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乡土题材电影的美学建构

表现乡村生活，关注乡土社会，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淳朴、诗意的乡土想象，到左翼电影中凋敝、衰败的“废园”呈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奋昂扬的乡土革命与乡村建设风貌，到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乡村镜像，中国乡土题材电影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表现内容和美学风格特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我国乡村发展日新月异，涌现出生机勃勃的全新乡土经验，为乡土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生活基础与素材。新时代中国乡土题材电影一方面应着力表现广大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与振兴发展，另一方面也应在美学风格方面开拓创新，以新颖的、富于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美学特质，熔铸和承载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丰厚内涵，充分发挥新时代中国乡土题材电影“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

近年来，《十八洞村》《最后一公里》《一点就到家》《秀美人生》等聚焦乡村脱贫攻坚和振兴发展的影片，在思想意识表达、审美艺术呈现、商业价值实现等方面做到了有效平衡，彰显了一些新的质素，为新时代中国乡土题材电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当下也有不少同类题材影片，在反映乡村振兴和乡土生活变迁时，存在模式化、雷同化、开掘不深、缺乏美学感染力等问题。新时代西部中国乡土题材电影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美学方面有所突破，亟须进行深入探究。当前电影美学研究呈现出“大文化视野”的倾向，不仅仅限于对电影自身内部各要素如电影语言、思维、叙事、结构、人物形象等的研究，而是广泛关注电影与文化环境、其他媒介、科学技术、市场消费之间的关系。新时代中国乡土题材电影的美学建构也应与时俱进，积极吸纳电影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对电影与政治、文化、工业、技术的关系探讨中，思考和重建新型乡土电影美学。

一、“共同体美学”与

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美学建构

表现乡村振兴伟大实践和成就，是中国乡土题材电影在新时代的新使命和新趋势，也是中国乡土题材电影自觉融入国家话语和“新主流”电影合奏的重要契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近年来学界关注和探讨的“共同体美学”理论构成了某种关联性。因此，可以把“共同体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美学建构研究中，使其成为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美学建构的话语资源和理论支撑。

我国影视界学者关于“共同体美学”的探讨，最初是由饶曙光先生发起的。“2018年，《当代电影》杂志社组织了一场关于‘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的讨论，‘共同体美学’就是在这场讨论与对话中碰撞出来的。”①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共同体美学”展开研究，深入探讨了“共同体美学”的理论源流、理念内涵、实践路径、价值意义等。广泛论及地域电影、民族电影与“共同体美学”的关系；“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外电影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电影的交流发展；“新主流”电影、戏曲电影、“国潮”电影、“拼盘”电影与“共同体美学”的关系；“共同体美学”与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发展等。

作为一种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倡导和实践方法，“共同体美学”至少具有这几个层面的内涵和特征：

首先，积极响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共同体美学是一种呼应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美学，其优势在于对接顶层设计、紧跟政治潮流。”②对外，“共同体美学”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积极建构各国电影相互交流、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对内，“共同体美学”一方面努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撑，试图“解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何“呈现与建构认同的问题”，尝试“建构一种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共同体叙事”③；另一方面，“共同体美学”秉持乡村振兴与城乡共同和谐发展的理念，尝试寻找推动乡村振兴主题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和精神动力”④。“共同体美学”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呼应，是以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和导向的，彰显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

其次，倡导电影文化的共通性。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交流变得频繁，但一些国家之间仍存在误解和摩擦。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共同体美学”试图以电影为纽带，“增加文化的共通性，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减少误解与误判”⑤，既增进中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了解，也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搭建电影文化的桥梁，助推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同频共振，从“高原”走向“高峰”。同时，“共同体美学”还努力促进本国内各民族、各地域电影文化的融通，探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电影之间的文化共通性，凸显共生、共荣意识，为进一步建立情感共同体、创作共同体、产业共同体奠定基础。

