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遇“他者”:《三体》中的后人类想象与人文主义重建
作者: 李浩刘慈欣坚持用科学的眼光看世界,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当下文学中不多见的一种“总体性”——传统的人文知识在不断地分化、细化、专业化,逐渐失去了全局性的眼光,似乎只有科学,还拥有宏大叙事的可能。兼具良好的科学素养与人文关怀的刘慈欣,在这个科学与人文日益割裂的时代,力图用他的科幻作品重新沟通科学和人文,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难得地做到了“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用人文的形式诠释科学”①。宋明炜用“弹星者”和“面壁者”这两个形象来概括刘慈欣科幻世界中的两重意义:“富有人文主义气息的理想精神,与应对现实情景的理性姿态。”②这两点特质,让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获致了沉甸甸的思想重量。借由刘慈欣的科幻作品,我们也在文学中重获了讨论重大思想命题的机会。
《三体》将科学纳入人文之中,它是刘慈欣集大成之作,也是当代文学罕见的具有强大思想穿透力的作品。面世以来,《三体》在收获大众喜爱的同时也引起了各个学科学者的热情讨论。文学法则的挑战、政治哲学的探讨、道德伦理的突破,都能找到精彩的论述。但它的意义远没有被穷尽,它是科技时代的一个寓言,为我们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可能的思想资源。在科技他者来势汹汹的“后人类”时代,对传统人文主义展开了深刻反思的《三体》反而提供了一种捍卫人文理想的可能。
一、“后人类”临界:人文主义的危机时刻
2022年11月,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了拥有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基于语料库和大量数据的训练,它可以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并进行对话,它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推动了整个AI行业疾速发展。未待展现出更强大的能力,它就引起了业内众多从业者的警惕。2023年3月,包括埃隆·马斯克在内的千余名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管和学者联名发出了一封题为《暂停大型人工智能实验》公开信,信中指出,具有与人类竞争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对社会和人类构成重大风险,必须对该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资本介入后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最大的危险在于,一旦进入到资本的世界中,它的发展就很难再受到控制③。2024年2月15日,OpenAI发布了他们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Sora;5月14日,OpenAI推出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模型GPT-4o,这是一个更加接近人类的工具,它能做到接受文本、音频和图像的任意组合作为输入,并生成文本、音频和图像输出。OpenAI首席运营官布拉德·莱凯普在发布GPT-4o后宣称:“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们应该会觉得今天使用的(AI)系统糟糕得可笑。”④
科幻电影Her上映于2013年,它讲述了一位人类爱上人工智能语音助理的故事,也许再过不久,这样的故事就要变成现实。除了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也正在迅猛发展。2024年1月22日,《自然》杂志发布了2024年值得关注的七大技术,其中包括大片段DNA插入、人工智能设计蛋白质、脑机接口、细胞图谱四项生物工程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曾经因为伦理问题而受到广泛抵制,但在2023年年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首个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疗法上市,这一事件让基因编辑技术重新成为技术热点。大片段DNA插入技术的突破让科学家能够更精准地引入更大片段的基因组改变,这为基因组定点修复和精准基因编辑提供了更可行的途径,也为在更根本的层面改造人类提供了技术支撑。脑机接口技术是近些年来引人关注的另一重要技术,这是一种直接的信息交流技术,它绕开了任何肌肉运动和感觉器官,而且是相互的,一方面,机器可以通过读取神经活动产生的电磁信号获取大脑的意图;另一方面,机器也可以通过对特定神经元集群的电刺激,向大脑输入信息。2024年1月29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其脑机接口公司已完成首例人类大脑设备植入手术,接入者“恢复良好”。目前脑机接口技术主要用于帮助有视觉或行动障碍的患者更好地生活,但它的潜能远不止于此,当技术足够成熟,它就可以建立起人机之间的高效沟通渠道,从而消除两者之间的鸿沟。
