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一份来自女性诗人的 “生物学笔记”

今天，作为学科的生物学学习已被提倡要将科学与社会相结合。但文学对生物学的接纳与参与可能在更早时候就业已发生。瓦尔特·本雅明在探究19世纪重要诗人夏尔·波德莱尔时，从这位他热爱的法国诗人所处的时代中，发现了一种名为“生理学”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观察和描写了在19世纪的巴黎街区可能遇到的各类人。生理学家，也就是作家们，致力于将此各类人都写成同一类型——按本雅明的说法是——彬彬有礼，于众无害。它率先创造了一种在大城市生活中，人们相互友好的幻觉，并将这一幻觉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表征。此类作品虽然无害，但并不真切，因此在历史中也转瞬即逝。波德莱尔在这一文学背景中出场，出示了他与生理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生物学”。他的生物学对当时蓬勃的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生存方式作了最为本质的揭示。他认为：与文明日常的震惊相比，森林和草原的危险还算得了什么？人或在大街上捉住他的牺牲品，或在神秘的树林中刺死他的猎物。这样的文学既展现了同时代生物学的发现，也展现了生物学发现如何改变世界本身，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19世纪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发现是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核心要旨在于物竞天择。而波德莱尔告知读者，当人们身处城市，身处市场时，其生存竞争的强烈程度，并不亚于草原或森林。因此，波德莱尔的生物学充满了对城市文明激烈的生存之战和人的古怪离奇的书写，再也不是前一种生理学仅从城市秩序表面觉察的形态。在随后的法国，兴起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资本主义文明在西方的另一别称即为“第二自然”。这是我们关于生物学文学展开的回望。它意味着，作为一种文学的生物学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一直处于文学、个人与世界交叉的重要地带。

我们将视线从后视镜移入当下，来勘探一份来自当代女性诗人的“生物学笔记”。被诗人马雪花命名为《生物学笔记》的组章，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充满新意的当下生物学。组章中，诗人有意运用了生物学术语。但这些流转的生物学术语在此却并非冰冷的科学注脚。其笔下，“五脏六腑的脉络”在《苹果》中化作糖分浸润的神经地图；《花椒树》中“舌尖的震颤”不再是神经反射，而是整座山峦的灵魂共振。术语的运用当然只是表征之一，组章真正的生物学内涵有二：一是作为回族女性，诗人马雪花并未选择将她的诗作呈示为一种异质风情，而是选取现代人类所共同倚借的生物学来克服分离和异质性，将自身的写作完成为一个身体与生态书写的样本；一是作为生物学对象的眼疾，让诗人获得了新的诗学视野。

先看组章的第一个生物学内涵，诗人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跨学科写作形态——以生物学概念为架构，为之注入诗性语言的血肉，为当代文学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马雪花大胆拥抱科学概念，以文学的直观和感性为这些概念注入感知力与哲思。比如，《笋》中对植物生长的描述暗合着生物学中细胞分裂与分化的科学框架，但诗人旋即又通过“木质的诺言，草一样蔓延”实现了对生物学概念的诗意解码，从科学原典与文学想象间释放出阐释张力。组章在结构上突破传统诗歌绵密整一的抒情框架，可比拟为一部生物实验室的观察笔记。采用生物学实验笔记的碎片化结构，即以片语记录下对某一事物的观察。观察的对象，来自诗人生活中经验的事物。比如，在《旧台历》中，诗人巧妙地揭示：“视野中，概念化的细沙映射无法穷尽的背景。慢慢品味，收藏，终会产生成分各异的疑问句。”科学在今天的无限细化与其概念非经验的面向，造成真相不在事物表象，而隐藏在事物背后看不见的规律中。诗人紧接着提醒我们“新的植入晕染漫山遍野的绿，用局部热爱全局”，“优雅的寓意沿着地面飞，段落清晰的掌纹越过尘埃，还原被遮蔽的细节”。通过文学，诗人重新提起“经验”这一科学的起点，得以返回具体事物。

再看组章的第二个生物学内涵，诗人在写作期间正罹患眼疾。作为生物学对象的眼疾，中断并暂时改变了诗人对往日熟悉世界的感知，而怀疑世界的真实性。写下对诸事物细节的辨认和感知，成为诗人抵御疾病焦虑的方式。对诗人来说，这一阶段世界成了眼疾症状的总和。这样的病人也同时成了世界的医生，她的病症诊断着眼前的世界。这种诊断，在《透视机》与《盲道》两章中得到辩证的显示。此两章与观看相关，面对透视机，人不仅肉身外部一览无余，其内在也变成了透明。走上盲道，则意味着视野一片黯淡。面对透视机带来的陌生视野和检查结果，诗人写道：“越陌生的词语越容易解读五脏六腑的叹息、哀怨、歇斯底里的疼、跃上眉梢的空。”踏上盲道，诗人确认：“被遮蔽的温暖依旧是温暖，失去明亮的目光依旧是目光……允许迷路的睫毛找到确认身份的交感神经。”将人体变为透明的医学机器与让视线黯然的疾病，都揭示出“看世界”的不可能。对事物的观看只有可能发生在光影交错中，发生在人生与世界的交互之中。因此，当诗人施展笔墨，写作这个不同于往日的世界时，她的文学通过超越病症对身体和世界间沟通的限制，重新确定了世界的真实性，揭示了健康的道路。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诗学视野的获得。

最后，这个新的诗学视野向我们提示：现存着两种认识肉身和世界的方式，既生物学参数方法与感性经验方法。后者的历史比前者更为久远，但前者对我们思维的影响程度则可能更为深透。马雪花没有将生物学视为文学的装饰素材，而是令其深度参与对当下感受与经验的建构。通过文学的炼金，诗人在细胞分裂与生命伦理、物种分类与文化身份、医学影像与存在困境之间搭建起意义之桥；文学或许也正需要这样的“生物学诗学”来沟通和测绘日日新的时代、人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