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音乐中的地域性特征与文化表达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音乐”）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深层的文化表达。非遗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音乐语言、演奏形式和乐器选择等方面，这些特征与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民俗文化密不可分。非遗音乐的文化表达主要体现为通过独特的音乐语言传递地方文化认同、情感寄托和价值观念。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从地域性特征的形成机制、文化表达的多维度解读以及传承发展路径三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促进非遗音乐的活态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非遗音乐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方特色。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实现非遗音乐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深入研究非遗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文化表达方式，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非遗音乐地域性特征的形成机制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非遗音乐地域性特征形成的重要基础。地理环境中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生态资源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音乐的创作与表现形式。北方草原地区广阔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气势恢宏的长调民歌，体现了游牧民族对辽阔草原的情感寄托；江南水乡的温婉秀丽则催生了宛转悠扬的江南丝竹，展现了水乡居民的精致典雅。自然环境还直接影响着传统乐器的材质选择和制作工艺，如云南山区独特的竹林资源培育了竹制乐器家族，西北地区丰富的兽皮资源则发展出了多样的鼓类乐器。不同地区的声学环境也造就了独特的演唱方式，如高原地区稀薄的空气催生了特殊的嘹亮歌喉，海岛地区则形成了穿透力强的渔歌唱法。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还体现在音乐的节奏和速度特点上，如山地民歌常见的高低起伏与山势的跌宕相呼应，平原地区的音乐则表现出舒缓绵长的特点。

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历史文化传统是非遗音乐地域性特征形成的重要根基。各地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音乐的艺术形态与表现手法。江南地区深厚的文人传统孕育出典雅含蓄的琴曲艺术，体现了文人雅士对艺术的追求；陕北高原悠久的民间文化则催生了豪迈激昂的信天游，展现了黄土地人民的精神境界。历史传统还直接影响音乐的表演形式和传承方式，如昆曲承袭了明清文人的审美情趣，形成了“曲不离词、词不离意”的艺术特色，粤剧则保留了明末南下戏曲的艺术元素。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也造就了独特的音乐体系，如徽州的徽调深受徽商文化影响，闽南的南音则融合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文化传统的差异性还体现在音乐的结构和题材选择上，如苏州弹词延续了江南说唱的文人气质，陕西秦腔则保留了关中民间艺术的朴实本色。

民俗文化的渗透。民俗文化对非遗音乐地域性特征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各地区的节庆习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要素渗透在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方方面面。客家山歌与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连，体现了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广西壮族的铜鼓文化与当地的祭祀活动和社交礼仪密不可分，展现了民族特有的精神信仰。民间音乐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传统习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地区的民俗活动赋予了音乐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各地区的生产劳动方式也深刻影响着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特点，如江浙地区的采茶歌反映了茶农的劳作经验，山东渔歌展现了海洋渔业文化的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中的音乐表演形式展现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如傣族泼水节的伴奏音乐充满欢快的热带风情，东北地区的二人转则反映了寒冷气候下的室内娱乐特点。音乐在民间信仰活动中的应用也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如闽南地区的南音与妈祖信仰紧密相连，客家地区的山歌则与土地崇拜有着深厚渊源。

非遗音乐文化表达的多维度解读

音乐语言的地方特色。音乐语言作为非遗音乐文化表达的核心要素，在不同地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粤剧音乐中的“子喉”唱法融合了广东本土语言的声调特点，形成了以“乙反中线”为主的曲调进行方式，这种独特的音乐语言完美展现了岭南文化的灵动与婉转。蒙古族长调民歌采用草原语系特有的宽音域歌唱方式，其音程跨度往往超过八度，歌词中大量运用元音延长唱法，体现了游牧民族开阔豪迈的精神气质。山西梆子以方言土语为基础发展出独特的板腔体系，其中运用了大量的衬字和衬腔，突出了晋地方言的韵味特色。闽南音乐中的“弹腔”“梆子腔”等腔调体系深受闽南方言声调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曲调组织方式和演唱技巧，音乐语言中蕴含着浓郁的海洋文化特征。徽剧中的“四声八调”唱腔体系融合了徽州方言的语音特点，其中的“拖腔”“倒腔”等演唱技法展现了徽州文化的细腻与典雅。