再次，注重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共同体美学”充分肯定观众在电影接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电影与观众的关系问题是共同体美学要解决的核心”，认为“要建立一种互动、建设性的关系。电影一定要涉及很多动情点，经过精心的规划”⑥。“共同体美学”倡导根据观众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心理来设计情节、塑造人物、抒发情感，努力实现电影与观众的良性互动，“作为一个具有极大理论空间和张力的电影理论，它是面向观众的，通过‘共同体叙事’与观众产生共情、共鸣和共振”⑦。

最后，鲜明的实践品格。“共同体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践性作为自觉的追求，彰显出鲜明的实践品格。正如饶曙光先生所言：“共同体美学是一种实践性的美学，它来源于实践，也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完善和拓展。”⑧“共同体美学”关注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电影实践活动，关注电影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并以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干预和影响电影的创作发展。可以说，“共同体美学的核心就是实践性”，“推进中国电影的艺术进步和美学进步”是“共同体美学”“自觉性理论实践的最终目标”⑨。

“共同体美学”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电影发展现状而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既有理论色彩，又有实践品格，“能够指导扶贫题材影片、少数民族影片等”⑩，对当前的电影创作有重要的启发性。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的美学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和吸纳“共同体美学”理论，丰富自身的美学内涵。

其一，融入“新主流”话语和“共同体叙事”。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应自觉关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表现乡村振兴的社会现实和全新乡土经验，深入反映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取得的成就，积极向国家主导方向靠拢，将自身融入“新主流”电影创作的大合唱中。近年来“新主流”电影能够迅速崛起，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具备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观输出方式。“新主流”电影的核心特点是“被主流市场所接受、所认可、所欢迎的大众电影”，同时又鲜明地体现了“主流价值观”11。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应采取“新主流”话语表达方式，弘扬积极向上、昂扬奋进、自强不息、拼搏奉献的精神，在乡村建设发展的动人故事叙述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乡村和城市和谐发展、相互促进的“命运共同体”。

其二，重视观众接受，在情感上打动观众，引发观众的共情和共鸣。按照“共同体美学”的观念，电影和观众也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观众只有在令自己感动、满意的电影中才能获得观影愉悦和满足，电影只有打动观众，才能引发观众的认可与共情。表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的新使命，但这种表现绝不是模式化的、教条化的，不能“以一种图解化的宣传思维来阐释和解读脱贫攻坚国家战略，遮蔽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脱贫攻坚中的现实矛盾和危机”12。而应扎根乡土大地，沉潜到乡村生活的深处，“对乡村存在的现实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并秉承着某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其加以演绎”13。既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又要以生动鲜活人物、故事，吸引观众，感染观众。应深入钻研电影的“情动机制”和观众的观影心理，以“接地气”的表现手法，精心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形象，设置“共情点”，从而打动观众，使其在观影过程中获得精神愉悦和心灵满足。例如《十八洞村》通过对主人公杨英俊人生经历和现实处境的深入开掘，使观众充分理解了人物“下定决心要和‘穷’打一场硬仗”的思想动机14；《秀美人生》也“用了更多的笔墨，去描写黄文秀对村民们精神世界的理解和抚慰”15。上述影片以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故事讲述和情感挖掘，激发了观众的情感认同，达到了观众与片中人物共情的审美效果。但也有一些乡村振兴题材电影如《岭上花开》《一个不落》等，其人物塑造特别是扶贫干部的塑造，心理动因不清晰，性格发展缺乏依据，难以让观众产生共情。由此可见，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在建构观众“共同体美学”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其三，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增强影片的娱乐性。“‘对话、开放与包容’是共同体美学的核心。”16受此观点启发，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在传达严肃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亦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非主流文化展开对话，有选择性地吸纳其有益成分，为己所用，丰富自身的表现手法和形式风格，增强娱乐性，拉近与青年观众之间的距离。近年来涌现出的《最后一公里》《秀美人生》《一点就到家》《橙妹儿的时代》等优秀乡土题材电影，或运用夸张、巧合等喜剧手法，或采取成长、悬疑叙事，均打破了以往乡村扶贫影片“惯用的英模叙事和苦情叙事，赋予情节以轻喜感，使得影片节奏更契合当下观众的审美”17，增强了吸引力和观赏效果。正如有论者所言，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同样可以时尚感十足，可以有较强的娱乐性，可以在艺术的氛围中发挥教化的功能，并对观众产生正向的情感触动”18。

