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还原与世界视野

当杨义先生刚刚以其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崭露头角，据讲，就有外国学者说，作者一人做了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为参加中国社科院组织的这次杨义学术思想研讨会，我检点了杨义先生洋洋洒洒，等身的大部头、成规模的皇皇多系列著述后，也顿生望洋之叹！不能不感慨，杨义先生真是学界的超人！要研讨其一生的巨量成果，恐怕更需要几个研究所、几个专业的学者来做。我深知自己的才疏学浅，更何况杨义先生的成果早已超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边界。也许是出于对杨义先生能不断更新自己研究领域的好奇，仅借此契机略作梳理，以了解、彰显杨义先生治学之志的方式，表达我对这位“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勤奋而卓越学者的敬意和感激。

一、学术责任的担当与谋划

我曾参加杨义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写作，虽说，杨老师带领我们这个项目组仅在小规模开题时举行过一次会议，之后再无交流，但我自知极大地受惠于先生的这一眼力识见，坐享了他对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捕捉。杨义先生主编的这套六卷本丛书，虽然因为作者之一的周发祥先生罹病而辞世，一直到2009年才出版。实际上，杨义先生以其世界视野，对20世纪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关切，在20世纪末就敏锐地筹划启动了这一学术工程。当时，我们这些被杨义先生所选中的作者基本没有相关成果，甚至还不明就里。我是仅凭着对翻译文学的热爱而领受这个任务的，在这片当时还可称为是学术的“生荒地”，从出现了哪些翻译文学作品，涌现出哪些重要翻译家，文学翻译作为历史实践中的文化行为做了什么？具有什么作用？这些最基本的事实与问题开始摸索、梳理、总结，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个领域耕耘了20多年。我承担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出版后，因为阅读、整理相关资料以及为解决自己在研究中所遭遇的困难，又申报、主持了《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18卷）、“《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及其数据库建设”两个国家与学校的大型学术项目，目前《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已出版13卷，“编年考录”已完成初稿，其数据库也与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合作上线。我和项目组能够做些有价值的事，是与杨义先生很早就把我带入翻译文学的文化研究这个得“先声”“新创热点”的学术领域分不开的，否则，恐怕我仍会在陈陈相因的框架中零敲碎打。所以，我一直对杨义先生感念不尽。

杨义先生这一高瞻远瞩的策动之功不仅让我个人受益，主编这套《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实际上是他于两个世纪之交，“站在一个世纪性制高点上”来总结与建立一个“整体的综合的文化方略”之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杨义为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阅读了2000多种原版书刊，论述的作家有600人以上。接着他又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上下卷），创造了“以史为经、以图为纬”“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新模式，使以图来讲文学和历史成为出版界的一大热点。可以说通过这两部具有开创性的文学史写作，他已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存状态与发展流变尽收眼底。但杨义并没有故步自封、画地为牢，随后就为探源中国现代小说的端绪走出了自己学科的门限而转向古典文学领域，系统阅读了从先秦到清代的小说，以清理两千余年来文学与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勾勒其风貌神采。从文化学与叙事学角度，追索中国文化异质于西方文化的特殊形态。其结晶即分别于1995年、199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与《中国叙事学》。这两部作品均以其创新性和学术功力在海内外深得好评，标志着杨义经过20多年浮沉书海的苦读积累所达到的贯通中国古今文学之“合观”的学术境界。如他所说，“我是带着中国数以千计的古今叙事典籍的阅读感受”①，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思考中国自古及今的文学本体论”，也思考西方理论的非世界性和不足的。也正因此，钱中文、杜书瀛两位专家高度评价说，杨义的研究超越了中国学界对西方叙事理论的一般性介绍、搬运阶段，“在理论上揭示了不同于西方，对于西方学者甚为陌生的中国叙事学世界”，“第一次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②。

