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猫(短篇小说)
作者: 邓一光那些猫远远近近散落地站着坐着卧着,看男人在空地上铺好再生纸,从拉杆包一侧解下折叠铝食槽,打开放在再生纸上。那些猫有的凶巴巴,有的神情阴沉,也有几只出道不久的美人胚子。有社牛猫从路边的洒金柏灌木丛中跃出,稔熟地迎向男人,尾巴轻拍地面,喵地叫一声。像是约定,空地上一些腹内蓄满贪念或歇斯底里的家伙慢慢迂回着靠近,剩下一些正气脸的幽灵王子和孤独脸的酸楚孤儿仍散落在远处站着坐着卧着。安冬估计是他的原因——它们没有他的气味、声音和虹膜记忆,保持着警惕,这是优秀流浪猫的品质。
深圳有1900个公园、1846个城中村和1024个村落,生活着10万只户外猫。男人和安冬所在的地方既不是园岭新村、笋岗村这类著名的肥猫村,也不是深圳大学、莲塘别墅和洪湖公园这些猫地图打卡点,是中心城区群厦间一块袖珍绿地,要找它,得经历海德格尔存在本质说里从“隐蔽”到“显现”的过程,不过,也算公园吧。
男人打开拉杆包拉链,取出分装好的纸浆盒。20来只,大约盛着10公斤食物。安冬注意到男人的手,它们像吴道子画笔下的龙爪,完全变了形,每一节都留着岁月的痕迹。安冬还注意到男人的手腕,那里没有名表、念珠或铂金生物手环,袒露着干净。
安冬是经梁佛金介绍找到男人的。老梁和安冬的父亲一块儿在塞伦盖蒂保护区拍过饿死渴死的角马和被美洲豹拦路打劫的瞪羚。老梁向安冬发誓,安冬不可能从文史馆方面获得需要的史料。
“那些是边角料,在洗涤槽里处理过,你知道预制菜流水线的程序。”老梁说,“读哲学?”
“研一。”安冬说。
“你父亲好吗?”老梁问。
“还行。”安冬说。
老梁离开了一会儿,给男人打电话,然后回来,把男人的联系方式推给安冬。
“去找他。”老梁说,“简单说,这座城市建市45年,遭遇过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逆全球化危机、海外开拓挑战、337调查和两反一保事件,他是关键见证人,干过不少了不起的事,虽然他不愿意坊间把他当作重要角色。”
安冬听老梁的。老梁是葵涌原住民,城市的来源去脉嵌在他掌纹上,关键他是这座城市建市时的首任青年领袖,现在你很少看到年轻人行走在路上昂首高歌和大笑的样子了,当年可不是这样,这么说你就明白了。
老梁告诉安冬,深圳建市时,男人在昆明野战医院养伤,军队在西边打了一仗,男人在战场上中了两发子弹,伤口痊愈后领到一块军功章和500块抚恤金,离开军队回到家乡公安系统工作。老梁提到男人破获的几桩大案要案,安冬没有兴趣,只记得男人后来挂着三级警督衔。
事实上一见到男人,安冬就知道老梁的推荐物有所值。男人六十多岁,身板儿削瘦结实,整个人显示出眨眼将9mm92式手枪捅进危险分子嘴里和叹息间将深交所2024年9月30日成交的2.59万亿人民币搬回家的能力。他穿The North Face牌运动短衫短裤、无袜软底鞋,稀疏的长眉下一双桃叶细眼,看人的目光柔和,向人传递出那种“好了,我什么都见过”的知性力量,确实握着阐释这座城市的秘密权杖。
纸浆盒盛着处理过的鸡肉、南瓜和黄瓜、碎蛋白和玉米粒。它们刚从餐馆泔脚中挑选出来,清洗掉油盐,高温杀过菌。男人戴上PVC手套,从骨头上剥离下鸡肉,肉放进铝槽中,骨头用食品袋装起来。安冬蹲下身子给他帮忙。
“别盯着它看,它是野猫,敏感。”男人警告安冬,他专心剥鸡肉,目光不在安冬脸上,“也别盯着流浪猫看,它们当中有些有残疾,这你能想到,但你不会想到它们大多有精神疾病,不过暂时还赶不上人类。”
男人的思维很奇怪,说一个演化事实,却让安冬联想到自己。安冬打了个哆嗦,把目光从一只身体颀长目光闪烁的红褐色斑点猫身上移开。
远处那些幽灵王子和酸楚孤儿纷纷起身,鱼贯而至。
“帝王大厦,发疯了吗?松开接吻楼,又不是世界末日,你还能活好几年。”男人说一只鱼骨刺毛色神经兮兮的矮胖美短,它正把一只川剧脸的岛国短尾从铝槽边扑倒。
安冬很奇怪男人对猫的称呼。安冬来之前做了功课,熟悉那两个名字的早期冠名物,就像熟悉“深圳速度”“深漂”“地铁勇士”和“泼天富贵”这些早期边疆流行词,它们每一个都是这座城市光荣岁月的标志,不过作为名字用在猫身上,还是让安冬暗自大笑。他想起之前男人怎么称呼这个眼下聚在一起呼呼哧哧争食的族群。
“我有做不完的事情,没有时间和你聊三十年前的事。”男人把消过毒的厨余搬上车,说,“我得去喂自由猫。”
“喂什么?”安冬头一回听说这个词,没明白,“您说,自由猫?”
