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的“复古即维新”思想

宋育仁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在19世纪后半期的维新运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内外交困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宋育仁清晰地认识到，当今之困局只有“师以西方之法”才可以实现救亡图存。文章主要以维新运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为背景，重点对宋育仁的“复古即维新”思想展开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人物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学者们除了对学术界公认的早期政治人物（主要是进步人物） 进行深入探讨外，还开始研究那些曾经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的历史 角色，并对一些被忽视的人物进行研究。徐溥在1979年发表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开启了改革开放后研究宋育仁的先河。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为深入研究宋育仁的“复古即维新”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复古即维新”思想的来源

1891年，宋育仁著《时务论》，详细阐述了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在对传统社会进行深刻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变法主张，这是其维新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时务论》全文，贯穿始终的核心理论是“复古即维新”。尽管这一理论并非宋育仁所独创，亦非其原创，然而在那个时代，宋育仁将其演绎到了极致。“复古即维新”这一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两个理论，一个是“托古改制”，另一个是“西学中源”。“托古改制”，可以简单理解为：人们在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推行社会改革时，经常借鉴历史和传统中的权威（虚构的或者存在的，例如圣贤的言行或经典著作），作为他们行动和立论的根据。“托古改制”思想的理论基础包括：改变当前现状，推动国家发展；肯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西学中源”理论产生于明末，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开明人士提出向西方学习，认为只有引进先进技术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

“复古即维新”思想的内涵

宋育仁认为，“复古”和“维新”的宗旨始终是“拯救时代”，由于“西制”和“中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复古”和“维新”实际上呈现了改革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分别指向过去和未来。尽管二者表述略有不同，但都深刻地体现了改革的内在含义。宋育仁倡导变法图强，“方期引经术以图治，兴新法以利民”。他以古喻今，以今证古，将“复古”与“维新”结合起来，开辟了“复古即维新”之路。

首先，经济上的“复古即维新”思想。宋育仁运用“复古即维新”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深入观察，为中国的改革寻求突破口。他论述了《周礼》中的考工之事，并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如外来财富通常来自工业领域，每个城市中，通常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工业区域，或由政府派人管理，或由私营企业融资管理；所有工人的报酬和花费都被记录在主要会计师处，并且受到监督。工人为公司提供服务并获得相应报酬。宋育仁认为；外国所经营的工厂，不论是由政府管理还是由私人集资成立的公司进行管理，它们所负责处理的事情与中国古代的考工之事相似。宋育仁认为清政府当时存在工部和内务府两个机构，认为应该将与御辇和宫廷供奉有关的事情划归内务府，而对工部进行机构改革。他提出了一项关于工部改革的计划，其总体构想是：借鉴《周礼》记载的管理方法，同时吸收外国的法律。工部官员需熟悉各项工程的工作职责，包括计算、绘图、建造、生产和铸造等方面，并分门别类，了解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宋育仁希望通过改革，将传统的工部衙门转变为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以促进中国近代工业的进步。宋育仁在《时务论》一文中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商业的重要性，指出在西方城域被划分成不同的商业地段，同行业的商户聚集在不同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或者联合成为一个公司，这种商业模式契合《周礼》体现的思想和理念。《宋育仁思想评传》对这一涉商思想评价道：“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中的好的做法，附会成中国古代就有的，看似牵强，实际是托古改制的一种体现。这也不能不说与他当时没有直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不无关系。”

其次，政治上的“复古即维新”思想。宋育仁深入研究《周礼》所述的类似西方各种政治制度的制度渊源。关于宪政，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时务论》《宋芸子先生政法讲义》等著作中主张实现“君民共主”，确保宪政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一思想是当时人们对政体和宪政的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例如，中国如设议院，应该先将礼作为处理争议的基本原则，在遵守经典规定的前提下制定法律制度。如果有疑问，那么可以引用圣人的言论来得出适当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比外国的做法更加容易实现且收效倍增。为何在中国能够设立议院呢？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其在中国的设立更为便捷，且效果更为显著。根据他的理解，中国在上古三代时期的议政模式，其实与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有相似之处。这种古老的治理方式不仅为今后的立宪与民主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历史早期的政治参与和集体决策传统。将这些传统与议会制度相结合，可能会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指出，《周礼》规定治理国家时要听取群臣、群吏和万民的意见，不仅允许朝廷高官执掌政治大权，还广泛征求各方的声音。这种制度比西方的政治制度更加开放，实行的民主原则更加广泛。对于选举，他认为《周礼》中提到的选举规范是从普通民众中选举，并由当地乡民、乡老、乡大夫和乡吏来主持。由于这些人都曾有过实际执政经验，所以能够保证选举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再次，外交领域中的“复古即维新”思想。宋育仁在1891年典试广西期间途经一片废墟，看到民众生活困苦，这触动了他，激发了他关于“复古即维新”的思考。他十分重视外交事务，并积极从自身的实践探索中总结经验，撰写了《时务论外篇》，对自己的观点和思考进行了阐述。该文在他的同业中广泛传播，引发大家对国家外交与改革的关注与探讨，并期望将其作为中国与泰西处理外交事务的准则。宋育仁认为，欧洲各国的局势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期，他们所倡导的公法与《春秋》所倡导的理念存在明显的冲突。鉴于国际上公法不公的事实，宋育仁主张以《春秋》为依据，对国际公法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进行反驳，以取代万国公法。他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提到，《春秋》中所载的法律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的公共法律，也可称为万国之公法。这些公共法律涉及会盟、朝见、侵略、平乱、立国、存亡、继位、国际关系中的使臣、爵位等问题，几乎没有漏掉任何一项，并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非常精准、周到。例如，《谷梁传》中讲解了自治境内的法律制度；《左传》中详细描述了外交礼仪和相关的法律；对于治理国家时的权力分配，《公羊传》提供了较为适当的解决方案。宋育仁在外交上的复古维新设想，不仅饱含对中国未来光明前途的信心，还寄托了他忧国忧民的崇高品质。

最后，文化教育上的“复古即维新”思想。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郑观应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最早，是各国文明的源头。近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如声学、光学、化学和电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在古代中国已萌芽。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宋育仁的思想。例如，他认为西历是“拾中土之遗”，西方文字也是由中国书契改易而成的，“梵文旁行，主音，与西文为一派。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易之为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宋育仁视文化教育为振兴国家、增强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视其为不可或缺的手段，他认为要振兴国势，必须重视文化事业，而要办好文化事业，必须改革科举考试方法。他呼吁：“故今日救时之务，必先复古学校之制。” 他认为八股取士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无法满足新型人才的培养需求。中国需要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设立多样化的新型学校。在他看来，外国是通过学校教育选拔人才的。因此，中国需要废除科举制度，大力发展各类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等，从而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宋育仁的“复古即维新”思想展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他提倡复兴中国，主张保留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以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具体来说，他认为中国需要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变革和发展，从而达到国家崛起的目标。他强调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倡导开放，向外界学习和借鉴经验，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宋育仁的“复古即维新”思想作为特殊时代的历史产物，具有过渡性、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特点，其思想既有先进性，又有保守性。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