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作品》的故事（散文）

1. 小镇文学青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狂热，几乎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信仰，为了追求文学而敢与种种世俗准则对抗。我就是那个年代标准的“小镇文学青年”：因为迷恋写作，我的中考一塌糊涂，干脆就不再升学，走入社会。后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被破格招录到乡政府做了一名临时工，再经过各种机缘，转为“正式工”。我的成长、就业模式，与那个年代不少“写作人才”是相似的，人生诸事，败也“文学”，成也“文学”，说来阴差阳错。

我们蕉岭县是粤东北的边区小县，与闽西的上杭、武平一山之隔。虽然是个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却是个“文学大县”，业余作者遍布各个机关单位、乡镇厂矿，农村作者也不少，老中青三代，蔚为大观。我还在读初一的时候，就知道学校几位老师和村里好些乡亲都在县里的刊物发表过文章，感觉太了不起了，也有意识地接触他们，试图从他们身上学到秘诀，梦想自己的文章也能像他们一样变成铅字，印在县里的刊物上。后来接触“发表过文章”的人多了，神秘感渐渐消失，也逐渐懂得了“变成铅字”与真正的文学追求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当时我们县的文学生态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以县文化馆不定期的文艺刊物为中心，每个县的文化馆都有一年一度的群文创作任务，因此形成一个写作群体，也就是通常说的“业余作者”。平时大家集中火力，向县里的刊物投稿，等待新一期刊物下厂付印。配合文化馆的年度评奖任务，大家分头写山歌曲艺、戏剧小品，整理民间故事等，参加一级一级选拔上送的群文创作评比。除此之外，大部分业余作者的日常写作模式是这样的：写一些本单位的工作新闻或一些社会新闻，然后写生活随笔、社会杂谈，也有几位文友写“微型小说”（就是现在的小小说、闪小说），向梅州市的机关报《梅江报》（后改为《嘉应日报》《梅州日报》）副刊投稿，更多的是投向各类行业报，如广东省的《人口观察报》《交通安全报》等等，为了上这些报纸，必须投其所好，赞美计划生育，赞美修路工人，总之得题材吻合。记得我看到有文友在《广东邮电报》发表了文章，也挖空心思虚构了一个话务员的形象，写成一篇咏赞散文投过去，很快就刊登了。平常大家玩的像极了一个投稿游戏，看到哪个文友在某家报纸发了文章，或者哪家报纸稿费还不错，大家都向那里投，税务报、水利报、电力报、食品报等等，也挺好玩的。每年年终时，文化馆的老师会争取一点经费，给积极作者发放奖励，花名册上登记的发表报刊可谓是五花八门。

我们县文化馆分管创作的徐放老师很开明，他不管这些报纸是不是纯文艺的，总之发表了就按国家、省、市分级奖励，他能够理解山区业余作者的不易，客观看待地域局限带来的各种短板。徐放老师自己很少写这些“报屁股”，他给大报，像《广东农民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文艺副刊和《故事会》《天南》《珠江》这样的刊物投稿。记得他在上海《故事会》发表一篇故事，收到稿费一百零五元，购买了一辆斜杠女式凤凰单车。徐放老师用稿费买了一辆单车，这在业余作者群里轰动一时，但是，如此巨大的激励，也没能让更多人跟着在《故事会》发表一篇故事，这也正好说明，要扎扎实实写个大稿子，发上好一点的刊物，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后来，有新作者在《故事会》发稿，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2. 与《作品》结缘

我的幸运在于，得益于大家族里有几位爱好读书的长辈，很早就接触到了《小说选刊》《作品》《广州文艺》这些刊物，阅读、写作的意识很快就得以校正，对自己提出了有要求的方向。有了工资收入后，我订阅了《诗刊》《作品》《诗歌报》等纯文学刊物，日常的阅读也开始转向“大部头”，转向外国文学名著。随着阅读视野的打开，我的文学活动半径也拓展到外县，到梅州市里，结识了一些后来对我产生深度影响的文朋诗友。当然，也不再停留于绞尽脑汁给交通报、计划生育报写稿，开始向纯文学刊物投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当时的先锋诗，读写方向也以诗歌为主。向纯文学刊物投稿，是一种极度的煎熬，命中率实在是太低，甚至大比例的石沉大海。回想起来，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有一些弯路似乎注定要走的。