技术的发展正在加速后人类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在收集信息、计算等方面的能力远超人类,也许人工智能在创造力、想象力、同情心等方面永远无法比肩人类,但在与人工智能的比拼上,这些人类所珍视和引以为傲的属性和价值,都不是优势,而恰恰是负担。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很快就会变得比人类更“强”,人的价值即将遭受重大的挑战。人类不仅要面对人工智能这样外在的他者,还将承受身体被彻底改变的可能。基因编辑技术、脑机接口技术或许将彻底改造我们的“自然本性”。“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而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⑤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将改变人文主义的这一信念,算法有可能比我们自身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做出决策的权力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人体(包括其内在的欲望与外在的表现)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必须重新定义。我们要明白,五百年的人文主义可能即将走向终结,因为人文主义自身将转变为一种我们无奈但必须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⑥人文主义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技术可以改变人的身体/内在,人性会被改变,甚至会被抹去,一切与人相关的意识、心理、观念、文化以及周遭世界都将随之发生改变。面对这一切可能的改变,福山这样警告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站在了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⑦
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危机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重。本雅明曾经指出,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伴随着剥削的进步、文化和道德的退步。这也就是戴锦华所说的:“伴随这轮技术革命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弃民,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只是强化了剥削和自我剥削的自觉,而不是削弱它或改善它。”⑧技术将继续拉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对科技巨头来说,追求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为了积累财富,改进人类生活是次要的目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有无预想过人工智能将给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他坦率地回答:“我并未预料到这些。我并没有想到会牵涉到这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公司会成长为一个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企业。”⑨在山姆·奥尔特曼还未曾想到他的公司将给社会带来何种风险时,OpenAI的融资已达到约900亿美元,更加强大的下一代大模型很快也将发布。尤瓦尔·赫拉利对此看得很清楚:“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让人类拥有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很快就会有人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股力量,哲学家很有耐心,工程师的耐心要少得多,投资者则是最没耐心的。就算你还没有想清楚怎样运用这股设计生命的力量,市场的压力也不会允许你一千年后再想出答案,而是会用它那只隐形的手迫使你接受它盲目的响应。”⑩科技并没有改变正在主导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逻辑,“在现实逻辑的推演当中,不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创造造福于人类的想象或者逻辑,而刚好相反,文明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人类的创造开始抹除人类自身。我们这期文明已经冲过了它的临界点,这场新技术革命不曾改变整个发展主义的逻辑及现代主义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一定意味着矛盾加剧和危机因素的不断累积”11。不仅贫富差距将被拉大,肉身的差距也将被拉大。凡人之身曾经是不同阶级的人群共同要面对的局限,但技术将改变这一局面,它将从身体上加剧人类内部的差距。
科技勇猛精进,而人文却稳重保守。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法则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而人文主义的理想却还远未实现。面对当今世界的状况,布洛克哀叹道:“当我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谈论人文主义传统时,怎么能假装在今天这个十分残酷、对人文主义价值观十分冷漠的世界里,人文主义传统仍然具有效用或意义(人们在回忆起这些价值观当初蕴含的希望时只会感到苦楚)?”12如果不在思想上对技术的变革做出该有的准备,不仅人文主义的理想将更加遥不可及,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或许很快也会被改写。后人类时代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对人的理解,一种在技术面前依然有力量的理解,以此来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守护人文主义对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想的追求。