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旧体诗词创作中的拟古现象论析

21世纪以来，朱自清的旧体诗词创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白话新诗的早期开拓者和现代白话散文“圣手”的身份之外，学界又发现了朱自清作为旧体诗词作手的另一面目。其实，五四新文学家创作旧体诗词的情形并不罕见，但在写作拟古诗词方面，朱自清可谓独树一帜，其数量之多与态度之严谨，使拟古足以成为朱氏诗词创作中的一种“现象”。所谓拟古诗词，就是将前代的某种诗词体式，或某位诗人词人、某一具体诗词作品作为范本，揣度其情志思想，模仿其语言意象或体制风格，从而创作出的与原文本具有相似性的诗词。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屡见不鲜，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纳兰性德等人都是拟古诗词的高手。

朱自清的旧体诗词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1926—1932年，作品主要收录于《敝帚集》；后期为1936—1948年，作品主要收录于《犹贤博弈斋诗钞》。朱自清的拟古诗词主要创作于1927年至1928年，包括拟古诗33题43首，拟古词11首，主要收录于《敝帚集》。《敝帚集》中除拟古诗词以外，含诗39题50首、词7题8首、旧体译诗5首。拟古诗词在朱自清前期旧体诗词创作中占比将近一半，可见拟作是研究朱自清旧体诗词时不得不重视的文学现象。在目前的朱自清旧体诗词研究中，对拟古现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而拟古不仅涉及朱自清旧体诗词的写作缘起，也对朱自清后来的旧体诗词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关涉到朱自清后期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形成。本文从拟古诗词写作这一特定角度切入朱自清研究，试图对朱自清的文学创作选择、文学研究方法获得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一、“史”的考察：

高校职业压力与传统

学诗门径

拟古是朱自清旧体诗词创作早期的重要现象，想要探析朱自清拟古诗词的意义与价值，必须先从发生学角度考察朱自清开始旧体诗词创作的动因。实际上，朱自清“由新入旧”最直接的原因是民国高校中国文学系的任职压力。1925年8月，朱自清前往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任国文教授，结束了在江浙各校辗转五年的生活，这是朱自清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朱自清全身心投入新文学创作和写作指导中；此后，他的新诗和散文创作日渐减少，并在1926年开始了频率较高的旧体诗词创作。这种转变，与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文化气息和对教师的任职资格期待”①是分不开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尽管新文学声势浩大，但是“古典文学在当时北平的大学文学院尤其是文学系的课程谱系中仍居于重要地位”②，且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也是检验其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朱自清在《犹贤博弈斋诗钞》的自序中说：“昔曹子建有言：‘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斯论尚矣。”③在朱自清看来，如果没有古典文学的创作功底，就去评论和教授前人的作品，是不妥当的。这也符合当时大学教育的事实，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金陵大学学习的程千帆后来回忆道：“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④

实际上，朱自清并不是当时唯一在大学执掌教席的新文学家。有论者指出：“许多新文学作家在登上大学讲坛之后，也将研究的重点和兴趣转向古典文学。”⑤但对于朱自清而言，大学教授的职业要求与他自身的古典文学修养之间的沟壑更难填平，所以职业压力也更大。因为比起有浓厚家学渊源的沈尹默、胡适、鲁迅、俞平伯和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刘大白等人，朱自清尽管从小受旧式教育，但其旧学功底并不深厚；且朱自清在北京大学就读哲学门而非国文门，其间也未写作旧体诗文，不比闻一多、康白情等人在大学时期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还坚持旧体诗文写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朱自清仅作过四首旧体诗，包括赓和温州十中同事张棡《赠十中国文同事朱佩弦先生》之作、《中秋有感》、《奉化江边盘散归途成一绝》、《题马公愚所画〈石鼓图〉》。或称“此系第一次学作”⑥，或称“弟系生手，所作自不脱‘打油’风味”⑦。由此可见，朱自清在1925年秋任教清华时的古典文学修养还没有达到清华学校国文教授应有的水平。

