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乡愁音乐及文化情结

一

从古而今，我国素有“诗乐”一体的传统，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犹如孪生，无论是《诗经》《吕氏春秋》还是《尚书》中，都存在诗乐舞一体化的特征。在文学脱离了传说时期后，“诗歌和音乐、舞蹈互相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①。这说明，在上古时代乃至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诗歌和音乐是一体两面，形成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运动使得汉语的使用具有了“古”与“今”之区别，而且有了“尊”与“贬”之关系，以白话文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成为了时代的主流，逐渐取代了文言文的地位。但在此更迭之中，“诗言志”的传统一直贯穿创作始终，并随着时代的变革，歌曲表达的意义与时代的发展形成了深刻的、互相印证的“互文性”。

在文学与音乐的交汇处，百年来以“乡愁”为主题的歌曲则呈现出兼具“历史写实”和“现实记忆”的复杂形态。“乡愁”一词，囊括地域和情感双重要素，“乡”是身后故土、家园、国家乃至整个历史文化情怀，是“愁”的生成土壤；“愁”则指对“乡”的记忆和情愫。因此，乡愁是一种“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一种精神需求”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愁内涵也随之变化，学者王一川认为，当下“乡愁”则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③。基于以上的研究和定义，种海峰认为“乡愁”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涉及心理、地理、时间和文化等学科概念，“乡愁”的对象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包括了广义的精神家园。因此，他将乡愁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前两个是其形下层面，后者则是其形上层面。”④根据这些定义，“乡愁”的基本指征显而易见，它包含时空的变位、情感的怀旧以及文化差异的适应，不仅是心理上对于故土的眷恋，还是一个高于具体物质生活和地理风物的文化概念。

由此，“乡愁”作为抒情文学创作母题，在词曲创作与音乐表现中备受青睐。20世纪以来，以乡愁为主题的现代歌曲在继承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深入发展，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从抗战时期的救亡图存到新中国早期的艰苦奋斗，从改革开放时期的离散漂泊到新时代的文化寻根与个性表达，乡愁歌曲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了时代的足音，也建构了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在此类作品中，既能看到历史的发展轨迹，又能看到特定时代的“人之情感”，因此，本文讨论的“百年中国乡愁歌曲”是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作以来的且以反映“乡愁”情感与情结的歌曲作为研究对象，以此讨论百年“乡愁歌曲”的发展脉络以及文化情结。

二

“乡愁”歌曲是百年音乐中重要的表现主题，它区别于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落后宗法制农村社会剖析和启蒙色彩的“乡土观照”视角，而是带着恋乡怀旧的情绪对逝去的岁月和情景的记忆与思念。由于不断变迁和特定的环境，“乡愁”歌曲也深刻地沾染了时代的气息，成为人们对于故乡、家国情怀的生动演绎。

（一）20世纪上半叶“乡愁”歌曲：救亡图存主旋律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东西方文明交会与激荡，新旧思想交替与抗衡，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地，不仅被迫签订多种不平等条约，还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屠害，抗日救亡以及和平解放成为时代的主题。据统计，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到中国建立前夕，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清政府统治时期签订500多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签订300多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签订200多个”⑤。这些条约有的是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后，强迫战败的中国政府签订；有的则是在别国战争之际，乘机要挟不战而获；还有的是通过制造事端或扶持傀儡政权的方式达成。这些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耻辱。此外，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对于国土和主权的蹂躏，使得“国之不国”，人民群众颠沛流离。

杨毓麟在《论奉天发布巡警对待外人规则之损权辱国》认为，国家之所以能够存立，即在于“独立自主权之完全无缺”“不受外来何种高权之干涉”“不许外来何种权力之侵入”⑥。此论是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讨论国家独立的要素，从另外一个层面映射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权的支离破碎。当美好故乡沦陷，“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故土土地广袤，人民安居乐业、风尚淳朴，当这些美好的镜像被打碎后，悲剧由此产生。鲁迅先生对于悲剧的核心要义是强调“有价值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源于人们内心对于外界的一种衡量，因人而异，但目睹故乡之毁灭，触及内心深处对于生命意义、人性善恶和世界秩序的思考，人们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悲痛情感。因此中国早期流行的乡愁歌曲，多以美好故乡的惨痛作为诉说的基准点，试图以悲剧意识来唤醒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因此，20世纪上半叶，历史现实的影响因素占据首位，“乡愁”主题歌曲一般具备鼓舞抗战的激励性质，最耳熟能详的为《流亡三部曲》，由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刘雪庵与江凌作词谱曲的《流亡曲》和《复仇曲》组成。1936年11月，正在西安的张寒晖创作了一首带有乡愁情愫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歌曲聚焦于九一八事变的东北惨状，强调地域指征“东北地区”，从对故乡美好的描述到九一八事变的转折，再到对人民颠沛流离和留恋望乡的悲诉，把同胞有家难回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松花江上》的歌声传遍全国时，卢沟桥事变赫然打响。作曲家刘雪庵与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内委会主任江凌相遇，两位词曲家目睹现状难掩愤慨，因认为《松花江上》情感哀伤难激斗志，于是续作两首歌《流亡曲》和《复仇曲》，在第一首歌曲的基础上注入理性思考和抗日激情的宣扬，称为三部曲。《流亡曲》承接了《松花江上》的感情基调，叙述了受日军迫害的同胞离开故土的悲痛和对家乡的怀念，带有浓郁的乡愁情怀，在曲终由感性的乡愁上升到理性的思考，“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歌曲层层推进，最终集中到“誓死抗争、争取解放”的主题上。如果说《流亡曲》作为三部曲的过渡起承转合，由深沉哀痛逐渐转为慷慨激昂，是人们复仇意识的觉醒，那么第三首歌曲《复仇曲》则是对于反抗和复仇行动的倡导。《复仇曲》创作于武汉，歌曲以“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为呼喊，内涵超出了对故土的朝思暮想和对抗的觉知，激励中华儿女行动起来，救亡图存。