杨义清楚地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中谈论学问，还应把“前人”加上“外人”③。因而，无论是其治学，还是倡导，均特别强调“中西文化双轴兼备”的双重视野，同时他又比一般学者更具有国家意识，以及“我在一个国家的研究所里面工作”的身份意识，特别当其因卓著的学术贡献走上我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岗位之后，又恰逢两个世纪之交，加之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焕发起杨义构建新世纪大国学术—文化格局的雄心。他一再提出“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之命题，认为这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新世纪中国人文建设与学术方略要把握的核心，关系到滋润和培养国民素质和心灵的归属，关系到国家形象和综合国力，甚至将其提高到“我们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命题”的高度。因此，他制订了重绘中国文学与文化地图的宏大计划，企图“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共同体的人文学术根据”，而且一再强调这个地图要体现出“现代大国的文化气象”，“深厚、广博、精彩、体面”。他在2001年“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上动情地宣称：“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地图。”④

杨义所规划的这个地图有三大板块：其一，汉族的典籍文献和考古文物；其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遗传和口承传统；其三，对外来文明的传播和接受⑤。杨义先生策划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正隶属他想付诸实施的第三个板块的内容。为此，他选择集合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企图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需求和思想精神史的互动、互渗、互斥、互化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20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以确认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认为其发展形态是由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共同建构的多层次和互动性的文化时空。

二、学术方略的选择与实践

杨义对自己学术方向的选择是主攻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之第一个板块“汉族的典籍文献”研究。其动念也许早在1992年他到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摸索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方式。他后来的转向诸子研究应与此时的交流与碰撞密切相关。当下学术界也正热议这一话题，杨义的思考与实践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当有益的借鉴。

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热点，杨义认为，近20年西方文艺学引人瞩目的发展，均与叙事学有关，这种侧重文本内在分析的研究角度，虽颇具创造性，却并非中国文化与思维的特长，我们应该采取不同于西方语言学的文化学思路，从具有优势的历史文化中开拓路径。而且他指出，“研究要形成大国气象，就需要谛视大书”，“任何现代大国，尤其是兼是文明古国者，文化还原是其必修的基础课题”⑥。他还进一步规划：“现代文化建设有两个关键的着力点：一是文化的原创性；二是文化的共享性。”⑦杨义不仅自觉地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运筹帷幄，更躬行实践，再一次毅然决然地从中国古典小说及其叙事学研究转向先秦诸子，以探索与解释中国文化原创性的动力。在他看来，“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大规模原创的大时代，是中国思想的创世纪”，“铸就了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文化基因”，“研究诸子，就是研究我们的原本”⑧。

杨义所谓“文化还原”的切实方法，旨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一项“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工作”⑨，“对中国文化基本事件的总体脉络，中国文化重要现象的生命特征，进行实证性的回溯和呈现”。概而言之，即以“生命的还原、思想过程的还原、文化基因的还原、民族思想文化发生的丰富复杂脉络的还原”之“四义”为纲，他确信这是“一个文明久远的现代大国清理自身文化基因的带有根本价值的思路”⑩。通过20来年在这一方向上孜孜矻矻、蓄志砥砺的艰难践行，杨义先生再创出累累的学术硕果：《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屈子楚辞还原》等系列专著，熔铸群言、兼综博实、真修实悟，通过梳理诸子的家族渊源，考察诸子思想产生的地域，追踪其文化成因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性，把诸子作为一个真实的生命还原到他本应存在的历史文化时空之中，解读诸子经典中的生命状态、领悟其智慧。尤其在鸿篇巨制《论语还原》中，杨义启动了人文地理学、历史编年史、史源学以及文献学、简帛学、考据学等集成方法，前所未有地编定了孔子历史人生与《论语》的编纂、流布、定型的年谱，经过详细的文献学和篇章学的多维度参证考究，通过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综合考察，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的缝隙中，提出并有根据地解答了前人未曾深究，甚而遮蔽了的50多个问题，不仅将《论语》视为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群体的共同建构，更进一步分疏出孔子、孔府与七十子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态与生命痕迹，呈现出儒学道脉的层积性与复合性。针对《论语》的编纂体例是突出夫子之言而删除背景及其他人的对话，以及有关孔子的材料随遗简在传播中散落于群书的碎片化状态，杨义更通过穷搜散布于各类存世文献与出土简帛，辨析出蛛丝马迹的关联，相互参证，尽可能地统摄组合、缀碎为整，有根据地推测、复原出《论语》因过于简略而残缺了的历史现场，从而疏通其发生学的脉络，激活其本有的生命感和情境感。杨义“刨根究底”的诸子研究，还引入了风俗信仰等民间资源，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及其性格、要素、源流的恢宏生气。加之他对《诗经》《楚辞》与李白、杜甫，以及中国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文学经典及大家等“文学全史”的“通观”研究，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碰撞融合的背景中，超越中原文化中心的立场，加入西域胡地文明、江河源文明，揭示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中华民族兼容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复合型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能数千年不曾中断、生生不息的活力。

