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诗刊的在线资料库

本文我要讨论的是中国的民间诗刊。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有“中国民间诗刊特别藏书”（collection of unofficial poetry journals from China），是纸质馆藏，除刊物以外，还包括个人诗集和多人诗选。从2019年开始，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纸质版特别藏书增加了电子部分，也就是数字化的特别藏书，已经扫描了大量资料，并发布在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点击链接（https：//edu.nl/hpjqb）访问数字化特别藏书。

我在2021年参加南京论坛时，曾经讲过数字化的特别藏书的部分内容，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点击链接（https：//edu.nl/8qekb）观看论坛视频，当时主要讲具体的运作方式等方面。接下来，我会总结南京论坛的几处要点，并加上新的想法。

“中国民间诗刊”是什么？相信在座的许多学者已经很熟悉了。除了“民间”这个词，还有“非官方”“地下”“非正式”“独立出版”等说法，今天我就不详细讲述这些说法之间的区别。民间文学现象当然不限于中国，但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非常丰富的历史。

所谓的“民间诗刊”或“民间诗歌”，出于各种原因，不一定通过官方的渠道出版。比如，1978年贵州的《启蒙》杂志（见图1。我使用的是复印件，因为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特别藏书还没有《启蒙》的原件）。再如，北京的《今天》杂志1978年12月创刊号（许多人只知道后面各期蓝色的封面，但其实最早的封面是如图2所示的）。

但我们不应认为这种现象只属于1970年代或1980年代，比如四川大凉山的《独立》杂志，1998年创刊，现在一直在发刊，已经做了25年。那么，为什么这些资料没有通过官方的渠道去出版？比如题材、文风不适合官方渠道等具体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中国，“办刊物”是一种文化、一种享受，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国内的学者，比如洪子诚、刘登翰、刘福春、张清华、周瓒、李润霞、傅元峰、汤巧巧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研究。

民间刊物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形成了一个悖论的、吊诡的、矛盾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民间诗刊以及它周围的活动和人物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却很难找到这些刊物。如果你不属于这个人际关系网，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些资料，也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为了帮助其他人（包括许多国内机构和个人）来解决这个矛盾，莱顿大学图书馆开展了数字化特别藏书的项目（或曰数字馆藏、在线资料库，英语常说“online archive”）。同时，我们一直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作，这种合作方式非常顺利。

我想谈谈莱顿大学数字化项目的若干特点。首先，本项目的目标是提高民间刊物的可见度，并促进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项目采用了开放存取的工作方式，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网站上观看和下载这些资料。

其次，这个项目的性质是纯粹的学术工作，希望能够为学生、学者、普通读者、翻译家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提供机会。

至于资源方面，本项目得到了莱顿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支持。特别是在扫描资料等方面，复旦大学给予了巨大的帮助。2019年，本项目还得到一位个人赞助者的支持，他是一名退休的荷兰医生，荷兰名字是Freerk Heule，中文名字是贺斐。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在一次参加莱顿大学图书馆的活动后，主动找到我们说想支持本项目，我们由衷地感谢他的支持。

接下来，我想讨论多元性（diversity）。举个例子，1990年代末，有一本名为《葵》（图3）的民间刊物在天津由诗人徐江主办，这是一个“先锋”诗歌的典型例子。几乎同时，在2001年创刊的《打工诗人》（图4）是广东省的民间刊物，属于“打工诗歌”或“工人诗歌”的传统，与先锋文学有所不同。另外，1997年创刊的《翼》（图5）是一本女性写作的民间诗刊，由周瓒主编。这三本刊物代表着不同的文学传统或者文学倾向，但都属于“民间”这一概念。

图3         图4        图5

需要注意的是，在2021年的南京论坛上，我使用的头两个例子与今天不同，但第三个例子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例子。今天我对第一个、第二个例子（即先锋诗歌、打工诗歌）进行了更改，但第三个例子（即女性写作）我仍然提到了《翼》诗刊，因为女性写作的资料还是太少。这让我们想起一个更大的宏观问题，即中国当代诗坛的男性霸权，这个问题可能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趁着每一个机会去提及，继续讨论，各个方面上尽可能处理。

莱顿大学项目的工作方式以此为出发点：这些作品和刊物都有版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误以为民间的作品就没有版权，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尊重版权，不希望影响诗人和编辑的利益，反而希望本项目提高他们的收益。那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由于参与中国民间刊物传统的诗人众多，我们无法与每一位作者联络，这是一项繁重的、难以完成的工作。因此，我们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与我们希望发布的刊物的编辑或其他核心人物联系，说明项目的性质（学术性）、我们的目标（提高可见度、促进学术工作）和工作方式等，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并不要求编辑或核心人物代表其他人发言，但至少可以咨询他们。这群在诗坛上有经验的编辑或核心人物，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做法呢？还有，万一有个别诗人对此有顾虑、不想参与，当他们联系我们时，我们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封闭某几页或某部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必要这样做。编辑们以及个别诗人很热情，支持我们的工作，多次还赠送新资料。

在反响方面，除了编辑、核心人物和诸多诗人的大力支持，我们发现海外学者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对本项目已经很熟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使用。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展示目前已加入数字馆藏的刊物：