《流亡三部曲》是按照“乡愁—思考—行动”的上升逻辑铺排，情感宣泄直白酣畅，起到了“补史之缺”的历史功用。同时期其他乡愁歌曲则带有哀婉的感伤情调，甚至借鉴古韵表达对故乡的留恋之情。如歌曲《金陵之夜》仿用古典宋词的体例，不仅对仗工整且平仄韵律，还采用“烟雾”“河山”“号角”“归雁”“乡关”“狼烟”“骊歌”等意象，使得歌曲别有一番复古韵味，这些意象与现实的故乡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而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有共同认同基础的文化链接与隐射。埃里希·费罗姆曾提出“普遍性象征”，它“奠基于各种文化中的人们共享的基本的感官和情绪经验……在象征和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⑦，因而，歌词中借助于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构筑对“故乡”的设想且寄托对故乡的哀思，并且将故乡情结转化为强大感召力的民族意识，用激昂的旋律来号召人们投身革命、保家卫国。此类歌曲在抗战时期层出不穷，又如王熙春、陈琦的《思故乡》，这首歌曲慷慨激昂，将乡愁情结与山河破碎的国运糅合，通过用典的方式将思乡之愁绪引至歌颂“不能降，气自壮，不畏斧钺哪怕强梁！英雄流血不流泪！莫作楚囚相对泣彷徨！”的民族气节上，激励人们勿忘国耻家仇，保家卫国。

（二）新中国早期的“乡愁”歌曲：艰苦奋斗与田园诗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家内忧外患且百废待兴。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⑧。发展社会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实现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将其作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途径。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重点转为发挥文艺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通过对家园祖国的歌颂、艰苦奋斗的开荒精神以及宁静优美的田园乡土来表达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从而引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些歌曲融合了时代特色与个人情感，既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变迁的背景，又传达出人们对故土、亲人、童年记忆等永恒主题的深情寄托。“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诸多研究表明：特定的文化表达方式和文化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相联系。音乐文化也不例外。”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为传唱的开荒主题歌曲《南泥湾》便为主要代表作之一。该歌曲创作于抗战时期，它源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南泥湾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在此困境下，党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勇赴延安南泥湾地区开荒。南泥湾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精神力量，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歌词中歌颂“陕北的好江南”，强调的是人为的主动性和有效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构成南泥湾精神的有机整体，成为了颂扬奋斗的经典之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词曲作家们常常借助歌曲叙事来唤醒人们心头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因而，歌唱祖国河山和家乡故土，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创作于1952年的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由美丽其格作词、作曲，胡松华演唱，描绘了内蒙古草原的壮丽景色以及草原人民的生活场景；又如创作于1956年的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歌曲前半部曲调悠扬委婉，“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等句勾勒出三幅祖国大好山河的美丽剪影，后半部副歌情感激越仿如山洪喷涌一泻千里，尽情抒发了对家乡、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自豪感；创作于1958年的乡愁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通过朴实的语言赞美了家乡的美丽景色和淳朴民风，引发听众的乡愁共鸣。总体而言，新中国早期的“乡愁”主题的歌曲，强调文艺的“政治性”功能，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叙事的“个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三）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乡愁”歌曲：离散漂泊与家园追寻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涌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探索。这个时期持续到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前夕，我国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社会由相对静态逐渐演变为人员、物质、资本、技术和信息等快速流动的动态社会，促进了国家、地区之间的资源交换和高效配置，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进入新世纪后，网络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又呈现新的特点，因此，本文将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作为一个社会阶段进行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00年的99215多亿元，在22年间增长了超27倍。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乡迁移成为普遍现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向城市和工业中心转移，从1985年的4000万人扩大至2000年的10229万人，城市化人口的增长造就了高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然超过36%。由于资源条件、生产能力和市场供需的地域性差异，商品和服务在各省之间形成了广泛的流动。因此，这一阶段迁徙的年轻人“走异路，逃异地”，备受家室之累、生计之辛的牵绊。除此之外，对故乡的回望还有更加深层的情感因素。关于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段义孚提出“恋地情结”的概念：“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以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⑩人类天生就有对故乡风物的依恋，特别是远离故土漂泊无依之时，潜藏在内城深处的“地方认同”“地方感”便会以乡愁的形式表现出来。漂泊感是解答这一时期深厚“乡愁情结”的关键词。

这一阶段的乡愁歌曲更多地承载了离散漂泊者对远方故乡、家中亲人以及故土风物的深深思念，多半带有“牧歌”田园式的美好想象，映射人们心底对于远去的故乡的印象。如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歌词以桃花盛开的家乡为线索，采用诸多意境，绘制出传统农耕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讲述了漂泊在外的主人公对远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怀念，成为一代歌曲之经典。表现强烈的思乡情感的歌曲还有《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它的曲调舒缓优美，歌词中“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等描述，仿佛一个在外的游子望月回忆南方水乡独特的美景，多少年来，此曲以其悠远的旋律和深沉的乡愁情怀，一直深受人们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