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还原学”的文学方法论意义与文化意义

杨义的文学研究，是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在其学术生命的最后、最重要也最有力度的学术关键词，便是“还原”。如何理解这个“还原”，不仅事关对杨义学术建树的解读，不仅事关对杨义学术评价的准确性问题，而且也是事关当代人文学术的重要方法论的认知，以及对这种学术开拓的文化意义的评估。一般认为，杨义的“还原”之学就是还历史之本原。这样的还原是一种取法，更是一种学术格局。它包括还历史文本之原的野心，或者还历史人物之原的诉求。不过对经典文本的还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存有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也基本上处在假想的逻辑之中。面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思想、文学、文化，任何研究都无法形成验证，而无法验证就无法还原。其实，杨义的“还原说”更多的是在寻求还思想之原的路径和方法，更主要的是从思想、心理逻辑追根溯源。还思想之本原，在具有逻辑的、思维的可信度意义上完成思想、精神的还原，甚至将后发思想发还到原本、原人、原学的原态之中，将当代研究代入原来的文本，虚拟到原人的思维，形成与古人对话的学术语境，完成对古典思想文化的创造性阅读和研究。这才是解读杨义学术研究和文学研究学术文本的可操作方法，也是理解杨义“还原学”真谛的一种有效路径。

一、“还原学”与杨义的学术格局

粤籍杰出学者杨义，在其成熟之年，以诸子还原为其学术内涵，以“还原学”为其学术建构的理论框架，以先秦思想文化的还原研究为其学术旨趣，也以这样的还原研究成为他学术成熟的标志，以及学术个性和学术风格的标识。进入21世纪以来，杨义贡献了《论语还原》《老子还原》《屈子楚辞还原》《韩非子还原》《墨子还原》《庄子还原》《兵家还原》等先秦诸子还原著作，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基础学问鲁迅研究，以及他后来确立的大文学史观而创立的文学地图学，都纳入了“还原”研究范畴，出版了《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和《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这两部重要著作。可以说，“还原”已经成为杨义学术的核心理念、关键方法，已经成为他的学术格局的理论概括。

先秦诸子的研究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显学，是文史哲三类研究在传统学问体系中最重要的交会点。对于先秦诸子这样经典的经学范畴，传统学问往往致力于阐释性的解读，或者进行训诂式的考辨，一般不会张扬起如此鲜明的“还原”旗帜。杨义公然打出“还原”的旗帜，格外引人注目，当然也不免遭到一些质疑。但他更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胆识，一连撰著了近十本专著，将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庄子以及屈原和兵家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解析和论证，以这样的成果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还原”性研究的气魄和胆识。这样的成就，连同其所体现的气魄和胆识，的确超出了传统经学家的学术建树，更超出了现代学者的通常格局。他的学术建树不仅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也在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等方面建立了殊勋。

杨义的“还原”研究，试图以本真的思维切近经典的遗产，以卓越的思想覆盖文明与文化，以生命的体悟寄寓学问和学术，他的罕见的学术解读力、思想领悟力、学术原创力，具有一种抵御拒绝思想沙漠化的能力。他创造了在学术分工时代走向学术综合并建立思想建构功绩的奇迹：他打通了古代与现代，沟通了思想与文学，联通了哲学与历史，建立了包括大国学术在内的学术文化思想，“边缘的活力”之类的学术文化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都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具有开放的衍生力，相信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回应那个时代的学术探讨和诘问。

这就是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在杨义先生逝世百日祭组织“大国学术与杨义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初衷，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杨义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组织“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思想研讨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杨义先生离我们逐渐远去，但只要阅读他的著作，只要回味他的思想和学问，就会觉得他的学术生命仍然鲜活地存在着，而且他的音容笑貌反而更加清晰，而他的学术、思想、风度很可能历久弥新，这样的现象就是免除思想沙漠化的现象。