《作品》杂志已成为我的主要阅读刊物，也是基层作者所向往的“省刊”，我把一期期刊物保存得好好的，有些作品看过之后，还要写下阅读心得。我应该是从1988年开始向《作品》投稿的，“广州市文德路75号”，这个地址太熟悉了。开始投的是诗歌，其实诗歌编辑是老诗人西彤。我每次投稿都是把十几首新作誊抄得工工整整，信封写上“邮资整付”，免贴邮票，收件人是西彤老师。西彤老师开始偶尔回一封信，类似“来稿收悉，经研究不适合刊用，退回另处”。我们习惯了退稿，自然也没什么失望可言。肯定是投稿太过于频密吧，西彤老师慢慢也不写退稿信了。

令我意外的是，大约1989年9、10月的样子，西彤老师给我来了一封信，通知将在第12期选用一组诗歌。这让我高兴万分，翘首盼望，期待早日看到发表自己诗作的《作品》。

我所在的北磜乡，是蕉岭县最偏远的乡镇，每天下午最后一班从县城发出的客车，会把县邮局分发的报纸、邮件捎进来，乡邮电所的职工阿宏伯或秋影哥，到时间会在圩镇桥头上落点等车，司机把两个白色帆布邮袋从车厢机头盖上推下来，交给他们。圩镇就是条扁担一般长的街道，邮电所在当头，乡政府在尾巴，在乡政府工作三年多，可以说，每天里除了邮电职工，痴痴等候邮车的就算是我了。如果没有下乡或外出开会，客车到站时间，我会走到邮电所，站在柜台外，看着他们把邮件倒出，解开捆绑的绳子，信件摊了一桌子，然后“咚咚咚”盖上邮戳。这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阿宏伯和秋影哥完成全部工序，哪怕你看到了自己的信件，也不可能伸手先抽出来，那会遭到专业的责怪。我总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待当天的报纸，看看有没采用稿件，然后就是等待外面的来信，报社的、杂志社的，文朋诗友的，通知用稿的自是很稀罕，而厚厚的退稿信却是常态。那时我们的投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写作、誊抄、邮寄，成为一种停不下来的惯性劳作，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收稿、编稿、退稿，形成了一个大家都不计较时间成本的循环。我们这些山区乡镇干部的日常其实是很枯燥、单调的，工作之余，除了喝酒打牌，没有任何娱乐，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稍微自律一点，大量的时间可用于看书，然后就是乐此不疲地投稿。县里十天半月有个会议，我会借开会之机，溜去县城找文友们小聚，聊天喝酒。

终于，在等待中收到了姗姗来迟的1989年第12期《作品》杂志，打开一看，果然选用了我的四首诗歌，以《关于人生》为题，集合成组诗，显然，这是西彤老师从我的一打一打投稿中挑选出来的，作为当期诗歌栏目的头题发表。现在看来，这组诗歌有点幼稚好笑，但与主流的传统诗风相比，又有点儿新意思，出现了“记忆是一段有文字的空白”这样的空灵、跳跃的句子。作为老诗人，西彤老师能看上，是对年轻人的包容与提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却没敢怎么声张，过于张扬了，在小县城的文艺圈里，难免有炫耀之嫌。我在剪报册上特意注明，这组诗歌的稿费是四十七元，是我当时工资的一半。后来，偶然与县里一位年长的画家坐下来聊天，他主动对我说，你是“文革”之后，我们县的作者第一次在《作品》发表作品，太难得了！虽然没有特意声张，但还是有人关注，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小小的满足。

随着陆续发表一些作品，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开始转向写短篇小说，但基本处于摸索状态，可交流的人少，都是自己胡乱投稿。直至1991年5月，我的短篇小说《猎人和狗》在《作品》发表，感觉瞎摸索的方向被认可，信心“爆棚”。

这篇小说的发表，有点小曲折。小说是一年前写好的，我最初投给了《作品》，一位编辑给我退了稿，提了一些意见，我后来进行了几次的修改，但是没有再投回那位编辑，而是交给了我刚加入的梅州市流萤文学社社长陈冠强老大哥，后来编印在文学社的油印刊物《流萤》上。那时候“四通打字”刚成时髦，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油印装订，遗憾的是油墨不均，字体不清晰，有些字缺胳膊少腿的，但是，毕竟是一本自己的刊物，令我们爱不释手。

