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美学的新变革与新拓展

21世纪以来，随着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影艺术、电影技术和电影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电影理论批评的日趋活跃和不断深入，中国电影美学也有了较明显的新变革与新拓展：它一方面注重从中国电影发展道路和创作历史的回顾反思中探寻电影美学规律，并从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实践中总结出若干电影美学经验；另一方面则更加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此来丰富电影美学内容，凸显电影美学特色；同时，它也继续向西方美学理论学习借鉴，不断开拓美学新视野；另外，还能结合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工业的发展实践，着重提炼出一些标识性的美学概念，并予以较详细的理论阐释，由此推进电影美学理论的建构。在此基础上，则明确提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并在建构电影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具体而言，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中国电影发展道路和创作历史的

回顾反思中探寻美学规律

中国电影诞生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既经历过曲折和坎坷，也创造过奇迹与辉煌；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应该深思的教训。21世纪以来，部分电影学者注重从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和创作历史的回顾反思中探寻美学规律，这些理论概括成为建构中国电影美学理论和美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例如，丁亚平相继发表了《担当时代责任的早期中国电影》①、《重新发现中国电影——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②、《史学意识、实证理性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论60年新中国电影史学话语的演进》③等文章，其认为：中国电影与新文化运动不仅完全未曾绝缘，甚至是同步发展的。一批经典题材在电影创作中纷纷涌现，丰富和充实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大银幕。同时，电影创作中相关主题开始变得日趋响亮：一是反封建，二是人生意义的问题探寻，三是伦理的觉悟。五四运动和中国电影的关系，从反帝／反封建、现代／传统的思想和题材上追溯其因袭来源，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五四作为中国电影“元类型”，充满对历史和集体记忆的检视与瞻望。其文章透过百余年历史演进及中国电影持续进行的不同思想主题之探索，较深入地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电影创作之间的联系，并概述了其给当下国产电影创作的有益启示。他还认为：新中国电影批评的发展与演进，与历史现实的客观性和具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应从史学意识和史学话语的角度入手，深入总结当代中国电影批评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演变中所进行的一系列传承与嬗变，并对一些电影批评及历史研究现象进行了思考。李道新《民国报纸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④认为：民国报纸不仅是研究民国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尤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风俗史的必由之路，而且是重写中国早期电影史的重要依据。民国报纸里的电影信息，包括电影新闻、电影论评和电影广告在内，为笔者反思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建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在各种民国大报里，充满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汗牛充栋的各种电影信息，潜隐着一段久经掩埋、未被阐发的中国电影史。陆绍阳《“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⑤认为：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他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范志忠《百年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主题变奏》⑥认为：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史，恰恰就是对电影的商业美学的确认、漠视和重新建构的历史。早期中国电影人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挖掘富有娱乐价值的故事题材，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中国商业电影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照搬了苏联那种计划经济下的电影经营管理模式，对民营电影进行国有化改造，从而在体制上彻底清除了好莱坞商业娱乐模式存在的土壤。“新时期”以后，电影的娱乐性重新获得了合法的位置，中国商业电影在全球性语境中，开始了艰难的重构与突围。周斌则先后发表了《百年中国电影与中外文化》⑦、《百年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之路》⑧、《百年中国电影与艺术创新》⑨、《新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演进与变革发展》⑩等文章，他认为：中国电影百年来的生命历程，不断受到欧风美雨的吹拂浸染，可谓是受欧美文化影响最深的文艺样式。但是，中国电影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它所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生活与斗争；而观众对象也主要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所以它也必然要汲取中华文化的营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民族风格。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始终是同追求民族化和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电影创作之外，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也同样如此。中国有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诗论、乐论、画论和戏剧理论都产生得很早，不仅有一批颇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而且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就为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对象。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对于电影这一极具国际性品格的文艺样式来说，一方面要不断拓宽其对外交流的渠道，注重多方借鉴，为我所用；这样才能与时俱进，跟上世界电影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则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吮乳汁，注重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探求，这样才能不断创新，并能更快地发展，从而使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在国际影坛上独树一帜。同时，百年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证明，艺术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国电影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因；没有艺术创新，中国电影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和新的提高。电影的艺术创新，应该体现在影片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两个方面。创作者对影片所反映和概括的生活内容是否有新的见解和新的认识，应该是艺术创新首先需要认真关注的。当然，电影的艺术创新，还应该表现在电影语言，即叙事形式、技巧手法和美学风格的创新上。没有这样的创新，就不可能使影片的思想内容得到很好的艺术表达，电影艺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也不可能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产生影响。百年中国电影史证明，电影主创者的创新意识和个性追求，往往是一部影片能否具有创新性的关键所在。他还认为：新中国电影批评是在曲折中前行和发展的，既有成绩也有问题，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电影批评有了较显著的开拓和提高。当下，在加强电影批评实践的同时，也需要加强电影批评学的学科建设，进一步完善电影批评体系的建构。电影批评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加强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学科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电影批评学，应该是一门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符合自己的民族特色，并能及时反映当代电影学的新成就和新趋向，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新学科。

二、从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工业发展

实践中总结美学经验

21世纪以来，国产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有了快速发展，电影艺术、电影技术和电影工业水平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国产电影创作呈现出新的美学风貌，并提供了很多新的美学经验和美学规律。为此，不少电影学者便及时面向创作现实，注重从电影创作拍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一些新的美学经验和美学规律，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这样既有利于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建设，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以及电影科技与电影工业水平的提高。