我们所处的时代，从人文学术的宏大背景来说，是一个充满思想、文化和学术的时代，到处呈现出文化绿洲的景象，学术生命昌明，学术气氛活跃。不过如何能让后来者、后世思想者和人文学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之时，依然保持这一片绿洲的印象，保持这一派学术生命鲜活的记忆？这就需要杨义这样的学术建树，以及他的“还原学”彰显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气派。其实有人已经注意到，过去的一段历史中，人文学术有高原但无甚高峰，可称得上学术大师的学者为数极少，而能够成功地避开思想沙漠化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贡献更可能微乎其微。而此前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似乎有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辉煌。但是，学贯古今，文史皆通，大国情怀，世界眼光的杨义，应该说创造了离我们最近的学术奇迹。这其中的奥秘正是与杨义在思想取法和学术方法论上大胆标举“还原学”有关。杨义的成就以及他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力，应该都可以归功于他的这种具有“还原”气度和魄力的思想取法和学术方法论。

二、粤地文化传统与杨义“还原”学术气度

杨义的学术成就独步于时代，独立于古今，与他在时代和古今的学术文化中独树一帜的“还原学”学术风格与学术气派有关。而要使得“还原”之说不流于奢言，不落于空想，就需要足够的学术底气，丰硕的学术修养。杨义出生于广东电白农村，虽是宋代大儒杨时（龟山先生）的后裔，但从小生活条件和读书条件都较差。不过他走出农村以后，迅速投入古今学术的海洋，以异常的刻苦投入研究，以非凡的勤奋钻研学术，从而取得了彪炳于当代学术文化的成就。

一般认为，少时生活困顿，读书条件不佳，是学术研究和学术成就的负性背景。其实对于杨义这样善于读书以勤补拙的读书人来说，家庭藏书的严重缺乏、从小读书资源的严重匮乏，并不一定构成研究和成才的障碍。类似于杨义这样少年时候读书条件差，后来一旦具备阅读条件便以报复式的狂热投入阅读、研究的，往往比一般人更珍惜读书的机会和研究的条件，因而学习效果和研究成就也就更为突出和显著。杨义是如此，莫言也是这样。

清人袁枚有著名的《黄生借书说》，认为家藏无书，反而是读书人成功的秘诀，所谓“书非借，不能读也”：书“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当然，“书非借，不能读”是一种绝对化的说法，但对于杨义这样出身相对贫穷，读书条件不佳而又十分喜好读书的读书人来说，却是一种成功的秘诀。杨义相关的学术自传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无书可读到有少量书可借，他所能做出的反应便是狂热地阅读，海绵般的接受，以及一丝不苟地做笔记：“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要逢考必胜，把一本本教科书翻得稀烂，近乎倒背如流。此后，他成为当地第一个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当时人人羡慕的北京石化总厂宣传部门工作。再往后就是一段动荡的岁月。那些年，他保持着内心的定力，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单位图书馆封存的书籍，认真读了《资本论》《鲁迅全集》等大部头著作，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①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后，他按照导师的指引，利用文学所图书馆的丰富资料，看文学期刊，看原版图书，几乎每周都拿一个布包从文学所图书馆背回厚厚一摞民国期刊或原版图书，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完成阅读，看完一包再还回一包，然后又再借一包，周而复始，历时十年接连不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2000多种原版书，浏览上百本期刊合订本，还包括阅览资料室的图书剪报资料。所有的这种阅读和资料搜集方法，作为杨义学术研究的基础，都在出色地实践着古人所说的“非借不读”现象，也都在显示着“非借不读”的优势。

“非借不读”作为一种特别的知识积累和研究积累的现象，在如杨义这样的大湾区出身的学者身上更容易得到体现。岭南地处湿热地区，常年空气中水分较重，即使在书香门第或是殷实人家，藏书也是一个烦难的问题。在一个不利于藏书的自然条件下和人文环境中，“非借不读”的读书方式，以及由此方式带来的对读书机会的珍惜，由此现象造成的对研究资源的认真态度，对于一个优秀学者的成长，以及对于优秀学者卓越成就的取得，都会构成良好的“负性背景”。岭南学者往往更珍惜读书的条件，更能够发掘和利用相应读书条件的优越性，因而也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家，至少不会影响岭南学者成为学术大家。因此，藏书自然条件的劣势，或者拥有图书资料的经济条件的匮乏，在“非借不读”这样一种虽然有些残酷但同样也非常有趣的文化运作中，至少不会影响或消减杨义这样的学术大家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于是，他可以以一种学术文化的傲然之气，倡扬对于经典思想文献的“还原”信心和学术意识。

