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传爱，共筑童梦港湾

一家人、一所公益书院、一个属于留守儿童的书香天地……这是冠以知识与文化之名的传播之旅，更是关于爱与希望的接续传递。

“同学们好，明天上午书院正常开门，有作文的同学可以带来给我看看。”2025年2月的一个周末，汪国云早早就在大同书院的微信群里提醒学生们，需要检查寒假作业的，需要帮忙看作文的，都可以来书院。

汪国云是浙江省建德市文体旅局的退休干部，2011年赋闲下来后，着手建设公益书院。在妻子的无条件支持和家人的通力协作下，书院从一粒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拔节、生长，逐渐形成了一片可以庇佑当地群众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文化绿荫。这个家庭也因此被推选为2023年全国最美家庭。

从“独乐乐”到“众乐乐”

为什么建书院？早在2011年前，汪国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家里的藏书“活”起来，让读书这件事从“独乐乐”走向“众乐乐”？那时，因为爱读书、爱买书，汪国云家的藏书已经达到了一万多册，他本人也因此当选杭州市十大“藏书人家”之一。

“我从小生活在浙西山区，能从大山里走出来，就是因为比同龄人多读了点儿书。”有时间，有精力，还有这么多书，汪国云心生一计：不如把一部分藏书搬到乡下老家，办一个专门读书的地方。“小孩子放学后或节假日可以来看看书，我也能帮忙辅导他们，还是有些好处的。”

但在真正付诸行动前，还要先获得家人的支持。毕竟公益书院非但不赚钱，甚至还要贴钱。一次和儿子汪怀江打球时，汪国云状似无意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汪怀江很支持。回家后，汪国云又和妻子郑丽菊说起这件事，妻子也举双手赞同。

获悉公益书院计划后，当地镇政府第一时间解决了场地问题。汪国云立刻化身“搬运工”，将家中的藏书打包、装车，一趟趟从家里往书院跑。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功臣非郑丽菊莫属。作为建德市新华书店的退休职工，在书籍打包这件事上，郑丽菊绝对是专业的。打包完成后，老两口一起将这些书搬上搬下，装满一工具车就出发去书院，单程需开车40分钟，整整搬运了17车。

就这样，汪国云和郑丽菊一直干到了腊月二十八。街坊邻里忙着迎接新年，处处热闹喜气，只有他们还在“蚂蚁搬家”。两个多月后，搬书工作渐近尾声。

与书籍转运同步进行的还有其他准备工作。汪国云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筹集课桌椅等物资；郑丽菊则找来家里不用的窗帘等物品，将书院一点点装扮起来。打扫卫生、整理图书，她用自己的行动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2011年3月27日，大同书院开始接待读者，5月31日正式开放。

书院的运行不会一帆风顺，可一问汪国云遇到过什么困难，他最先想起的是书院初运行时内心的担忧。“如果没孩子来，怎么办？”汪国云遍访当地的学校，挨个儿“推销”，卓有成效。特别是了解到他会有针对性地辅导孩子们作文后，老师们更是鼓励和支持孩子们去书院读书、学习。除作文点评会外，“西乡诗韵”古诗词朗诵会、“国学讲堂”《论语》课堂系列讲座、“西乡夜话”也是大同书院的特色活动。

汪怀江对父亲的支持不是说说而已，他承担起了书院课件制作的工作。来书院读书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有些午饭没有着落，他和父亲还会轮流带着孩子们去街上吃饭。“我们敲老师的竹杠去吃包子喽！”如今，汪怀江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2023年出生的小姐俩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郑丽菊照顾孙女脱不开身，汪国云便独自前往书院，风雨无阻。有时候，他们还会带着孙女们一起去感受书院的朗朗读书声。

从坚守到传承

为什么汪国云对读书这件事如此坚定执着呢？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父辈的影响。汪国云出生在建德山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尽管父母读书少，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从没怀疑过读书是正道。汪父兄弟7人，到了汪国云这辈堂兄弟19人，却只有他一人高中毕业，“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母”。

彼时正是人民公社时期，汪国云一家连续几年都是超支户。一天放学回家，汪国云路过生产队的田边，父亲和堂哥们正在地里插秧。远远看见个子高高的汪国云，一个堂哥忍不住跟汪父说：“六叔，国云大了，不要让他读书了，来帮你赚点儿工分，省得年年超支。”汪父听罢笑了笑：“他愿意读，能读得上去，我就一直供他读。”这个场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汪国云的脑海中。他说，如果父亲采纳了堂哥的意见，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读完高中，父亲也没让汪国云回到田间。1978年3月，汪国云应征入伍，前往唐山地震灾区参与恢复重建。到部队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在一名老兵的带领下走进了连队的图书室。看到书架上摆放整齐的图书，汪国云心花怒放。从这天起，他白天参加军事训练或参与建设，晚上只要有时间就往图书室跑，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阅读，很快读完了连队图书室里的2000多册书籍。