“哈。”男人目光祥和地看着安冬,“不然是什么?”
不然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但安冬不知道男人在说自然自由、智力自由、道德自由还是内在自主。主语不是猫吗?
“多巴胺,假如你继续挤来挤去,我就请你离开队伍,就算排了三天队也没有用。”男人打断安冬的回忆,口气认真地说一只拼图模样的三花猫,然后回头看安冬,“刚才说到哪儿了?”
“您手下人发现,有人雇了两千多新疆人赶到深圳来排队认购新股抽签表,每人每天50块工钱。”安冬连忙提醒男人。
“还有更邪乎的,有人开着货车从东莞运来一村一村人。”男人说,把掉在地上的鸡骨小心捡进食品袋里,“8月份头一周,120万人涌进市里,那会儿机场、高铁和动车还在娘胎里,107国道和广深高速没建,省道都跑烂了。那几天全市银行狂收30亿现汇,那会儿已经使用三版长城卡了,不少客户还是要求两天内全部提现,你想想什么情况。”
安冬想过,无数次地想过,那些年,人们从户籍的枯树上生长出个人资产、个人交易往来、个人信用状态的新枝,拼命开花结果,那几天,代表这些符号的身份证和信用卡成堆地汇入和带进深圳,户籍生命迎来疯狂的变异时刻。安冬找男人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安冬没说。
有一阵男人没说话,好像忘了这件事。他在一只玉色山东狮子面前蹲下,为它和一只被它挤得不知所措的大尾褴褛猫、一只鼓着腮帮子快速进食的金吉拉整理秩序。一只大个头蓝眼布偶停下进食,仄过身子来舔男人的手,一脸刚才秩序太乱,没顾上问候的抱歉。
安冬觉得男人不像老梁说的,有二十多年投喂史,热衷于帮助猫们治病和绝育。投喂手册说它们携带病毒,野性难驯,对人类怀有潜在仇恨,最好控制住泛滥的人类爱,别去触摸。安冬觉得男人不过是在打发时间,记得谁说过,没有比时间更昂贵的东西,但你把整块的它从肩上卸下来,一点一点撕碎,消耗掉,它什么都不值。
“我看过资料。”安冬觉得还是得提醒男人他是为什么来的,不然他会在这里耗到领取退休金,“1992年8月10日,全市设置了300个发售点,等着那500万张新股认购表。您可以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噢。”男人走到一边,从草丛边铲起一块猫屎,收进袋子里,“把城市弄脏这件事咱们都有份,没人能跑掉。”他说。
“您指猫砂盆不够,还是城市需要增加心理大夫数量?”安冬问。
“你会知道的。”男人说,“见过八十年代的旅行包吗?”
“当然。”安冬说。
“一张身份证重6克,军用书包能装300张,重1.8公斤,35升旅行包能装1800张,重10公斤。记住这些数字。”男人说。
“好。”安冬说。
“120万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打哪儿来,带了多少张身份证,一千万?两千万?对吗?”男人说。
“好像是。”安冬说。
“还用说。”有什么事引起男人注意,他停下来,和颜悦色地对一只红鼻头缅因说,“猪脚饭,吃东西时能不能不打呼噜?好像城市食物链都被你占有了。”然后男人向安冬解释,富裕压力是这座城市的人们最早染上的城市病之一,不过现在人们的激情消失了,事情正在改变,“你很少看见有人在朋友圈晒财富,对吧?”
