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勘误的意义之外

对《野草》中的《这样的战士》一文，鲁迅自己在《野草》的序言中说“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柳冬妩首先为读者铺设的悬念以及他首先要解决的，即这里的“文人学士”和“军阀”的身份归属问题。随着逐步地剖析鲁迅留下的序言疑云，柳冬妩不仅借由巨量文学史迹（包括《野草》时期的北京地区刊物所刊文章、各路京畿文人的文字记录等）力图准确地锁定这些“军阀”和“文人学士”，还怀着一颗公允之心在先入为主的潮流下还原了一众文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真实影像。我所要有感而发的，很大一部分正是柳冬妩这种严谨得有些“慈悲”的治学态度。

要了解提供帮助的“文人学士”们是谁，我们就要先追问这里的“军阀”是谁。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林立，直系奉系各系混战不止，不停地演绎“一方壮大，其他势力联合打压”的重复剧情，于是人民在军阀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做了不安的牺牲品。总体来看，我们的态度和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文人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阻止军阀混战以维系百姓民生是当时的第一要务——军阀的角色是可憎可怖的。那么这些帮助军阀的文人学士看起来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光明的形象了。

对于这些可能存在的误解，柳冬妩援引大量史实证明了，这里的军阀极可能指的是当时的国民军，并非名存实亡的段祺瑞的皖系军阀，也并非段祺瑞背后掌握生杀大权的奉系军阀，所以这里的“文人学士们”，很大可能就是跻身国民军战斗行列的韦素园、李大钊、曹靖华、王希礼等人。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帮助呢？我们可以想到，力量疲弱的文人们以及人民，即使明晰军阀战争的残忍与恐怖，也只能寄望于最有改造潜力的一股军阀势力，帮助其壮大以结束外患威胁下的国家内部割据，这种来自“瘦弱文人”的革命牺牲，是英勇的“投枪”，也是从民生大计上出发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样的战士》原文：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对于文人学士的身份，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错误的判断，这和鲁迅也有一定的关系。李何林等《野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文人学士”，是指“封建复古派”和《现代评论》周刊一方的文人们，给《现代评论》扣上了“当时军阀走狗文人学士”的沉重帽子。柳冬妩在文中点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曾有不少的观点分歧，但都只限于学术层面，并不扩大到政治的本质层面上。也就是说，现代评论派和鲁迅一样，在针砭军阀乱象和段祺瑞政府的罪行上是同等地不遗余力，在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知方面是不并肩的“战友”。以我的微见，鲁迅形象的光明伟岸，似乎在思想深处已经给我们学生立起了不可忤逆的路牌，我对《现代评论》的理智认知已经被他们之间的论战先入为主地腐蚀了，在对历史细节没有进行足够幽微的洞察时，已然悄悄地认为《现代评论》徒有“现代”之名，行的则是“封建”的走狗勾当。当然，这并不是鲁迅本人的错误，也不是片面教育下学生的错误。柳冬妩及时地在行文中体察到了这一点，不吝篇幅地勘误这些学术差忒，呈现了《现代评论》完整、立体的文化实体形象，也在侧面消弭了鲁迅的一点“神性”，这对于无论是学习鲁迅本人，还是他周围的各个文学现象，都是大有裨益的。

作为“封建复古派”的章士钊，身上同样也有被学术界误解为“文人学士”的现象。章士钊当时还是段祺瑞手下的教育总长，和鲁迅因女师大复校风潮结下了恩怨，这一历史公案对他的负面影响持续到今天。但是回顾历史材料，无论是当时革命队伍两次烧毁章士钊住宅，还是他在其主办的《甲寅》周刊中提倡调和立国、质疑军阀的存在意义，都隐隐地提醒我他也是一个动荡政局倾轧下的无奈读书人。我们或许必须承认革命行为的正当性，但在呐喊的闲隙是否也要思考毁人宅院的正当性呢？在段祺瑞政府的控制下，他仍然诚实记录军阀争斗时局，呼吁“赫赫军阀，可以醒矣”，其对军阀的认知和鲁迅一定程度上也是不谋而合的。另外，章士钊的好友林长民从军辅助郭松龄反奉，在他看来两人已经是政治理解不合，但他认为：两人意见，在政坛为冰炭，而其情谊，在社交为水乳者，当世文明国，不乏其例。在冰冷的动荡政局中，所谓“军阀的文人走狗”行文间流溢出的人文温度，是否已经被那些极左的喋喋不休抹杀了呢？

不管是现代史界还是这些学术界，对于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走狗”控诉，在核心上就已经和柳冬妩的理解大相径庭了。柳认为“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是一种对国家力量团结的促进，文人学士在这里是正义形象；而上述控诉则反映，一些学者眼中，“文人学士”意指助长军阀气焰的文人败类，自然也就会把目光放到口碑欠佳的章陈等人身上。柳冬妩告诉我们，对鲁迅此言理解的谬误，会直接导致对《这样的战士》鉴赏的偏差，瞄准鲁迅有感而作的来源，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鲁迅对文人、军阀、政客各方关系的理解，把握《野草》的文学意义。此外，在我看来很重要的是，在分析时保持一种治学的冷静，柳冬妩不厌其烦地冷静铺陈史料，让我们也能窥见那些阴影里的人藏有辉耀的一面，使得这篇长篇随笔，既有骨骼上的严谨和峭直，也有经络里的刚正和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