要知道那时候在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和研究院任教授的有钱基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学贯古今中西的博学鸿儒。与那些国学大师们相比，朱自清的旧学修养更是相形见绌，所以他在回顾初入清华的经历时说：“声律对偶，劣得皮毛；甘苦疾徐，悉凭胸臆，搔痒有隔靴之叹，举鼎殷绝膑之忧。”⑧虽然这段描述不乏自谦之意，但朱自清的“举鼎绝膑”确是有证可循。朱自清在进入清华的第一年里教授“李杜诗”与“大一国文”课程，然而大概由于朱自清难以胜任，时任教务长张彭春（仲述）仅在朱自清任职一月有余时就考虑更换“李杜诗”任课教师，他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商议，欲邀吴宓之师、北京大学文史教授黄节来任教，但黄节坚辞不就⑨。因此事无果，朱自清仍继续任教。

民国高校中国文学系对于学者须研究与创作兼善的不成文规定，以及大学同事之间教学资质水平的对比，对于朱自清而言构成了显在或潜在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朱自清还面临着直接的教学压力。朱自清虽然1925年秋进入清华任教，但并没有马上开始拟古诗词的写作。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间，朱自清接连作了8首《虞美人》，那时的朱自清试图以专门研习某一词牌作为学词方法。直至1927年5月末，朱自清才开始高密度地写作拟古诗词。也恰好是在这年5月，清华发布了“1927年国文学系规定课程、学分、授课教授及学科说明”，朱自清从1927年9月起将任“古今诗选”“古今文选”“中国文学书选读”课程⑩，仅就古代诗歌课程而言，教授范围便从“李杜诗”拓展到“自古逸至现代”11，教学难度骤增。这无疑会促使朱自清想要进一步夯实自己的古典文学素养，而“拟古”既是一种诗词写作练习，又有助于深入理解历代诗歌，对于朱自清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朱自清选取汉魏六朝诗和唐五代词共22家作为拟古对象，各诗词名家择若干首作品进行仿拟，拟古诗与拟古词交错练习，并拜黄节为师勤学苦练。至约1928年年末，共得诗43首、词11首。朱自清如此系统性地拟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模拟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学习创作的方法。朱熹在《论文上》中云：“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12朱光潜在《谈美》中说：“诗和其他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13在很大程度上，模拟是创造的必经之路，朱自清此前在学习写文章时，就曾使用模拟的方法。他回忆说：“我那时候作文章，章士钊先生说很像佛典，因为我那时读的是哲学系，有意模拟佛典。”14所以到了学作诗词的时候，朱自清再度使用模拟之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在模拟对象的选择上，朱自清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诗歌发展规律和学诗基本规律使然。这也成了朱自清拟古诗词写作的最关键的内在动因；其二，选择何种模拟对象也受到了其业师与好友的影响，这也成了朱自清拟古诗词写作的外在动因之一。朱自清的拟古诗以东汉至南北朝的五言古诗作为模拟对象。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汉魏以来的文人五言诗完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历史进程中从自然的诗向自觉的诗的转变”15，不断受到后代诗人的推崇，且成为一条重要的学诗门径。南宋吕本中《童蒙诗训》云：“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好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象也。”16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复云：“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7直至清末民初，王闿运等人依旧推崇汉魏古诗作法。朱自清本人也认同汉魏五言古诗的经典性。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18。他还看到了古风对于初学者的意义，认为“读写旧诗，都应从古风学起，不受格律拘束，易于阐述思想”19。

另外，以汉魏六朝古诗为拟作对象，也受到了业师黄节的影响。黄节（晦闻）终身以治诗为业，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始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清华研究院导师，著有《汉魏乐府风笺》《阮步兵咏怀诗注》等多种汉魏六朝诗歌笺注之作。他以诗鸣世，张尔田称其“浸淫于汉魏六朝古乐苑被声之诗”（《黄晦闻〈鲍参军诗注〉序》），钱仲联也曾称许其“五言探嗣宗，兴寄有高调”（《论近代诗四十首·黄节》）20。可见黄节不仅精通汉魏六朝诗学，在创作上也深得魏晋遗韵，他以汉魏六朝诗法指导朱自清学习拟古，是十分自然且适宜的选择。至于朱自清以晚唐五代词作为模拟对象，则受到了好友俞平伯的影响。与文人诗的历史发展类似，晚唐五代是曲子词向文人雅词过渡的时期，“缘情绮靡”的词体本色在花间派手中确立。虽然此后词学历经发展演变，日益雅化、诗化，向“言志”的诗本位和“温柔敦厚”的诗教靠拢，但是词学主流仍以婉约为正宗。关于这一点，俞平伯说得简明扼要：“历南唐两宋未尝没有豪杰之士自制新篇，其风格题材每轶出《花间》的范围”，但“‘花间’的潜势力依然笼罩着千年的词坛”21。朱自清在作词一事上向俞平伯请教，故深谙此理，因而他的拟古词以拟花间派词人为主，想必不是平白无故的。

