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冬妩颠覆性解析《这样的战士》，看文学“脸谱化”现象的扭转

我原本以为自己是看不进去如此专业的学术论文的——连载于《作品》2024年第5期和第6期的长篇随笔《这样的战士：〈野草〉时期的鲁迅、军阀与“文人学士们”》。

而实际上却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尽管确实看得懵懵懂懂、一知半解，但我头脑中的一个兴奋点，竟然自始至终都被触动着。

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及其英文译本的序言，对于读者来说，复杂难解的程度可能不亚于李商隐那些朦胧晦涩的《无题》诗，尤其是《这样的战士》这一首。

以往的研究者们，通常都将序言中的“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这一句的主基调，理解为批判和怒斥，矛头所指的“军阀”是段祺瑞，“文人学士们”则是以陈西滢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和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

原因听起来也很合理：因为陈西滢和章士钊都是鲁迅的“死敌”，曾与鲁迅互相明争暗斗或唇枪舌剑，大有水火不容之势。

然而，我们能否仅仅凭借这个理由，就得出上述结论呢？柳冬妩的答案是否定的。

他在自己的这篇随笔中，以大量的翔实资料和缜密的全面解析，不但论证了此“军阀”非彼“军阀”、此“文人学士们”非彼“文人学士们”，更是彻底颠覆了《这样的战士》的感情色彩。

这已经不单纯是文学和学术的问题了，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了关于“认识论”的哲学问题上。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资深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归根结底还是对人——作者及其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所影射的真实对象——的认识。因此，这篇随笔所反映的深层本质，是文学“脸谱化”现象的扭转。

何谓“脸谱化”？就是以千篇一律的标准，首先将一个人简单粗暴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再带着强烈的主观倾向去看待他的一切：好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是对的，完美无缺，甚至所有的好事、好话都必须由他们去做、去说；坏人则一定都是错的，一无是处，所有的坏事、坏话也必须都出自他们之手、之口。

陈西滢曾在《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现象：“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眼里只有好坏之分、敌我之别。而柳冬妩引用了这段原文，也表明了自己对此的赞同。

在我们人类社会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时，这种认识方式及其所引导的行为方式，确实可以对人们形成保护。因为安全感只能来源于“拉帮结派”式的归属感，而“单线条”的思维，显然是更容易快速赢得稳定的归属感的。

及至鲁迅、陈西滢所处的近现代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尽管“帮派”仍然林立，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先进的人，开始用“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认识自己和他人，进而解读文学，朝着摆脱“脸谱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但有些讽刺的是，陈西滢自身明明是一个拥有着明确是非观的人，却偏偏因为在一部分问题上与鲁迅对立，而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全盘否定，就连原本可能与他完全无关的，也被强加到了他身上。

再到今天，我认为每个人都像是一个魔方，都有多个真实的面。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喜欢或者不喜欢它某一面的颜色，就一叶障目地将其他的面也都想象成同一种颜色。

“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的理念，已成为当今的常识与风尚。而柳冬妩对于《这样的战士》的颠覆性解析，恰恰是这一常识和风尚在文学界的体现——

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也有着抨击军阀的一面；章士钊及“封建复古派”，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那么，“军阀”和“文人学士们”究竟都是谁呢？前者是出身于军阀但具有着相对的正义性的“国民军”；后者则是贯穿于柳冬妩随笔始终的、曾短暂地在国民军内担任俄语翻译的韦素园等一批文学青年。

如此一来，当年鲁迅先生真正的立场和态度也就呼之欲出了：原来他是在通过《这样的战士》，来热情歌颂并大力支持韦素园等文学青年的爱国之举。

所有的全新结论，都俨然是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以往曾经长期流行的“文学脸谱化”的现象，今后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步，得到更加根本性的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