《今天》《次生林》《高原诗辑》《海上》《大陆》《他们》《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南十字星诗刊》《非非》《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北京大学首届文学艺术节专集》《银杏》《面影诗刊》《红旗》《萨克城》《天目诗刊》《现代诗歌运动交流资料》《一行》《北回归线》《倾向》《幸存者》《黑洞：新浪漫主义诗歌艺术丛刊》《写作间》《反对》《九十年代》《象罔》《过渡诗刊》《发现》《诗参考》《异乡人》《南方评论》《组成：夸父研究》《巴别塔》《大骚动》《现代汉诗》《原样》《阵地》《中国第三代诗人诗丛编委会通报材料》《南方诗志》《声音》《新死亡诗体》《天地人》《坚持：中国现代汉诗发展与研究文献》《阿波利奈尔》《北门杂志》《存在诗刊》《东北亚诗刊》《偏移》《我说》《诗歌通讯》《黑蓝》《小杂志》《终点》《新诗人》《诗中国》《独立》《葵》《翼》《放弃》《〈外遇〉诗报》《黄河诗魂》《朋友们》《诗文本》《书》《寄身虫》《第三说》《审视》《诗歌与人》《下半身》《原创性写作》《水沫》《打工诗人》《守望》《唐》《21世纪：中国诗歌民刊》《新诗》《低岸》《大雅》《南京评论》《枕草子：中文诗刊》《新汉诗》《边缘：稿件集》《剃须刀》《诗歌杂志》《屏风》《白诗歌》《谁》《大象诗志》《卡丘主义》《工人诗歌》《新工人》《新工人季刊》《北京主义系列文丛》《首象山》《现代汉诗》《橡皮：中国先锋文学》《中国微小说诗》《大荒》《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存在客观主义诗歌年刊》《新工人文学》。

这些刊物主要按时间顺序排列，目前已加入的刊物有100家左右，我们通常每年5月或6月都会进行一次升级，大家可以慢慢欣赏这些美好的刊名。

在21世纪的刊物中，大家会看到第二份《现代汉诗》，这并非错误，通过查阅在线目录，大家会发现有两份《现代汉诗》，一份是1990年代初，另一份是2010年代末。

除刊物以外，特别藏书中还包括多人诗选。第一个例子，是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图6），出版于1985年，属于校园诗歌，它的影响特别大。第二个例子，是《野草诗选》（图7），收录了1979年至1993年间的作品，这个群体的历史可能始于1960年代的四川省，特别感谢汤巧巧博士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巨大帮助，第一步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群体，第二步是收集资料。第三个例子，是《二〇〇一年度中国网络诗歌》（图8），由诗人墓草主编，其文风和文学倾向都很重视“酷儿写作”或“同性恋写作”（“酷儿写作”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些多人诗选都是时代的记录。

此外，还有许多个人诗集加入了数字馆藏。第一个例子，是海子1983年的《小站》（图9），可能是他的第一本诗集。第二个例子，是《张真的诗集》（图10），也创作于民间诗刊传统最活泼的时代，即1980年代。此外，还有于坚在1989年制作的小册子《作品1988—1989》（图11），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写作中对于“作品”这个词的特殊用法，其后继续这样用。

民间的个人诗集不仅仅存在于1980年代，诗人哑默的诗集《梦中故园》正是在2015年出版的。还有很多例子，包括黄翔、芒克、江河、北岛、多多等。不仅是老一代诗人，年轻诗人也很多，今天我无法列举完全部的目录。

下面谈谈两点新的想法，其一是多种边缘性的汇合，其二是中国民间诗歌传统在海外的形象。

“多种边缘性的汇合”，听起来比较复杂，典型的学术行话。我来说明一下。比如“先锋写作”已经是非常大的范畴，参考唐晓渡和张清华在2012年编选的诗选《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700多页，都是“先锋”作品吗？当然，“先锋”词汇的特殊用法是来自1980年代，当时主要用于和官方做对比，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今天的“先锋”作为一个概念是否仍然有当年的用途呢？但至少与官方对比，“先锋”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是上述“多种边缘性”之一，恰如奚密所说：“从边缘出发。”

第二种边缘性是所谓底层写作。谈到诗歌，比如前面提到的《打工诗人》和《工人诗歌》刊物。

第三种边缘性是女性写作，比如《翼》诗刊，我们可以看到与男性写作的对比，虽然我们不常提及“男性”，因为男性无意识被认为是一种不需要特别强调的存在，无意识被认为是“正常”写作，但今天我不再多讨论男性霸权的问题。

第四种边缘性是酷儿写作，比如诗人墓草的写作和他主编的《二〇〇一年度中国网络诗歌》等。

这四个例子是相互交叉、重叠的。比如，作为《翼》诗刊的主编，周瓒显然属于先锋文学，同时也属于女性写作。墓草同样如此，他显然属于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但同时也属于酷儿写作。他的眼光也是如此，作为编辑，他在阅读他人作品时也会有这种意识。

如果我们把“民间”想象成一个空间，那么“民间”这个空间具有争议性。如何给它下一个定义？谁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是根据文风、语言用法、题材、政治话语、出版渠道特点、物质资源等因素进行定义吗？例如，它是否属于某个作家协会，或者是否符合民间写作的传统，还需要考虑刊物的生活方式（不妨把刊物看作有个别性格和行为的一个“人”）、社会地位和关系网来确定是否属于民间？如果属于民间，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民间呢？因为在民间范围内，也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例如，甲某某认为乙某某不属于民间，乙某某可能持相反观点。因此，是否可能引出“民间的不同程度”这一概念？无论如何，得看是谁在写作，是谁在阅读，“民间”这个概念具有多义性。在座的陈思和老师的学术成就是一个重要例子，能证明这一点。

“中国民间诗歌传统在海外的形象”是一个老话题，尤其在西方存在着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化问题。不仅仅是民间诗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都存在这个问题。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但非专家读者可能会有这种印象，他们认为民间意味着持不同政见者。我不否定，有些资料和文字确实因为特殊原因，所以不能通过官方渠道出版。然而，不能仅仅以此概括中国的民间诗歌传统。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民间诗歌，包括办刊物，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喜欢办刊物。比如2000年网络崛起后，当时许多人认为纸质刊物会消失，但它并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