再次，在拟古方法上，朱自清以字摹句拟为主、以拟体为辅，也存在两方面的原因。拟古方法主要有拟体、拟意、字摹句拟几种：“拟体”注重模拟形式层面，包括语言风格、结构篇制和表现手法等；“拟意”注重模拟内容层面，延续原作的主题、情感；“字摹句拟”即全篇模拟，兼拟内容与形式。姚华在《论文后编》中所言“拟古之作，或拟其声，或拟其意，或声意并拟”22基本对应了这三种形式。朱自清之所以主要采用字摹句拟的方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黄节的指点。黄节给朱自清的“诗课”批语云：“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23其实，逐句换字正是拟古的最基本法则。朱熹曾言拟古诗“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24清人吴淇也说：“凡拟诗者，古人之格调，已定不移，但有逐句换字之法。苟琢炼字句一毫不到，便要出丑，故孙矿曰：‘多拟古，诗道自进。’”25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拟古缘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拟古方法的选择，“如果拟作是出于寻求情感共振的需要，则拟作者对于拟作对象的内容的体验比较深入。如果拟作是出于学习作文的需要，则拟作者对于拟作对象的形式特征就比较关注”26。由于朱自清拟古的目的是学习诗词写作、进修古典文学，因而十分注重诗歌形式层面的写作技巧，以及不同诗人的风格特点，于是在字摹句拟之外，又以拟体的方法作为补充。

王闿运曾归纳出由模拟而创造的具体过程，即“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又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27。从字摹句拟到拟体式，再到自成风格，才算实现了“诗道自进”。朱自清的旧体诗词正是从字摹句拟开始，逐渐领会古诗形神，写出了超越字句而风格毕肖之拟作，如“仰视双飞雁，迢迢向南徂。风云一朝异，宁复长相俱”“愿得如百草，经冬春复苏。荣枯会有数，皓首情不渝”（《拟李陵与苏武诗》），“新苗怀远风，荒土日已辟。但愿遗世累，劬劳何所惜”（《陶潜归园田居》）；此后又创作出既具汉魏古意，又彰显朱氏心境与人格的诗作，如《除夕书感》其一云：“又看一岁尽，生事逐飙尘。精力中年异，情怀百种新。孤栖今似客，长恨不如人。马齿明朝长，回头愧此身。”朱自清能写出这种具有五古韵味的五律，可谓实现了王闿运所言的“自成家数”了。

朱自清在《犹贤博弈斋诗钞》自序中这样描述自己拟古的经历：“努力桑榆，课诗昕夕，学士衡之拟古，亦步亦趋：讽惜抱所钞诗，惟兢惟业。”28陆机也好，姚鼐也罢，他们都是朱自清拟古诗词的前贤先导。朱自清选择拟古作为旧体诗词创作之门径以及加强自身古典文学功底的方法，展现出他独特的创造性和个人风格。朱自清不认为传统是可以被舍弃和割裂的脐带，而是主张从传统的母体中成长出独立的艺术新生命。与许多新文学家不同，朱自清不是完全将旧体诗词作为抒发个人情感的途径，而是以严谨的态度将其视为“诗课”，视为一项需要精心研究的学术课题，这种现象在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中也具有独特性。

二、诗的分析：

对中古诗词名家名作的模拟与转化

朱自清的拟古诗词包括拟汉诗12首、拟魏诗4题11首、拟晋宋诗11题14首、拟齐梁陈诗3首、拟北朝诗2首、拟唐词6首及拟五代词5首。从所拟对象来看，这与他当时在高校所从事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段教学有关，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即习惯上所说的中古文学时期。这些拟古诗词基本上体现了朱自清对中古时期我国不同时代、不同诗人或词人的艺术风格的模仿与研习，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教学的重要教学史料文献。正所谓“教学相长”，朱自清的古典诗词教学显然促进了他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的提升，反过来，他的旧体诗词创作水平的提升必然也会促进他的古典诗词教学水平的提高，堪称现代新文学家中教学相长的个案典范。这对于当下我国高校中国文学史教学尤其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诗歌史教学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