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笔杆子的军队”有何利器？

关于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历来有很多研究，众说纷纭，估价不一。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历史记载和数据统计都表明，在史称“左翼十年”时期，左翼文化运动确实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和很大的成功，对右翼文化形成了碾压之势，甚至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也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与此同时中国工农红军却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以至于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与左翼文化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形成原因，却鲜有探索者，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索。

一、左翼文化运动“大获全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就说：“我们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率领的拿枪杆子的军队，另一支是鲁总司令率领的拿笔杆子的军队。”①这就是说，这两支军队是并驾齐驱的，是中国革命的文武两翼。细品毛泽东的语义，可以说这两支军队是等量齐观的，而在一定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拿笔杆子的军队的战绩甚至超过了拿枪杆子的军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国民党进行军事和文化两种“围剿”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②他说的“围剿”，就是当时国民党大张旗鼓推出的“文化围剿”，与“军事围剿”成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文武两手。在一个特定阶段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当然也有“左”倾路线的祸害），而“文化围剿”却完全失败了。这正说明了中国革命文武两支军队在当时的不同境遇和迥然的命运。从中也可以看出，在1930年代上半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左翼文化新军在当时是与红色军队比翼齐飞的。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左”倾路线的极大危害：王明“左”倾路线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而在文化上却是大获全胜③。当时共产党除了根据地，所有的地方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即使还留下一些孑遗，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而与此同时，在文化上却是全面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而且在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作出的历史贡献，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不仅完全可以与拿枪的军队等量齐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后者。

为什么在立三路线盛行，后又出现王明“左”倾路线，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左翼文化却能获得成功呢？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是有定论的，是否定的，但同时，毛泽东多次谈及左翼文化运动，却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是“大获全胜”，而且对左翼时期的核心主题“文艺大众化”不仅充分肯定而且提到更高的地位。

回视左翼文化界，实际上1935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在左翼文化组织相继解散过程中，左翼文化却迎来了大爆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围剿”政策的破产：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被裁撤，“文化围剿”军已经布不成阵，左翼文化爆发式增长。毛泽东这样评价这个时期左翼文化的巨大成就：“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④左翼文化全面发展。据统计，左翼文化作品在1935—1937出现爆发式增长，而且在文学、戏剧、美术、电影、音乐、社科等各方面全面开花，而且社会舆论向左翼全面倾斜。这个奇特景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根本的逻辑，是左翼的人才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中流砥柱，左翼的阵势已经布局完成，左翼的观念已经广泛传播，左翼的影响力已经对右翼形成了碾压之势。在一二·九运动之后，1936年左翼的声音空前强劲，舆论界抗日的声浪日益高涨。从1935年底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成立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相继成立，发表《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社会抨击媚日派“何梅协定”的声浪很高。左翼文化界甚至公开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互怼，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称救国会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下作卷土重来之计”⑤，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立即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正》，予以痛斥：“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⑥而且各刊广泛转载。这是很可注意的，左翼民间社团有如此的底气，敢于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抗，这既说明当局的不得人心，更说明左翼文化团体的气势及其在与右翼对抗中的强势地位，以及在民间的响应度。

这一年国民党当局也悄悄地与共产党接触，准备和谈，说明“围剿”已经力不从心。实际上，即使次年不发生七七事变，蒋介石也很难维持其“太平盛世”了。1936年11月他用极端手段抓捕关押“七君子”，引起更大的反对声浪，说明他已经乱了方寸。这标志着左翼文化的“大获全胜”。

左翼文化为什么能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大获全胜”？为什么在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时候，左翼文化却能逆势而上，碾压右翼？为什么文武两条战线会有如此大的反差？难道“左”倾路线没有在文化界存在吗？对这一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需要从当时复杂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条件，以及左翼文化的基因及其历程去分析，才能得到解释。

二、国民党严厉打压，

左翼文化为什么还能“大获全胜”？

从历史大背景和时代潮流看，中国左翼文化的崛起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早在1920年代前期，国际左翼思潮就已经滚滚而来，席卷了欧美并向亚洲蔓延。除了欧美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亚洲各国革命浪潮也风起云涌。中国也是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在文化界，苏联牵头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在德国也有办事机构，与中国“左联”也有联系。苏联的“拉普”、日本“纳普”、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都是活跃的左翼文学组织，且都与中国文学界有联系。1935年法国的人民阵线成立，1936年鲁迅就在文章中提到了。它是一个反法西斯政党联盟，也是一个左翼组织。在这样一个国际左翼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左翼思潮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而逐渐酝酿、发酵、蔓延。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也正是一种左翼思潮。19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左翼思潮日益发展，直到1927年大批左翼文化人集聚到上海，经过革命文学论争，组成“左联”，形成左翼文化运动，迎来了中国左翼思潮的大潮。