在想象未来和思想操演上,科幻文学具有天然的优势。达科·苏恩文认为,进入20世纪后,“科幻小说已经迈进了人类学和宇宙哲学思想领域,成为一种诊断、一种警告、一种对理解和行动的召唤,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种对可能出现的替换事物的描绘”13。在思想实验中,科幻可以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想象即将到来的可能,在想象世界中突破现有种种观念的束缚。在托马斯·斯科提亚看来,科幻小说“担负着一项光荣的使命,那就是向人类展示可能的未来,辨识历史进程中关键的节点。科幻小说在充当文学上的思想实验的同时,也就实现了这一功能。它至少可以充当一种潜在的催化剂,教给我们思考未来的复杂技巧”14。科幻小说可以通过创造“黑暗未来”,为人类提供珍贵的“末日体验”,“黑暗未来”“像一把利刃,可以扎到很深的地方,使人类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产生戒心和免疫力”15,而“末日体验”则可能会使人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天空和太阳,更珍惜我们以前视为很平常的一切”,由此有可能使得“人类世界沿着一条更合理的轨迹运行”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体》为我们进入后人类时代提供了可能的思想资源。
二、遭遇“他者”:《三体》中的后人类想象
刘慈欣想象后人类的方式与大多数科幻作家和理论家不同,他没有想象人的赛博化,也不是想象技术的无限扩张最终吞并掉人类,而是将人类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为人类创造一个陌生的他者,具体而言就是将人扔向“黑暗森林”中,并为其安排一个迥异于自身的他者——三体文明。
科幻文学中外星人形象并不少见,刘慈欣在《三体》后记中谈论过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形象,“外星人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以天父般的仁慈和宽容,指引着人类这群迷途的羔羊。金涛的《月光岛》中,外星人抚慰着人类受伤的心灵;童恩正的《遥远的爱》中人类与外星人的爱情凄美而壮丽;郑文光的《地球镜像》中,人类道德的低下,甚至把技术水平高出几个数量级但却怀有菩萨心肠的外星文明吓跑了!”17类似的想象在好莱坞电影中也大量存在,《第三类接触》中的外星人通过音乐与地球人分享了它们的科技和宇宙观,展现了跨越物种和文化的交流的可能性;电影《超人》中的外星人卡尔被地球人抚养长大,靠自己的超能力守护了人类;《降临》中“七肢桶”来到地球,是来寻求和人类的合作,希望人类学会它们的思考方式来帮助解决3000年后它们将要面临的问题。另一类则是对地球人类发起攻击的外星人,如《独立日》中迷恋战争的外星生物,《异星觉醒》中力量强大、拥有迅速进化和繁殖能力的外星生物“达尔文”。对这一类入侵地球的外星人,创作者们大多只是关注它们让人类感到恐惧的超能力或异能力,鲜有科幻小说或电影深入描绘过外星文明的历史及其内部的肌理。
对于如何想象外星人这一问题,刘慈欣有更深沉的考虑。《三体》描绘了一个各方面都迥异于人类的外星文明,小说中虽然也有常见于外星人题材中的危机叙事,但更多的篇幅花在了描绘文明之间的内在差异上。首先值得讨论的是三体文明的出场方式,它不是在某一天毫无征兆地降临到地球,而是在人类的召唤下来到地球。对人类文明感到彻底失望的叶文洁,在发现了外星文明后毫不犹豫向它们发出了邀请:“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18将人类命运托付于未知的外星文明,相信它们将把人类带往光明的未来,这样的逻辑延续到后来成立的地球三体组织中,他们以此作为组织的纲领:“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所以,应该请主降临世界,借助它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19在叶文洁和地球三体组织的成员看来,越是高级的文明,道德水平也就越高。这样的想象模式在此前的科幻小说中并不少见,“通过对外星人的想象和向往来摆脱人类危机、治愈同类人施予的伤痛的尝试”,曾是《月光岛》《飞向玛雅星》《归去来兮》等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想象外星文明的共同逻辑,“‘飞离地球’无不是离开中国、移民到更‘先进’文明的隐喻。在冷战松动的背景下,新时期初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人性论从地球扩展到了全宇宙”20。但刘慈欣解构了这一逻辑,他在《三体》中打破了这种普遍主义道德观的幻想,向读者展现了一种零道德的宇宙图景。
三体人后来的一系列行动证明了叶文洁们的幼稚和天真。三体人不但没有对地球文明伸出“善意的援手”,还抓住机会彻底占领了地球,对人类展开了残酷的殖民。经历了近200次的毁灭与新生,在漫长岁月的进化选择后,三体文明形成了与人类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在极度专制的社会中发展出发达的科技,为了提高交流的效率,三体人直接通过脑电波进行对话,他们的思维是透明的,在做出决策时不会受到道德和情感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严酷的环境使得生存成了第一法则,连恐惧、悲伤、幸福、美感等情绪都是多余的,要被极力避免和消除。对三体人来说,脆弱的精神不利于生存,三体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只有理性、无情和麻木。这种除生存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的生活连三体内部某些个体都无法忍受。为保护“美丽”的地球文明,1379号监听员私自向地球发送了警告信息,在即将面临处罚时,1379号监听员向三体元首表达了自己对三体文明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