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敢为先，改革创新有作为

当代知名学者、文史专家杨义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一路走来，平生留下丰厚的学术成就。这些成就凝聚着那一代中国学人励精图治敢为先、改革创新有作为的博大精神和建构中国学术的宏伟志向。因此，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此一时期的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之下，以探究他的学术奥妙和方法论意义。杨义治学广博而不求精深、善于创制新概念开拓新领域而不求体系之完备，从鲁迅文学到现代小说史再到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从中国叙事学、大文学观到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再到文学地理学乃至诸子还原等，他学术生涯40载不断开疆拓土而矢志不移，这难免失之缜密而有些驳杂，但却给后世留下诸多贵重的思考火花和学术增长点，从而完美体现了改革开放一代立志冲破思想牢笼而勇于创新求变的人格特征。这个特征，还体现在杨义深受1980年代“文化热”的浸染而在文学研究中开拓出“文化视角”，在此推动下则有了从文学到历史、从现代到古典的汇通文史贯彻古今的学术发展大观。这中间，作为其学术原点的鲁迅研究，尤其是从鲁迅那里提炼出来的“文化哲学”成为杨义向更高更远不断挺进的学术思想源泉。

一

杨义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王士菁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直至晚年，是改革开放后步入社科院学术场的所谓“黄埔一期”学人。他的学术事业起步于鲁迅研究，1984年出版第一部专著《鲁迅小说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以晚清民国的文化思潮为大背景进行“枢纽性综合研究”，细腻的小说文本阅读结合纷繁复杂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分析，对鲁迅小说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生命力及其与中外文学之关系做出全景式探索，最终给出“鲁迅小说是一部文学史的结果，又是一部新文学史的起点”的结论。此书与同时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鲁迅小说会心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一起，已然显露出杨义学术路径的端倪——文献史料的厚重积累和广征博引、文学文本的细致把握与关联分析，以及内含社会历史、生活样式、时代精神、思想心理和中外关系等的“文化视角”之形成，因而虽为新旧交替时代过渡性的成果却具有奠基的意义。由此，杨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期学术发展阶段，得以实现从鲁迅研究到现代小说史再到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的三级跳。

杨义的鲁迅研究，容后详述。1986年陆续推出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上中下三卷构成，合计29个章节共150余万字，可谓有史以来关于现代小说最大规模的历史长卷，有力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在他本人则实现了从鲁迅研究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跨越。这个没有更多的理论概括，而是赤手空拳直抵小说发展历史现场的史著，自第一章“从清末民初小说发展看‘五四’小说革命的必然和必要”到最后一章“旧派通俗小说”，涉及上下50年间百余位作家和数十种流派及思潮，在空间上则囊括了中国东西南北各地域乃至台湾地区的小说创作。而通过文化思潮的开掘透视小说发展的脉络，以古今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为根本综合分析小说创作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审美变化，成为这本小说史的基本结构和问题导向。可以说，其中贯穿于杨义学术始终的“文化视角”已经呼之欲出。

这个“文化视角”到了稍后出版的《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业强出版社，1993），则更表现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杨义认为：文化无所不在，而且与时推衍；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不仅儒家与道教共生共存，本土与外来更是错综复杂。他所追慕的是民族文化的开放眼光及伟大魄力，在时代理性强光下详加辨析，力求异质文化的文质互补、刚柔并济。落实到小说研究上，则“当我从小说文本去考察文化心理，或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审美的历史之时，我大抵上是采用一要辨析，二要兼容的工作原则的。我和二十世纪敏感的中国人一道，经历着文化冲突和审美选择的焦虑苦恼，期待着乘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而活泼起来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达到自己应有的新的历史高峰”①。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中国学术发生深刻转型与突破的时期，杨义与同时代学人一样深受思想解放和以“文化”迂回来反思政治以实现“新启蒙”的风气浸染，而把“文化视角”强有力地引入文学研究。但是，杨义的着力点不在“文化热”背后的思想政治意图，而在于1960年代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一套方法论本身。即将社会思潮、族群差异、阶级支配、文化心理、生活方式等熔为一炉，以观察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构造。“文化研究”常以“文学”为第一手材料和思想史分析对象，同时也成为打破作家—作品—时代三位一体传统文学研究格局的崭新“文学批评”方法。当时的杨义可能并没有了解到英美“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及其奥妙，也没有注意以“文化”对抗西方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政治意图，而是采取“辨析”和“兼容”的态度，将“文化”锻造成研究中国文学的一套有效方法。

