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记
作者: 江子
我怀疑女儿的眼睛里长了一层翳。因为我发现她看人和物时,远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活泛,而是充满了成年人的忧心忡忡。
进入9月,女儿发生了许多变化。她不再读小说,不再动不动就摆出一副与我讨论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作品的架势。她也不再看电影,虽然过去她是一名资深影迷。她不再要求出门旅行、去书店购书、去艺术中心欣赏音乐剧,不再故意饶舌、做鬼脸,五音不全地唱摇滚乐……她把自己捆绑在学校与家之间行走只需10分钟的路上。她把自己钉在家里的书桌前。她总是陷入沉默,唯有笔在手指间转动不已。
我试图与她攀谈。她的头从试卷上抬起来,可是从她茫然的眼睛里,我看不到我。
我知道那层翳的来历,也知道它的名字叫高考。
大年初一,本该是阖家欢聚的时刻,我却驾着车在路上狂奔。
腊月二十八,女儿的外公过七十大寿。我们从南昌回到了老家。女儿无疑懂得为外公祝寿的重要性,可是过于热闹的屋子,没有一寸安静的地方。
第二日,我们回到了她的爷爷奶奶家。为了让她能安静学习,我给她安排了一个楼上的房间。
她满脸悲愤地走下楼,说她一页书都读不下去。“从昨天到今天,都浪费两天时间了,这怎么可以!你知道两天可以做多少卷子吗?年是每年都要过的,可是人一生可能只有一次高考!回南昌吧,求你了,爸!”
费尽了口舌,我才把女儿劝住。就这样到了大年三十,鞭炮声中,她明明是愁怨的,却还要对长辈强颜欢笑。
大年初一,我们草草向亲戚们拜完年,我就匆匆发动了汽车引擎。
每晚9点,我和妻子会守在一盏离家不远的明晃晃的路灯下。路灯的后面,是一个车辆众多、灯光昏暗的十字路口。路灯的前面,是一处繁忙的地铁口工地。女儿每天下晚自习后,都要穿过这么复杂的路。
我们也愿意以这样的方式,陪伴着不远处的女儿。她在那个灯火通明的青春城堡里挑灯夜战,我们则以这样的守候,来分担她的苦。
清明,我独自回老家祭祖,站在菩萨像前——那是老家天玉山上寺庙里的菩萨像。
我是个无神论者,从没有跪过任何一尊佛像。可我的女儿正值人生大考之际,在菩萨像面前,我忍不住心里念着:菩萨呀,请保佑我的女儿考上理想的大学。
每天晚上,妻子都要打开电脑,与女儿同班同学的家长相会在QQ群。在群里,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上“爸爸”或“妈妈”,就是他们的称呼。即使在一起开过家长会,除了少数家长,我们很难将他们的脸与称呼对上。可每到晚上,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相聚在群里,老朋友一样郑重其事地讨论与高考有关的话题。高考,让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了患难与共的亲人。
我们很早就关掉了电视,虽然妻子是韩剧的狂热粉丝。我们打开电脑,但把声音掐死在喇叭里。我们把手机调到振动模式,一有来电就迅速躲到卫生间小声接听。我们甚至尽量减少在家中走动,深感灯光下自己的影子都显得多余。
我们的饭桌上,轮流出现的是女儿喜欢吃的红烧牛肉、啤酒鸭、清蒸鱼、山药排骨汤和时鲜。茶几上,摆满了苹果、梨、猕猴桃、哈密瓜等水果。储藏柜和冰箱里,奶粉、酸奶、蜂蜜等食品塞得满满当当。
夜色已深。我捧着热好的牛奶,看着女儿喝下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躺在床上,直到看到女儿房间的灯光熄灭,我们才放心地睡去。
这天,妻子穿上了旗袍,戴上了红珊瑚项链。女儿则穿着休闲的夏装,在她妈妈面前仿佛是个跟班。其实今天的主角是女儿,因为她要奔赴高考考场。妻子的打扮,是尊崇人们口耳相传的高考服饰美学,旗袍和红珊瑚,取“旗开得胜”“红运当头”的寓意。
女儿高考一结束,我就出差了。在路上,我不断收到妻子的短信。她说女儿上午去学校估分了,回来后脸色不好;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她叫也不回应;女儿刚刚打开房门告诉她,这次可能考砸了,算了算分数,在600~610分之间,凭这样的成绩,能上什么好大学?这辈子完了……
女儿的状态越来越糟糕。妻子说:“晚上你劝劝她,好不好?”
好不容易挨到了天黑。我打开微信,女儿在视频里望着我。她咬着嘴唇,眼睛里噙着泪,那层翳依然清晰可见。她干脆放肆地哭起来,近乎号啕。她说:“爸,怎么办?我考砸了。我不甘心!我想好了,我要去复读,一年后我再考!”
我对她进行了艰难的劝慰。有一小段时间她没哭,似乎在听我说话。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号啕大哭起来。
到了高考成绩出来的日子。妻子上班去了。我向单位请了半天假,陪着女儿。
查询成绩的时间还没到,可我忍不住一次次把女儿的准考证号输入,一次次刷新网页。终于在9点多,网页显示了女儿的分数信息:648分,名列全省第842名。
我试了试自己的嗓音,努力找到那个正常的音域,用精心调试出来的声音叫她。
她来到我的卧室,故作镇定,凑近电脑。她看到了她的名字、准考证号、分数、全省排名。毫无疑问,是她的估分错得太离谱了。
我突然听到一声尖叫。她的内心积压了太多的委屈、担心、无措,此刻唯有尖叫才能释放。
我的泪水也忍不住了。我和女儿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两个受难得救的人。
(甘 露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回乡记》一书,王 青图)