安冬承认男人说得对,但也不尽然,这要看财富指什么。安冬感到男人无法集中思绪,好像他的记忆在腐烂。但安冬不能这么说。老梁提醒过,在男人面前绝对不能提记忆,这是禁忌——男人的老伴比他大两岁,再过三年他们就结婚三十年了,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发展很快。男人打算到时候好好办一场纪念活动,他希望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他当年让人羡慕的恋人,并且在纪念活动时能认出他和孩子。
“阿采很美丽,老了更美。”老梁对安冬说,“每次见到他俩我就忍不住多睇她两眼,恶劣心情就会消失掉。这么多年,我不止一次看见阿采眼里含着泪水,很多时候明明勇气在流失,可她从来没有哭泣过。你知道,什么苦难在她身上都不能保留,她怎么能够保持如此坚强的信心和意志?”
安冬回答不了老梁的话。他不了解他们那代人,再说他没见过美丽的阿采。他只能耐心等待男人返回刚才的话题。但没有,男人还在数落猫。
“还想怎么样,你们在市中心有吃有喝,很多人正从这里搬出去。”男人口气并不严厉,能听出背后深深的理解。那些猫装作听不懂男人的话,回避他深藏爱意的目光,继续贪得无厌地在食槽边挤来挤去。
男人说得对。早上出门时,安冬见到房东根据民法典条款写下贴在门上的合同解除书,限租客半月内搬离,理由是城中村被划入政府主导的统租改造工程。两个邻居正在门口闹。其中一个成家时租了一居室,孩子去年在两条马路外的学校入学,突然不让租了,不知怎么办;另一个邻居租龄三十年,在村里开幼儿托管班,客源全是附近的租客,这一搬就全毁了。
安冬不是这座城市的居民,房子是梁佛金找一位朋友借的,朋友如今忙着往750公里外的龙安省边沥工业区输送质量一流的高级技工,那边要得紧。安冬不知道这座城市超过七成的其他“村里人”是不是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安冬无所谓,事情结束后他就离开,去更远的地方。
有几只幼年猫挤不到铝槽边,其中一只刚满月的奶牛,像苏西·贝克笔下那只宾基,哆嗦着凑近食槽,被它妈妈或者别的长辈粗暴地踩了几脚,不知所措地躲到一边去。
“自由者没有不害怕的,但不用恐惧。”男人对那几只仰头委屈看他的小奶猫说,过去把茫然的“宾基”抱起来,其他小猫立刻跟上。男人到铝槽边为它们安排了一个不大但地方足够的餐位,那只遭到家暴的小奶牛直接跑进一扇铝槽里,它立刻学着大猫的样子开始进食,熊猫嚼竹子似咔嚓咔嚓嚼一片黄瓜,抬起头和男人交流目光,酷到如同向男人保证,通过这次洗礼,它能学会在世界中心爱一切事物的俯瞰视野。
“还想听故事?”处理完这些事男人突然问安冬,“还是一会儿帮我去林子里清理猫屎?”
“当然。”安冬说。安冬的意思是,两件事情都行,不过最好一样一样来。
“你可能没见过几里路的长队,那肯定是人类最长的购物队伍。”男人说,“人们三天前就排上了队,怕有人插队,不论男女,前胸贴后背抱得紧紧的,吃喝拉撒睡都不离开,排在前面的人要保持这个姿势站三天,后面的人得排上12小时。”
“难以置信。”安冬说。
“那天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太阳像烤笼。我负责的几个发售点至少上百人中暑。我的人把他们拖出队伍,灌盐水,涂抹清凉油,那些人刚苏醒,眼睛还没睁开,就准确地挤进队伍中原来的位置。”男人说,“那时我弄不懂财富力量有多大,心里充满对那些人的敬佩,实际上我一直想呕吐。我在几个点来回跑。有人倒卖刚买到的抽签表,最先两百,很快炒到六百。下午四点下了场大雨,没有人离开。我看见雨水淋透了一位姑娘的裙子,血水顺着她的腿不断往下淌。我不能见血,那会让我想到倒下的战友。我让人为那姑娘做点什么,然后离开了那里。”
按男人的说法,那天他和同伴,以及120万北佬,他们同时站在命运的大门外,全都累坏了。男人没有歧视那些幸运者,没有斥骂并下令用警棍敲开幸运者的脑袋,即使他们特别像不依不饶的罢工工人、退社农民、抗议学生、聚众退役士兵,这样的人群惹他本能地生气。男人和同伴大声喊叫着,拼命把被挤出队伍的人硬塞回去,以便他们不会失去可能一生都争取不来的机会。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不是人们站在那里,而是他们的命运站在那里。”男人接着说,“没有人敢说他是他,那不是真的,对吗?但那天人们感觉到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突然降临,他们要是接住了它,就能做自己,而我就在现场,经历了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