“共同体美学”既有深厚广博的理论基础，又有鲜明的实践色彩和现实针对性。不仅有助于丰富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的美学内涵和风格，而且有助于当前乡土题材电影创作突破模式化倾向，进行多样化开掘，在与观众的共情共鸣中继续呈现乡村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共同体美学”对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美学建构具有重要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二、中国传统美学与新时代

乡土题材电影美学建构

近年来，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呼声颇高。其动机和出发点，是以中国传统美学为根基，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创作成就，总结有益经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体系和电影美学理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曾提出“在同一个作品里各种美的艺术的结合”观点，认为演讲术、绘画、诗、音乐等可以在戏剧、歌唱、歌剧、舞蹈中结合起来，“而在这种结合中美的艺术就更加人为化了”19。在中国古代，也有诗、乐、舞的结合，诗、书、画的结合。由此可见，把某种艺术的美学经验，运用到相邻或相近的艺术中去，是有理论依据和可行性的。电影是综合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吸纳了多种艺术的营养，逐渐成长成熟。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所蕴含的丰富美学思想和深邃美学精神，是中国电影发展创新的宝贵财富。新时代乡土题材电影亦可以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汲取有益营养，在传承弘扬中进行新的美学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不仅自身包孕着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绘画、书法、音乐等各种文学艺术种类的发展，既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也涌现出不少总结具体艺术种类美学经验的论著，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古画品录》《画山水序》《林泉高致》《笔法记》《乐记》《曲律》《闲情偶寄》《人间词话》等。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有不少导演如蔡楚生、费穆、郑君里、桑弧、崔嵬、谢晋、吴贻弓、吴天明、霍建起等，有意识地将上述传统美学思想和经验理论融入电影创作当中，自觉探寻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表达风格。随着建构中国电影学派倡议的提出，一些电影研究者围绕该领域，展开了深入探讨。

王海洲等的《中国电影与文化传统》，细致梳理了建构中国电影学派可资借鉴的传统文化资源。既从总体层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精神、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在中国电影中的传承转化，又具体分析了传统诗词、绘画、小说、戏曲等艺术美学经验对电影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目前该领域较为全面厚重的论著之一20。王海洲先生及其研究团队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究传统美学概念范畴与建构中国电影美学的内在深层关系。例如，从传统文论核心概念之一的“文以载道”出发，论析“道”在当下所蕴含的新意，强调电影应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提出了“影以载道”的方法论路径21；从儒家美学的重要概念“仁”入手，探讨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创新性地塑造具有时代意义的正面人物形象和理想人格22；从传统文化艺术中“生生不息的永恒与转瞬即逝的短暂对立统一”的时间观，揭示中国电影有别于西方电影的东方“叙事时间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悠游之感”和独特美学韵味23；从禅宗美学影响下的传统绘画美学空间观念，分析中国电影中“层次丰富的电影空间”和“俯仰天地的艺术况味”24；从“无理之妙”、“静默”、“无我之境”、“圆融”观念等方面，阐释禅宗美学思想浸润下中国电影的“禅意”旨趣25；把传统诗论中“赋比兴”的原始思维含义延伸到电影美学研究领域，重新思考电影“赋比兴”的美学内涵和价值意义26；由传统哲学和美学中重要感性思辨概念“气”切入，辨析其差异化意涵，从自然之“气”、以“气”论身、生命之“气”等角度，论述传统美学中的“气论思想”对中国电影民族美学的建构2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