三、“还原学”研究的诗学探索与

文学学术意义

一般认为，“还原学”是经史之学的学问，属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与文学研究相距甚远。但杨义是文学研究、诗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他对“还原学”的开发非常注重其中的文学研究应用，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

他的《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首部明确标示“还原”研究法的学术著作，他的《庄子还原》其主要篇幅也集中于庄子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不过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还是他将“还原”研究法用于《屈子楚辞还原》，这部书将经学研究、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让“还原”在诗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发挥其神奇的作用，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赞叹。

首先，杨义将屈子的身世、身份进行文献学、历史学甚至语言学的还原，经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笺证、《史记·楚世家（宣威怀襄）》笺证以及对屈氏家族祖源与分宗的考察，认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的所指，谓“伯庸”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是“屈”或“甲”。昭、景、甲氏并列为楚国公族，“甲”也是“夔”字的促音，只是方音上与“屈”略异。封于夔子国的伯庸之长子莫敖屈瑕，成为屈氏家族得姓氏的始祖。这不是简单的世系考证，更主要的是揭示屈原的历史文化意识之来源，通过家族祖源分析，解开屈原辞赋的深层文化基因。以前对屈原家世、身世的解读，即便注意到“皇考伯庸”，也是一笔带过，因为评论者往往认为这与《离骚》的本文没有太多关系，杨义从“文化血脉”的生成、“文化基因”的构成、文化意识的来源这些方面认证屈子的世系与来历，这就从文化还原的意义上认定了这位诗人其家国情怀的深厚底蕴，就可以扣紧楚国、楚文化、楚文明传统来理解和阐释《楚辞》和《离骚》的文学内涵。事实上，确认屈原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世系”之士的身份，在理解《楚辞》和《离骚》的文学内涵和诗学意境方面可能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杨义的“还原学”研究助力屈子的文学研究，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次，杨义《屈子楚辞还原》又从经学、史学方法中及时脱出，致力于“诗学编”的还原，即把屈宋辞赋作为真正的诗进行生命密码的解析。他论证《大招》出自景差手笔，乃是楚顷襄王三年为客死于秦的楚怀王归葬故土而作的招魂辞，因为他从文本“还原”的角度看出这是一篇“官样文章”：“始终把楚怀王当作太上皇对待，迎入离宫，而且不写招魂仪式就可以在国家典礼上使用，却没有执笔者个人的著作权；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招魂》乃屈原失去文学侍从之臣为国家典礼写作的资格，却在楚顷襄王之世更加难忘与楚怀王的缘分，因此以私家著述的方式，把楚怀王当成真正的王者，迎入楚国正宫，肆意享受楚国饮食歌舞之盛，而且写了诸多招魂仪式，就不能在招魂典礼上使用。”②这是真正从创作学、诗学的角度还原写作场景，钩稽写作者身份，进而确认古典作品原样原貌的精彩范例，是通过“还原学”在诗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所能建立的重要的学术功勋。

再次，通过还原之学，返回古人的生命形态甚至是心理状态，杨义别出心裁地揭示了《高唐赋》《神女赋》中的“神游”“神猎”（也就是“灵魂出猎”）的现象。古人常常通过神奇的想象出游、出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如果将这种想象性的神游、神猎认定为真实的生命行动，那就会出现误读、误判。杨义从生命还原、写作心态还原的角度认定，《高唐赋》《神女赋》写楚怀王、顷襄王两代楚君同恋巫山神女，应是顷襄王已经故去，而且是“神游”“神猎”状态，才可能出现这种写作自由的空间。“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罘<P：＼南方文坛＼2025年＼2025-2＼图片＼干.tif>不倾，涉漭漭，驰苹苹，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获车已实。……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如此打猎，弓箭未发，网罗未施，就猎获飞鸟走兽满车，这是真正的灵魂出猎，可以说是一种“神猎”。古人不仅常常在文章中写“神思”“神游”，而且也会写“神猎”，这是杨义的发现，也是他经过生命还原、写作场景还原和古人心理还原而得出的精彩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