第一，面对国产主旋律电影、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和各种类型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对于其创作拍摄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现的各种现象，部分电影学者注重在美学层面上进行评析和探讨。例如，张英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11着重通过分析英语学术界“后社会主义”的种种观念，重新勾勒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政治经济格局。9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生产分为三大类：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娱乐片或商业片。到了90年代末，艺术、政治和资本结成了新联盟，而跨国文化的运作使代表“边缘”的“独立电影”逐渐形成新的势力。该文最后以图表阐述艺术、政治、资本、边缘作为四个竞争的力量，如何把市场作为核心舞台，展开它们相互间的抗衡、协商和共谋。尹鸿等的《从重制作向重创作的美学转向——2012年中国电影创作》12通过对2012年中国电影创作具体情况的评述，认为：中国电影正在从制作规模的重磅化、商业元素的拼盘化走向电影创作的精致化、文化气质的接地化。此前过度依赖制作规模和商业营销的局面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更多具有表达诚意和交流诚意。周斌在《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的脊梁”——论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13、《切实加强对类型电影的理论研究》14、《论当下国产类型片的创作发展》15、《在多元拓展中不断提升美学品格——论改革开放以来国产类型片的创作发展》16等文章中认为：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主要是塑造具有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的历史人物、革命先驱者和领袖人物、优秀的革命干部和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具有传统美德和先进思想或献身精神的普通人等“中国的脊梁”，其艺术感染力也主要来自这些有独特人格魅力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物形象，来自他们感人的事迹所构成的生动的故事。由于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故而主旋律电影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不仅直接关系到影片的主旨内涵能否得到生动体现，而且也关系到影片艺术质量的高低和艺术感染力的强弱。他还认为：要切实加强国产类型电影的创作发展，大力开拓类型化、多样化的创作空间，并不断完善类型片的创作模式，加强艺术创新，提高艺术质量，注重增加“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的数量，从而进一步增强国产影片的市场号召力和竞争力。要注重把握好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使两者能有机融合为一体。要充分重视东方元素的运用和民族风格的建构。在创作中要根据题材和内容的需要注重多种类型的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袁智忠等的《后影像时代主流电影的美学伦理困惑》17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主流电影在“超稳定美学”与“市场倾向主义”的影响下，电影创作在思想深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人物刻画、美学创新上都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何在电影美学上创新，如何处理市场与艺术的关系，都将是摆在中国电影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赵卫防《“新主流大片”的人本性与中国性》18认为：以人本性和中国性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是“新主流大片”的首要美学特色，这一特色使得主旋律电影增强了思辨价值。尤其是近年来的“新主流大片”在人本性表达层面进一步拓展，更多将视点对准了普通人和个体，使得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情怀寄于普通个体表达出来，使其赋予了更强的人本性主题。范志忠等的《类型与奇观：新西部电影的美学话语》19认为：新西部电影的地理空间已经从经典西部电影中的大西北拓展到包括重庆、贵州、西藏等在内的西南地区。在多元文化交汇和碰撞中，新西部电影深度融合了电影商业性与艺术性、个体性与体制性的关系，在一个同质化、平面化的全球化时代重建了差异性空间，发展出西部古装魔幻片、西部警匪片、西部歌舞片、西部生态片等多种审美样态和类型范式的西部话语。张晋锋《主流电影应从类型化向个性化、风格化升级》20认为：在近几年的创作实践中，探索主流价值传达与类型叙事表达的多元联结方式，成为主流电影发展的主要着力方向。主流电影要想继续引领中国电影的创作风潮，应注意规避类型化生产可能导致的套路化问题，进一步增强原创力，向个性化、风格化的方向迭代升级。创作者要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以各美其美的艺术个性和美美与共的创作品格，丰富中国主流影视话语体系的建构。李建强《对我国文艺片发展的两点认识》21认为：对文艺片一是要重新释义，既要把它视作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样态，又不能把它框定在狭窄的特定表现范围内；既要关注它内隐的作者性、实验性和探索性，又不能把它与大众性、可看性和商业性简单地对立起来。二是要正态分布求解，文艺片一般投资较小，大都属于中小成本，加上不以票房收益为首要标的，因此相对于主流大片和商业类型片容易处在市场接受的弱势位置。但这绝不等于说文艺片必须只能屈就劣势地位，没有自身的优势，没有衍化的可能。因为各种随机变量的加入，文艺片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棋高一筹、有所作为，超越常态的制衡，做到不仅叫好而且叫座。龚金平《中国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符号化包装与奇观化叙事》22认为：当前中国许多热门商业影片虽然源于新闻事件或具有现实感，但其创作方式和目标与传统现实主义却有显著区别。将这些影片置于大数据时代和消费社会语境下审视，它们可被视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其特点为：针对观众现实焦虑，炒作社会热点；挖掘现实题材中的卖点和奇观性；以煽情或传奇方式缓解焦虑。这些影片将“现实主义”作为商业盈利手段，但也反映了观众的消费心理，折射了现实主义作为电影美学特征的开放性，甚至拓展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内涵，并能从中窥见时代人心的一些侧面，完成对现实更为迂回但也可能更为深刻的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