搜集来的材料，以便更为充分地回应本土读者的需求16。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本土演说学论述也开始出现。这些作品的作者常常是来自学校、通俗教育馆或政府宣传部门等机构中的演说指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创作动机一方面来自于自身作为成功的演说家或组织者的经历，另一方面也回应着教育机构和政治组织的实际需求，也因此，他们的论述在很多时候也会被这些机构在实践层面所制度化。举例而言，《演讲学》的作者程湘帆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者。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回到中国，不仅在多所知名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同时也在省级政府和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担任指导性工作17。他关于公众演说的著作专意为“中等学生研习之用”，事实上是他宏大的教育改革事业中的组成部分18。在政治领域中，《实验演说学》的作者汪励吾任国民党上海党务训练所常务委员及宣传运动委员会演讲股股长，他在工作中深感于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有赖于演说以竟全功者，至深且切”，故撰此著。这本书由国民党上海党部宣传部部长陈德徵作序，并得到了胡汉民、蔡元培、马君武等人的推荐，凸显演说作为政治宣传武器的作用19。此外，像《通俗演讲》或《通俗讲演实施法》之类的指导手册，以及大量民众教育类刊物上的相关文章，都与民国的民众教育事业密切相关，这些作品也常常被当作教科书，用于训练通俗讲演所和民众教育馆里的各类讲员20。此外，演说学知识有时候还会被包装成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知识，在出版市场上被打造成某种基础指南类图书。比如余楠秋的《演说学ABC》就被收入世界书局著名的ABC丛书，这一丛书的目的是让学术知识“通俗起来，普遍起来”，成为“全体民众”的生活中的一部分21。换言之，这本书虽然在内容上更多地体现着余楠秋本人在复旦的演说教学经验，但在图书市场上，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教育领域的更为普遍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