杨义所致力于中国文化还原并非仅仅是回归传统之义，并未仅仅局限于国族性文化原创的发现。如他剖白，他的文化还原“是有世界视野的文化还原，是有现代意识的文化还原，是要在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坚实的文化原点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阐释和现代性转型做出深层次的学术处理”11。他认为：“没有世界视野，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学术。”12他治学的追求，旨在使中国文化获得恰如其分的世界性位置，也能与世界进行深层次对话，使中国文化与文学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杨义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进入古典领域所具有的本色视角与意义所在，他不仅企图通过“文化还原”“发现原创”，更想“高度珍惜和深度开发这些资源的深层智慧，从中具有原创性地转化出古今相贯的现代品格和中外共享的世界价值”13。

为实现此一抱负，杨义不断地实践与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与体悟，陆续辑集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通向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感悟通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文学地理学会通》《国学会心录》《寻找大国学术风范：杨义自选集》《耕海一二三——杨义谈读书与治学》《澳门文录：走向文学地图的纵深处》《探寻文学全史的脚印》等治学谈专著。他从自己的访学及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中探讨与世界进行有深度对话的可行性经验，认为有世界视野与现代视野的文化还原，其前提条件是“要用心寻找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话题，你只能关起门来自言自语，难以获得人家的理解，难以融入世界的整体学术当中”14。以此为依托，才能进一步参照西方现代理论和价值，就共同的话题或关键性术语展开具有比较性和判断力的切实而深入的对话、阐释与转换。通过中西互参、互鉴的广泛研究，杨义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原点和西方的现代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我们发挥原创性的空间”15。遵循“共同话题，不同声音”的原则，对中国古典文本进行“还原释读”和“原创性的现代阐释”，是杨义力图把握的两头：最原始的材料和尽可能开阔的现代意识16。其成果在两方面都做出了示范，如前已提及的《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即把叙事作为人类一种精神现象的共同话题，在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的同时，立足中国数千年的叙事经验，不仅对于西方叙事学所聚焦的结构、时间、视角等大端，总结出中西相同与互异之处，也把西方叙事学较少涉足，而独具中国特色的另类叙事形态：意象叙事与评点派叙事批评纳入了叙事研究的框架，从而概括出中国叙事学的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建构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分现代化的叙事学体系。另如，针对学界把屈原《天问》的时间混乱解释成“错简”的一般看法，杨义回到文本，根据最早注解《楚辞》的书——王逸《楚辞章句》的《天问》解题，了悟了《天问》的时空错乱与楚国壁画思维方式相通的玄机，从而做出该作是“人类思维史和诗歌史上第一次采用大规模的时空错乱”形式的定位，并将其与西方意识流相比较，认为西方小说中的时空错乱来自近代心理学，而《天问》的时空错乱则从中国诗画相通的路径进入。由此进一步对《天问》进行了新解读，认为该作不是“人问天”，而是“天问人”，采用的是形而上的视角，以理性精神解构了固有的神话观和历史观。杨义通过揭示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和智慧，具有说服力地让“屈原以崇高而独特的姿态，跟荷马并肩站在人类诗歌史的早期的开端”17。他还认为李白创造了一种“醉态思维”方式，并与西方的酒神思维，狄奥尼索斯的酒神文化相对照。其《墨子还原》在考论墨子里籍的基础上，揭示出墨学发祥于东夷边鄙，汲取了东夷文化基因的秘密，并评价其政治理想是宣示了一种草根显学的左派政治立场。他的《韩非子还原》，不仅肯定其历史意义：“使政治学说脱离天命巫术思维和宗族伦理纠缠而成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开创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封建集权思想模式以及以法治为唯一标准处理复杂的政务民事的政治原理的先河”；也指斥其取缔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强权思想，对历史的长远和正常的发展埋下了可怕的祸根。由此可见，无论肯定还是批判，杨义均以现代意识为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