这套方法的进一步推展，其成果便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以史为经、以图为纬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史”②，一经推出便受到中外文学研究界的好评，它突破三位一体的传统研究格局、打通文学内外的疆界、开创图文互动的文学史新模式，而被作家萧乾称为“旷世奇书”，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诞生。这无疑是胚胎于《鲁迅小说综论》《中国现代小说史》并成形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之“文化视角”的全新展开，其灵感来源于前辈学者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唐弢的《书话》之图文并茂形式，又自觉将图录、人物像、书影、插图、书法、照片“融汇成一个多维的互动互释的互文性系统，融汇成具有生命情趣和人文意味的意义共同体”③的新创制。而统领这个互文性系统和意义共同体的枢纽性概念，当然是“文化”。“文学图志”至今影响不衰，我读杨义为三联改版所作“新序”和“小序”16篇，发现他对这个概念又有了新的认识。他特别强调自己与“读图时代”的过分看重“图像”不一样，“文学图志”首先是重视“图”本身并将其“当作蕴含丰富的信息量的文学史原材料来看待”，但同时更注意“立像尽意”，使图像与文字叙述形成浑然一体的文学史语境，并“开发互文”而启动图文之间的互动，最终目的在于丰富文学史叙述的多重可能性。在图像泛滥的今天，我重温“图志”这种追求倍感意义重大，其强调“图像”呈现和“文字”叙述浑然一体的文学史语境的开拓，将改变人们臣服于图像而丧失以文字阅读推动独立思考的现状，并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文学图志”本应具有的形态。

二

进入1990年代，杨义在实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级跳”的同时，以1991年访学英国牛津大学为契机并以出版《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为标志，开始放下现代文学转而向更为广阔的中国叙事学、古典文学、重绘文学地图、诸子还原等全新领域进军，从而形成了他后期学术发展的辉煌时刻。如作者在《中国叙事学》后记中所言，1991年英国访学使其接触到西方叙事学，由此萌生借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读过的数千种中国叙事文学，并在结构、视角、时间诸方面的中西对话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这指引他形成“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融合以期创新”的“战略思路”。换言之，在读西方叙事学而发现其来自语言学的概念之生硬，意识到文本内在分析摈除社会历史语境之偏颇，而有了杨义用中国文学叙事经验去发现东西方文化差异，构筑中国叙事学的雄心。例如，从年月日时间排序上的东西方差异，看到中国注重“整体”而西方看重“分析”的不同——史学文化与语言学视角的差异。他遵循“对行原理”（彼此相待谓之对——主体性，举步来往谓之行——开放性），开辟出用“历史文化”方法概括提炼中国叙事传统的路径，而推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诸子还原》等一系列著作④。

然而，这期间有一个特别现象值得注意。杨义虽然暂时放下了现代文学研究，但关于鲁迅却没有停止思考。经1998年香港三联书店推出《鲁迅作品精华》选评本到2013年汇集此期间对鲁迅“文化哲学”的探索而出版《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安徽大学出版社），十余年间在借助“叙事学”和“历史文化”方法驰骋古典世界之际，又从鲁迅思想学术中不断汲取滋养而提炼出“血脉还原”等概念工具。这一方面深化了他的鲁迅研究，另一方面又为其开辟出探索古典世界的方法论路径。故而，我们于此需要重点探讨一下杨义的鲁迅研究成就，在与同时代学人的比较中判定其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以深化对其学术思想的理解。