拥有自己的书的想法应运而生。为此，汪国云省吃俭用，部队发的津贴除了日常的吃穿用度外，都被他用在了买书上。施工任务重，汪国云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每到这个时候，他就骑上自行车，从部队驻地赶到唐山市区的新华书店，精挑细选地买书。待到退伍时，除了和战友们一样的标配—背包和手提包外，他还托运回了3个木头箱子。

“当这3个大木箱运到家里时，隔壁邻居以为我把部队的什么好东西搬回家了，便围拢来看，眼巴巴地等我打开。当我费力地剪断铁丝，把木箱打开后，有人大笑，不理解我为什么搬这么多书回来，因为在他们眼里，书既不能吃，也不能用。”但在汪国云眼里，这里面的每一本书都是“宝贝”，“虽然不能吃，但大有用处”。现实再一次印证了汪国云的想法。在部队里，汪国云不间断地阅读、学习、写作，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退伍回到家乡的第二个月，他参加县人武部组织的专武干部招考，很快被录取，当上了专武干部。在地方工作，在乡镇上班，再到市机关任职……不管岗位如何转换，汪国云始终将藏书带在身边。

在教育子女方面，汪国云将书中所学一一加以应用。直到现在，每当读到具有警醒和教育意义的名言警句时，他仍然会与儿子分享。汪怀江坦言，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崇学，爱读书，善于读书；另一个就是与人为善，多做好事，多做有意义的事。看似缥缈的道理被父亲藏在每个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每个自然而然的举动，一点点渗透到儿子的成长中。

从家风到学风

汪家人爱书也护书。然而，纸张易碎、书籍易损，书院又以年纪小的读者为主，尚不懂得爱护书本，有时还会在书本上涂涂画画。每回读者全部离去后，汪国云和郑丽菊便开始整理书籍、打扫卫生。有时即便汪怀江和妻子齐上阵，也要忙到很晚。对此，一家人心平气和，“小孩子都是调皮的，所以才要读书教化嘛”。

14年来，汪国云不断购买、寻获新书充实书院。如今，上下两层400多平方米的书院藏书量相较建院之初已经涨了数倍。其中很多源自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听说当地一家书店经营不善要关停，有一些书籍要处理，汪国云便立刻找了过去。“我办书院刚好需要书，你便宜点儿卖给我吧。”得知汪国云的书院是公益性质的，对方慷慨表示：“既然是做好事，你选想要的书直接拿去就好了。”于是，书院收获了两车新书。

大同书院惠及了周围的居民与学生，但在偏远的乡下，还有许多孩子渴望知识的甘霖。这些年，陆续有不同村的村干部打来电话：“汪老师，您有空儿可以来我们村讲课吗？”汪国云办书院的初衷本是传播知识、传播传统文化，“流动讲堂”的意义也在于此，他二话没说就应允了下来。

每年暑假，汪国云都会带上书籍、投影仪等，自行驾车深入偏远山村的文化礼堂，给当地的村民和孩子们宣讲传统文化知识。郑丽菊常常跟着忙前忙后、拍照记录。“别看她原来不会拍照，现在随便拍拍就很好，我们本地的报纸都登过呢。”对于老伴儿日益精进的摄影水平，汪国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不过，郑丽菊还有更擅长的事。2022年年初，在郑丽菊的亲力亲为下，书院新增了一块菜地，作为孩子们的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东西可写，这说明他们还不善于观察。”观察什么好呢？汪国云首选了植物。孩子们自己动手体验，既能享受劳动带来的喜悦，还能直观地了解青菜、萝卜、花生等的生长过程，这些都可以成为写作的一手资料。

截至2024年，书院学生习作经汪国云辅导修改，发表于报纸等刊物的已有198篇。而这近200篇作文中第一篇的作者名为张浙杭，也是大同书院的第一位读者。读书、升学，虽然他和书院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远，但和汪国云的联系从未间断。读大学后，每个寒暑假，他都会回到大同书院做义工，整理书籍，协助汪国云教学。“有3年多的时间，我每逢星期天都会来报到。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写作的技巧，更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张浙杭的话是对汪国云一家这14年付出与努力最好的褒奖。而书院里还有很多像他一般心怀感恩的孩子，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汪老师和书院，也尽己所能地帮助书院。

在大同书院稳扎稳打、教书育人的同时，2023年5月，一位企业家找到了汪国云：“汪老师，我关注您很久了，能不能在新安江城区也办一所书院，让喜欢读书的人有一个阅读的地方？”可是，城区的场地、运转成本和在乡镇是完全不同的，汪国云说出了内心的顾虑，也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大同书院。没想到，对方不仅全盘接受，更迅速着手实施：“您负责做公益，其他交给我就好。”

第二所公益书院的名字同样取自地名—新安书院。汪国云把周六分给新安书院，周日留给大同书院。他说，自己讲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能总结出的道理就是崇学向善。已经68岁的汪国云目前的想法便是在自己状态好、经得住奔波的年岁，让崇学向善的种子飘到更远的地方。

（感谢浙江省建德市妇联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