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忽略的精神侧影

1907年，26岁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发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从那以后，关于“精神界战士”的呼唤与寻找成为贯彻他一生的思想实践和精神追求。

一百多年后，柳冬妩长篇随笔《这样的战士：〈野草〉时期的鲁迅、军阀与“文人学士们”》（上、下），无疑是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发现和阐释，通过别具一格的视角和对外敞开的文本，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被忽略的精神侧影。

如果把鲁迅比作一座山，后面的作家都被这座最高的山影所遮盖。这意味着，鲁迅是阐释不尽的，这正是后人不断重读的深层缘故。近年来，研究鲁迅不再神化，他走下神坛，回到人间，变得可触可感与人切近，但过于平民化或烟火气就会陷入另一个极端，遮蔽他的“战斗”锋芒。柳冬妩以“这样的战士”为切入点，围绕《野草》时期鲁迅与军阀、文人学士的社会来往，再现“退到绝境的战士”的心路历程。军阀混乱的时代，文人志士怀揣理想改变社会却处处受阻和碰壁，无法直接参与战斗，鲁迅批评他们的无力与妥协，又怀有同情之心，他和他的《野草》正是黑暗社会和奴性本质的一面镜子。鲁迅在送给瞿秋白的一副联语中写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怀”是他的精神立场，也是与文人志士同战斗的愿景。

审视《这样的战士》的创作背景：1925年10月，鲁迅完成短篇小说《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是新旧文化撞击背景下的失败者，“殳”象征孔武有力，与“枣树”“死火”都指向战士的姿态。魏连殳空有抱负却无法杀敌，至死都是倔强与冷笑，不肯屈服于现实，成为悲剧的战士形象典型代表。两个月后，1925年12月，他创作了《这样的战士》。当时，北洋军阀用暴力镇压革命人民，同时指使一些文人对抗进步和革新，引诱青年脱离革命斗争。鲁迅深陷女师大风潮，支持女师大学生反抗杨荫榆治校与复古思想斗争，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参与战斗，也是多次“碰壁”后认清现实之矛，从而越来越多的转向杂文写作。抑或说，杂文可视为“战士”手中的“另一种匕首”，切实、锋利、灵活应战，与革命者浑然一体。

柳冬妩将鲁迅“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作为进入历史现场的确据，深入剖析《这样的战士》复杂交织又彼此互文的精神关系，从“文人学士们”是谁，“军阀”是谁，军阀势力与女师大风潮，对各类军阀与段祺瑞政府的抨击，陈西滢、章士钊是否“帮助军阀”，以及鲁迅周围的文人与郭松龄反奉事件、“帮助军阀”的“文人学士们”，北京大学俄文系、《民报副刊》及埃顿白格散文诗《一幕》等，梳理严谨而缜密，内容丰盈而诗情，既有学术层面的“剖析技巧”，也蕴含文学层面的审美精神，为“这样的战士”打开一扇开阔的精神视窗，在反叛、顽韧、战斗到底之外，看到一个伟大文学斗士的精神影像。

“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是战士就要面临流血牺牲，他强调的是能够“有所用其力”，贴身肉搏的“匕首”与落在文学上的反叛异曲同工。而军阀与“文人志士们”，无疑提供了第三者视角，加剧了战斗的迫切性和复杂性——是军阀们帮助了文人志士，还是文人志士帮助了军阀？作者在抽丝剥茧中探索与追问。面对名目繁多的“旗帜”“外套”“好名称”，“深沉的韧性的战斗”成为唯一的选择。

不得不说，《野草》里的散文诗既有哲学寓言，也有抒情文章，很多作品处于“箭正离弦”的精神层面，艰涩难懂，存在思想的跳跃与不确定性，所以，理解鲁迅与军阀、文人学士有了多重讨论空间。柳冬妩通过史料和文本的双重推理，让我们认识到，军阀不是确指段祺瑞、冯玉祥、郭松龄等某个人，而是一群人。同样的，帮助“军阀”的“文人学士们”，也不是指向章士钊、陈西滢等具体的人。所谓“帮助”，是精神的讨伐与批判，使其找回清醒与斗志。正如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道：“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卖国大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

难能可贵的是，柳冬妩的文本敞开性与互文性，用摇曳的哲思和扎实的功底织出一幅错综复杂又斑斓多姿的人文长卷，杂糅溢出《野草》之外的精神风景、文学报刊之内的思想碎片，譬如，《民报副刊》及埃顿白格散文诗《一幕》、高长虹叙述中的“《民副》事件”、《民报副刊》广告与陈西滢、高长虹对鲁迅的挖苦、陈友仁被捕与《民报副刊》停办、《民报副刊》发表的作品等，还有，诗人Polevoy、梭罗古勃、伊发尔、特列捷阔夫，翻译家王希礼、胡敩、赵诚之……

这些看似极为陌生又毫无关系的“文本”，实际上是从更深层次重新定义和理解“这样的战士”——506字作品中，五次出现“他举起了投枪”，一次又一次刺向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黑夜”，也从侧面折射出鲁迅持续战斗的精神光芒和灵魂质地，穿越历史隧道，在今天依然泛着灼目的光，这也是伟大斗士永恒的精神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