演奏形式的区域差异。演奏形式的地域差异性体现了非遗音乐深层的文化内涵。湘西苗族的“芦笙踩堂”表演将音乐演奏与舞蹈完美结合，表演者在木质地板上踩踏伴奏，形成独特的节奏形态，这种演奏形式与当地山地民居的建筑特点密切相关。江南丝竹的“清曲雅集”以室内小型合奏为主要形式，乐手之间的默契配合展现了江南文人追求和谐雅致的审美情趣。陕北民歌的“对山呼”演唱形式利用了山谷回声效果，歌手在山坡间对唱，形成此起彼伏的音响效果，这种演奏形式与黄土高原的地形地貌相得益彰。云南大理白族的“三道茶”音乐表演将茶艺、音乐、器乐演奏融为一体，展现了独特的“茶乐”文化。广西壮族的铜鼓合奏将多面铜鼓按照不同音高排列，形成独特的打击乐合奏体系，这种演奏形式反映了当地特有的青铜文化传统。

乐器选择的文化内涵。乐器选择折射出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藏族地区的唢呐制作选用高原独有的香木材质，其高亢嘹亮的音色特点与高原空旷的自然环境相呼应，乐器的装饰图案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宗教符号，体现了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江南地区的古琴制作讲究木材的年份与品质，主要选用楠木、梧桐等本土珍贵木材，琴身上的纹饰与装潢体现了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其制作工艺和演奏技法都深深植根于江南文化土壤。内蒙古地区的马头琴以马头为琴首，琴弦采用马尾制作，不仅在造型上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特色，其音色也模仿马鸣声，展现了蒙古族与马共生的文化传统。云南傣族的象脚鼓选用整根木材掏空制作，鼓身的雕刻装饰反映了热带雨林文化的审美特征，在造型和音色上都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追求。

非遗音乐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困境。非遗音乐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和困境。年轻一代的传承人断层问题日益严重，传统音乐艺术缺乏系统的教育培养机制，导致许多珍贵的演奏技法和曲目面临失传危险。城市化进程加剧了非遗音乐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原有的乡土表演场景逐渐消失，传统音乐失去了最自然的生长土壤。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使部分非遗音乐被过度包装，原有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被娱乐化和表面化处理所稀释。现代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分散了人们对传统音乐的关注度，年轻群体更倾向于流行音乐文化，使得非遗音乐的受众群体不断萎缩。传统音乐艺术的专业教育体系尚未完善，缺乏科学的教材编撰和教学方法研究，影响了传承质量。资金投入不足也制约了非遗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缺乏完整的记录和整理，数字化保护工作进展缓慢。

传承保护的有效途径。非遗音乐的传承保护需要多方协同努力建立系统的保护机制。专业院校的音乐教育体系应将非遗音乐纳入必修课程，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专业传承人才。数字化保护工程的推进能够实现对传统音乐的全方位记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曲目、演奏技法进行系统采集和存档，建立完整的数字资料库。传承基地的建设为非遗音乐提供了稳定的传承场所，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音乐会等形式，搭建传统音乐传播与交流的平台。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为非遗音乐的保护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保护工作的开展。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能够为非遗音乐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民间组织和企业的支持可以拓宽传承渠道，提供更多展示和发展的机会。

创新发展的可能路径。非遗音乐的创新发展需要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探索现代表达方式。跨界融合创作为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通过与现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创作出既有传统韵味又具有现代气息的新作品。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展了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还原历史场景，增强观众的沉浸式体验，社交媒体平台则为传统音乐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渠道。教育创新模式的探索促进了传统音乐的普及，通过开发趣味性教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提高年轻一代对非遗音乐的兴趣和认知。艺术节展演的创新策划为非遗音乐提供了展示平台，通过主题化、系列化的演出活动，扩大传统音乐的社会影响力。传承人群的创新实践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当代转化，年轻传承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探索符合现代审美的表现手法。

非遗音乐的地域性特征是特定区域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民俗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通过对非遗音乐地域性特征与文化表达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保护这些珍贵的音乐遗产，还能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既要注重保持非遗音乐的地域特色，又要探索其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推动非遗音乐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盐城市阜宁县淮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