从《鲁迅小说综论》到《鲁迅文化血脉还原》，杨义的鲁迅研究历经30载。如果说《鲁迅小说综论》是刚刚踏入改革开放时期还留有时代“过渡性”痕迹的研究成果，那么《鲁迅文化血脉还原》则达到了其学术征程的新高点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无遗憾的是，前一部著作出现得太早而后一部又推出得太晚，因而在新时期鲁迅研究史上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我说《鲁迅小说综论》是“过渡性”的成果，在于它产生于1980年前后作者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那时中国百业待兴而“新时期”才刚刚启程，学术文化上已经出现励精图治突破创新的气象，但在思维方法上还带着前一时代积累下来的重重束缚。我们看《鲁迅小说综论》的思想主旨和逻辑结构，就会发现其半新不旧的状态。所谓“综论”，作为一个学术范式乃是“一种历史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它要处理“综合”所面对的三大困难：第一，小说以艺术透视、隐喻和再现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而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复杂流变使我们“需要广泛的知识和敏锐的史识”来加以辨析；第二，小说艺术把握真理存在着许多中介因素，有哲学宗教伦理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渗透，即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第三，小说艺术本身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而到了五四时期又显得空前复杂，“这座艺术大厦不能拆碎，但又必须进行分析”。对此，作者提出用“比较批评”和“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的方式来解决这三大困难⑤。而这部著作的内容构架则由四章构成，前两章讨论鲁迅小说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生命力，后两章论述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关系。总体而言，比较批评有新意而形象批评依然留有旧时痕迹。就是说，从古今中外文学之关系方面探讨鲁迅小说艺术是其学术亮点，尤其是最后一章的“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学的关系”，在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1956）基础上，深入讨论鲁迅对屈原、嵇康、章太炎等在思想人格气质上的传承，又细致分析《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民间文艺对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知识分子题材和白描手法的影响。在新时期学术界偏重鲁迅与世界思潮和现代性之关联的大环境下，这成为杨义鲁迅研究最初的亮点，也是他持之以恒不断深化其思考的主线。

作为五四文化革命的主将，也作为视“传统”道德思想为“铁屋子”和“黑暗的闸门”而喊出“礼教吃人”的激烈反传统派代表，鲁迅与本国文学之关系该如何讨论，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要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转换方法和视角，从单纯的文学与政治这一维度跳脱出来，采取更为广阔复杂的“文化视角”。如前所述，杨义的“文化视角”成型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在《鲁迅小说综论》阶段还处于胚胎状态。此时，他注意到从思想人格、文学表现方法和中国气质诸方面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学之关系，但还不能说达到了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还没有创制出一套阐释“文化”传承的概念工具。而经历了“上征”中国古典世界的学术历程之后所推出的《鲁迅文化血脉还原》，才真正建构起对鲁迅与本国文学之关系乃至切合古今思想文学整体研究的“文化视角”。

三

《鲁迅文化血脉还原》一书，由改写30年前一批短篇旧稿的第一编“重读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学之关系”和21世纪以来所作的第二编“鲁迅的诸子观及其他”两部分构成，涵盖了《鲁迅小说综论》之后作者漫长的思考。而该书的前言包含着作者对鲁迅的“文化哲学”和自己创制的“血脉还原”概念的深度阐释，值得关注。所谓“文化哲学”，源自《文化偏至论》中权衡文化再造的下面一段名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⑥杨义将此称为鲁迅文化思想的2+1结构，认为“追逐思潮而不顾血脉，则可能丧失文化身份，失去文化主体性的独立创造的根基；保守血脉而疏离思潮，则可能丧失创造的动力，失去文化现代性的与时俱进的视镜”，这是鲁迅早年就探明而坚持一生的文化战略思想，可以称之为“一种复构动态而强调现代性的文化哲学”。这里所谓“思潮”指现代世界的潮流，而“血脉”则指一个民族历史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鲁迅“文化哲学”的2+1结构就是要同时兼顾“现代”与“传统”，以民族文化主体性参与世界潮流从而创造中国的现代性文化。杨义认为，问题在于无论20世纪的中国文化运动还是鲁迅研究的当代学术发展，都有一种重视思潮影响而轻视血脉传承的倾向，特别是学界“重思潮而轻血脉的研究，只能是‘半鲁迅’的研究，只有思潮、血脉并举，才能还鲁迅应有的‘深刻的完全’”⑦。鉴于此，他将自己的思考聚焦于“血脉”，由此提出“血脉还原”概念以确立考察鲁迅与本国文学之关系的方法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