之所以左翼大潮在中国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一种极其自然和必然的归趋。正如国际左翼思潮的涌起，是整个世界、整个国际社会的历史大潮流，又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⑦。举个例子，1919年鲁迅在《“来了”》一文中说：“近来时常听得人们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⑧虽说“过激主义”主要指苏联布尔什维主义，但其实也是对整个左翼思潮的反应，同时也就可以看到当时世界左翼思潮的狂飙突进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苏联是中国邻国，又是当时革命最激烈的国度，自然让中国的“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⑨了，而世界影响更广泛的左翼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润物细无声地弥漫开来，不知不觉间已经遍布中国了。时代已经变了，中国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被迫向前迈进，1927年底，鲁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⑩

在这样的时代，左翼思潮、左翼文化运动的出现就是一种时代潮流，虽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其意义，只是盲目跟风，或者看热闹，有的甚至心怀拒斥与恐惧，但事实上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论处于哪种境地，怀抱哪种心态，都不能不承认：“来了”真的来了。而最先进的阶层与社群，则极力推进，不遗余力。最终的结局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在那个时代，左翼不可阻挡地占据了时代的高地。虽然形式上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在掌权，他们也掌握着大量舆论工具，但舆论的话语权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左翼转移。有时候甚至不用左翼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社会的认同也向他们倾斜。例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政府竭力声称“先安内后攘外”，实行“不抵抗主义”，报刊上连“抗日”都不能出现，但民间共识却是出奇一致的要求抵抗，于是只能报刊上到处出现“抗X”的奇葩表达方式。其背后就是左翼思潮的广泛影响。

这种现象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左翼思潮涌起的社会内在“耦合力”。由于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中国社会经济破败，民生凋敝，社会黑暗，痼弊重重，死气沉沉。社会需要新鲜空气，需要新思潮冲击，所以当看似离经叛道、异端邪说的左翼思潮出现，当局虽然极力打压，但事实上左翼思潮却日长夜大，有时候像洪水猛兽，充满冲击力，有时候像润物细雨，滋润清新，所以，左翼思潮自然成为时代新宠，成为时代新人热衷追随的时尚，而且越打压越流行。因此，左翼文化在193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的风行，左翼文化组织的崛起可说是时代的必然。

三、“左”倾路线对左翼也有影响，

左翼为什么能站得住？

当时中共党内屡次出现的“左”倾路线，在军事上有严重影响，在文化上同样有影响。军事上，“左”倾路线的“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方针导致红军多次起义和军事冒险失败，在反“军事围剿”中盲目听从德国顾问的错误战略战术，最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红军之所以遭遇不利，主因是自身受到极“左”路线干扰和误导。

而在文化上，“左”倾路线对初期左翼也曾占据统治地位。据记载，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的讲话中，就充满了李立三路线“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高调。“左联”的纲领宣称：“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11这已经显示出一种政治团体的功能范畴。在1930年4月29日“左联”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左联”政治报告中就提出：“资本主义的崩溃现象，一天明显一天……中国的革命工农势力，一天澎涨（膨胀）一天，……近来农村土地革命的迅速蔓延，和城市工人斗争的惨遭高压，都可以说明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12而1932年3月9日的“左联”执委会工作决议的第一条就说：“左联既然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文艺团体，它应当赶紧动员自己的力量去履行当前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任务。”13“左联”对成员也提出了种种极“左”的要求，例如要求左翼组织成员必须参加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等活动，参与鼓动罢工等活动，甚至还出现了蒋光慈、郁达夫因为反对这种方式而被开除的极端事例。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这类行动，在左翼前期时有所现，到后期也并未完全停止，不少左翼人士在飞行集会、撒传单中被抓、被害。左翼还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参与筹备“苏准会”（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会议），这已经属于“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14的实际斗争。由此可见，左翼组织也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而且其影响还不能说不严重。实际上其本身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左派幼稚病等“左”倾表现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不断发酵，直至最后都没有消除，连鲁迅都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15。所以依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意见的萧三来信也指出了其严重性，且实际上成为“左联”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萧三甚至指出：“左联内部许多工作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因此“左联底组织还是很弱小的，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需要“重新确定适宜的运动路线”16。由此可见，“左”倾路线对左翼包括“左联”的影响是明显而且严重的。

然而为什么尽管如此，“左联”和左翼组织却没有像军队那样受困败退，反而还能顽强生存并且发生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反“文化围剿”中“大获全胜”呢？左翼组织有何利器能够抵制“左”倾路线？这是一个多少有些复杂的现象。综而言之，大约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左翼角色定位的转换和战略方针的调整，为左翼争得了生存空间。左翼的角色定位，在前期是作为文化界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革命力量，可说是一支“文装部队”。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工农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其战略方针为应和“左”倾路线的要求，较多组织和参加大规模的街头活动，配合苏维埃运动，以及推动工人罢工活动等，“左联”初期几乎每周都要举行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遭到租界和国民党当局严厉打压，损失很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