1991年元旦后，梅州市举办为期三天的文学笔会，请来了广州的几位作家编辑，全市各县二三十个业余作者参加，集中在江南酒店住宿、上课。《花城》杂志的老主编李士非先生也来了，笔会第一天晚饭后，我和老友游子衿去房间拜访他，我顺便带去了一本《流萤》。李士非先生对我们的来访很欢迎，谈兴很高，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翻看《流萤》，详细问我文学社的情况，小说有没有对外投稿等等。我告诉他，小说曾经投给《作品》，后来退稿了。第二天上午安排的是李士非老师主讲，没想到，他用很长的篇幅，赞扬我的《猎人和狗》，讲述他阅后的惊喜，“没想到一个山区的小作者，写得这么好”，他把小说的故事复述了一遍，对其中的细节讲得清清楚楚。老人家也毫无遮拦，直言说这篇小说曾经投稿给《作品》，被编辑退稿了。让我有点尴尬的是，当初给我退稿的小说编辑，这次也来了，就坐在会场上。尽管我们还没有“相认”，她也未必能想起是经过她手审读退稿的，但是，我却感到浑身火辣辣的。这篇小说初投稿时肯定是粗糙的，与发表的要求有差距，李士非先生所看到的，是经过退稿后多次修改，大为改观了的。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抱怨“被退稿”的意思。李士非老师爱才心切，这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一番赞美，令我大为感动、鼓舞。笔会后不多久，陈冠强老大哥告诉我，《作品》的“文学社团作品选”栏目，大概率会选发我们俩在《流萤》上的小说。果真，《猎人和狗》在5月号发表。为了写此文，我特意翻出泛黄的样刊，看到“作者简介”——“郭海鸿，十九岁，梅州《流萤》文学社成员，从蕉岭山里飞出的雏鹰，曾在《作品》《华夏诗报》《广东农民报》等报刊发表过诗作”，不觉有点“穿越”回当年的感觉。那时的《作品》，刚由大16开改为32开的小开本，拿在手上，显得很精致、特别。

因为这次笔会，我和李士非老师有了好几年的通信，书来信往里，他乐意跟我这个文学小友交流外出旅行的见闻，寄赠新书，也曾把我的小说新作推荐给别的刊物发表。遗憾的是，后来我到了深圳，各方面都不太稳定，与李老师的联系渐渐少了，珍藏的信札也不慎丢失。

3. 走进文德路75号

话说回到1991年，小说处女作在《作品》发表，紧接着一个学习机会，让我走进“文德路75号”，这个投稿时写过无数遍的地址。

那年秋季，广东文学讲习所（广东作家协会内设机构）举办第二期青年作家班，为期三个月的脱产学习。也许是连续在《作品》发表作品的缘故，我们县文联收到省作协的开班通知后，把名额给了我。秘书长彭文镇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才打电话告诉我。对我们这些山区文学青年而言，任何“到外面去”的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能去广州学习，我当然高兴不已。其实，我奶奶已到广州伯父家生活多年，如果能去广州呆上三个月，有机会见见奶奶，那是何其难得的事情。但是，一去三个月，如何才能向单位请到长假？这让我犯起愁来。

乡镇干部是个“万金油”，闲的时候放羊，忙起来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逮住你干活，管你是什么部门、什么岗位。何况去外地参加文学培训，完全算不上业务学习，我知道大概率不会得到支持。县文联是推荐单位，承担了学杂费，彭叔亲自去邮局把款汇出去了，可我这边请假的事一波三折。乡长看了我递交的通知，算是答应了，书记却不支持，跟我分析“没必要去”的种种理由。我铁了心要去，哪里听得进去。离开学日期越来越近，文联领导一面协调，我一面厚着脸皮跟书记游说，直到临出发前三天，书记终于松口答应准假。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哪怕扣工资受处分也在所不惜，一定会成行。

文德路75号，一座十层高的小楼，那是当年广东省作协所在地，无疑也是广东文学的“圣地”，多年以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地址，给《作品》杂志投稿的，如今要在这里住上几个月，听课学习，莫不是一件幸事。

我们住在一楼后院的地下室，上课在十楼的会议室，《作品》编辑部在7楼，开学之初，我想过无数次，是否要到编辑部去拜访拜访编辑老师？但是又犹豫不决，因为拿不定主意，到底拜访哪个？总觉得有点冒昧。每天电梯上上下下，总未去成。大概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班上临时叫上七八个同学到《作品》编辑部参观。记得，在编辑部遇上了西彤老师，他似乎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好像要移居香港。相隔编发我的诗歌已经两年，我以为他肯定记不起来了，便自报了家门，没想他还有印象，我们在接待室的黄色沙发上坐了一会。对我来广州学习，西彤老师表示高兴，希望我坚持写下去，也含蓄地指出我的诗歌写作态度“不够踏实”。匆忙之间，我就随大队人马告辞了，总算完成了一次作者对编辑部的拜访。在以后的日子里，偶然一些场合，遇有人聊起《作品》编辑部，我也算是有了点谈资，说上几句，什么时候去过，见过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